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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Upon what is faith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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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What is the test of a civilization based on liberty? How is this true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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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Why is the crucial matter in civilization prepar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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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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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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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约束》，作者阿伯特·劳伦斯· 洛维尔，载于1916年7月《耶鲁评论》第五卷，741页。后收入莫里斯·加兰·富尔顿编辑的《民族理想与问题》，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18年出版，269—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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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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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特·劳伦斯·洛维尔（1856—1943），美国教育家，1909—1933年间任哈佛大学校长，是政府科学领域的杰出权威，一生在该领域著述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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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自由与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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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身处一场大战的弥漫硝烟中，对峙双方互相谴责，互不引咎。然而，双方又秉持着相同的理由，将战争推向更残酷的局面——双方均认为自己在捍卫自身文明的基本原则，使其免于被摧毁。一方宣称，为人类自由而战；另一方宣称，为基于效率、靠纪律约束维持的社会体系而战。当然，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度。无人认同人人纵其所欲，这种纵欲有时甚至会伤及毗邻或危及集体；另一方面，也无一国限制个人行动的全部自由。然而，尽管不同之处仅在于程度与侧重，差别依然存在。美利坚人民对个人自由原则的维护始终不渝，比任何国家都执行得更彻底。因此，比较前述两种原则并非无用之举，因为我们能够由此认识两者的相对优势，认清实现有限自由的条件与无限自由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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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美国人更为熟知的是纪律约束的实际益处，而非它的理论意义。任何一个管理工厂、银行、铁路、船舶、军队或运动队的人，若本着让每位员工或成员都恣意而为的原则行事，所面临的将是骤然的悲痛与无情的嘲笑。我们都知道，只有齐心协力才能事有所成，即简称为团队协作；而只有当每个人的工作实质及其完成工作的方式都顾及整体利益，才能各司其职，最后实现整体效果，以致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最高效率源于几乎完美的团队协作，所以个体行为服从整体行动是最为重要的，由此才能最大程度上达到行动的和谐统一，避免产生摩擦与浪费。众所周知，和谐运作并非自然产生，人们适应团队也并非自然而然。他们不会像专家那样，理解其个体工作与整体计划的和谐关系，即使他们对从事的工作已深知熟虑，也会高估自己发挥的作用，对产生结果的最佳方案持有异议。每个人都想做指挥者，正如阿蒂默斯·沃德所说，为了消除嫉妒，应立即将全团的人都升为旅长。他一语道破人类本性的弱点。他无须解释这句笑话，任何人都明白，全兵皆官是荒诞无稽的。但若无人指挥，便会演变成人人指挥的局面。如果需要某一协同合作的方案，就需要有人制定计划；如需要个人的作用服从整体方案，就需要有人指挥个体协同一致。此外，指挥者还需指挥方法，以生实效。这就靠约束的力量，迫使不听命者服从整体方案，否则清其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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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约束维系的齐心协力原则可运用到任何追求具体目标、期冀最高效率的人类群体中，无论是商业生意、慈善事业，还是整个国家。这一原则至关重要，无法视而不见，但并非不灭真理。我们姑且不论它是否带来最大程度的幸福感，现在仅探讨效率问题。即使以该角度审视，仍有未考虑周到的因素，因为人类并非机器。这一原则确实适用于通过协作而实现具体目标，如修建铁路、创造财富、赢得战场或运动场上的胜利，然而，人终归是人。人类文明的进程过于复杂，并非具体目标所能包括，也并非全靠协同一致的目标所能实现。至此，自由的优势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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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伟大的自然探索者及时代馈赠者之一，巴斯德，曾说过自由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能使每个人都倾尽全力。在法国古代君主制下，人们几乎生来就是商人和专职工作者，而很多职位都将大多数的人排除在外。军官职位通常是给贵族保留的。法官职位是买来的，而事实上大多是继承的。许多高级职位亦是如此。法国大革命推翻了这一体系，拿破仑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真正原则在于将所有职业面向有识之士开放；与其说是平等不如说是机会自由。在任何一个具有强制力或约束力的体系中，一个人会受限于不适合其才能的职务而无法人尽其才。复杂的现代文明中，机会变化无穷、难以预料，并非一成不变。若是严守邮局的操作规则，则不会发明出电报。电报的最佳组织管理也不会发明出电话，而电话线路的复杂系统与交换台是不会带来无线设施的。对知识、工艺及舒适生活的最大贡献是无法预见的，经常是意想不到的。这些事物的出现，所需要的不仅是以约束力为继的高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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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与当前所论更接近的是，坚信自由原则的人断言，相较于长久在他人指挥下行事，一个人若是选择自己的领域，以自己的方式去做，就会努力付出更多的智慧和才能。仅自由的感受，就能焕发出极大的干劲儿。自我行事的人，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要保证最终效果，付之于自身的人格和名誉。若之后发现自己选择的职业是错误的，他咎由自取。因此自由的理论出发点是，认为一个人比其他所有人都能更好地判断自身的天赋所在，并且自由的人将付出更大和更好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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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原则和自由原则均有道理，但二者均不是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操作至极。因为若一个人的所有行动都受控于一个主人，他将成为奴隶。反之，如果让所有人都自由自在而无视公众利益，将导致无政府状态。在美国，我们允许出于自由而犯错。因此，我要在此讨论的是，美国大学中自由的条件和自由的危险都有什么。在大学，年轻人第一次尝到了自由的喜悦，也承担起了自由的责任。有时他们也觉得自己受到很大约束，因为未经允许，他们不得在学期中离校，他们必须上课、参加考试，或履行其他义务。但是与毕业后受制于其他束缚的人相比，这些显得微不足道。再没有比校园更能享受自由的地方了。这是校园生活的最大的优越性，因此而使强者更强，或使弱者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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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味着对调整自身行为的自由选择。如果你可以自由地上某个课程，但不能自由缺席，那么课程是必修的。在这件事上，你就没有自由。富人付税是没有自由的，他必须交税；但富人有自由决定是否捐钱解除痛苦，或者赞助其他慈善事务，因为捐与不捐全在他是否愿意。是慷慨大方还是吝啬小气，是善良仁慈还是自私自利，是真诚务实还是狡猾多变，是勤奋上进还是好逸恶劳，面对这些，人们都有选择的自由。在所有这些事情中，须尽职责无可争辩，而人们亦可自由地选择不予理会。简而言之，自由意味着可以做错或是做对，否则自由就无从谈起。在愚蠢与智慧之间的选择，在及时行乐与自己或他人前途利益之间的选择，在虚度光阴还是恪尽职守之间的选择，都意味着自由。然而，倘若仅将自由用于去做错事，则不可容忍；正义良知也会将其清除于世。自由的前提和存在的条件在于，人们以自由多行正事而非错事。长远而看，正事居多，好事居上，而这种效果是纪律约束体系下不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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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自由与约束二者并非互相排斥。自由并不意味着没有约束就能取得好的效果。如果恰当运用，自由就意味着以同样严格的自我约束取代他人的规章制度。一个人如果从不强迫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他将永远不会做出有价值的事情。一些非常勤劳的人只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从不做不想做的事情，而这样的人时常是在自欺欺人。若非如此，那么他们通常便是让自己去追求应该追求的。自我约束使他们的喜好和行为服从于他们的意志，但事实上，高效生产离不开辛苦劳作，一个人付出最大努力，并不是最愉快的，尽管驱使人们努力工作的道德力量是因人而异的。然而，自我放纵不足以做逃避责任的理由。很多年前在波士顿，一个吝啬的老商人行将就木。这个老守财奴对坐在他床边的兄弟说：“约翰，我希望我一生中曾经慷慨捐赠，但是我总是比其他人更不愿意出钱。所以，约翰，我想上帝会宽容对待人之性情各不相同。”由此，我们为自己的自我放纵找到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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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各所大学中有多少人但求将将通过，获得学位，而未曾真正体验教育？为数不少。又有多少人不竭余力地去获取教育，从而最大程度地开发智力潜能，以便将来能够最大程度地适应需要，处理问题？还是为数不少。但是他们是否实现了巴斯德的理想，或者能够佐证他视为目标的自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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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任何地方的高等教育，无论是自由体系的还是约束体系的；无论是在德国，学位只授予真正精通学业的人，还是在牛津和剑桥，对无所建树的人仅授予普通学位：对那些立志建功立业的人，竞争原则无处不在。让我们以这场战争中声称为自由而战的国家为例。一个牛津或剑桥的学生，很清楚他的前途深受他在毕业之时名列前茅的学业的影响，包括大学的教职、法庭职位、永久公职及政治生涯中的职位，学业优异者从毕业开始就会独占优势，一帆风顺。当然也有例外，有人凭其能力也会在后来工作中高就，但这种情况极少。贝尔福先生经常被举例说明是一位在剑桥没能出类拔萃的人，还有爱德华·格雷爵士，也被认为曾经是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的无可救药的劣等学生，然而，这两人都曾获得与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相当的三等功勋。很多人都在英国两所最著名大学的任意一所获得了一等荣誉称号，并成为公共事业中的杰出人物，例如皮尔、卡德韦尔、舍布鲁克、格莱斯顿、哈考特、布赖斯、特里维廉、阿斯奎斯、霍尔丹、米尔纳、西蒙、史培林-莱斯大使等。还有一些在公共事业中出人头地的人，如迪斯雷利、张伯伦和劳合·乔治，他们并未曾上牛津和剑桥大学。至于法官，我也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实际上，一位剑桥人士曾对我评论说，在大学里获得最高荣誉，是今后高就的必要条件。毫无疑问，在大学里学业优异，就证明了他们的能力很强，也从一开始就对他们的职业生涯产生了直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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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我们发现，尽管运作不尽相同，竞争原则依然强劲有效。最著名的工程学院，名称中央学校，和最著名的建筑艺术学校，名称高等艺术学院，都是通过竞争考试而录取极少数的学生；而那些毕业时学业优异、获得最高奖励的学生，将获得终身公共职业就业的保障。欧洲人认为，高等教育所产生的优异学业是衡量毕业生智慧才能和人格品质的标准。这已形成共识，众所周知。因此，胸怀大志、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都为此而努力奋斗，并在竞争中竭尽全力。我们希望，今后在大学和社会公众之中形成一种共识，即优异的学业代表一个人的能力和未来发展，以促使本科生更为之努力。这种共识在职业学校已产生影响，在大学也应如此，以突出高等教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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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学是学术民主的。无人过问学生如何入学、如何毕业，他只要终于毕业就好。学士学位，无论标志着学业优异还是勉强毕业，都被公众认为是等同的。不幸的是，众多大学对该问题的认识也是如此。现在，对大学学位不应仅限于最低要求，不应该是通过普通能力和一般努力就能获取的，学生还应付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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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高等教育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教育走在时代的后面而不是引领时代的精神。我们身处在一个奋斗的时代，一个需要努力拼搏的时代。大概是白芝浩曾评论说，现在，改变习惯、适应变化甚至在朋友间的寒暄中也很明显。他说，当我们见到一个好久不见的人，会问“从上次见面以来，你一直在做什么”，好像我们期待他一直在做些什么。记得以前我在一本杂志中读到一个故事，是关于火车上的旅行者受到海关的检查，打开他们的箱子发现，里面装的是他们一生中的成果，而不是衣物。那是对他们一生的定论。有一些普通、善良的人发现他们的行李箱竟是空的，他们中的一位绅士上来解释，说他们先前给自己制定的责任在于不犯罪，他们已经做到了，一生是在愉快中度过的，很多时候是单纯平静的。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对自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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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阐明了一种普世观点的转变，年逾五旬的人看到了这种转变，比较了他们的上一代和他们的下一代之间的变化。你将如何与你将不如何都是一样的。不久前，门罗教授在大学教堂演讲，评论正面与负面道德问题的重要性时说，如果问到圣经十诫的之第四诫的意思时，多数人只会想起它的意思是禁止在星期天工作，而这一诫的开头句却是“你应工作六天”。我们不仅身处于一个奋斗的世界，而且身处在世界最艰难的地方。在此，除非在大学，否则逍遥闲暇是不受尊敬的；即便在大学这也将不受尊敬了，除非是在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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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多数人都认为，美国大学是难得可贵的地方，它是一块净土，使学生的道德、才能和体质得到发展。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能胜过这里，使广大年轻人健康地生活，精神上更感到快乐和骄傲。在大学这个地方，人人可以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个性的发展、知识的强化。一个人可以也能够获得灵感，并为之奋斗一生。他周围的人都是国家素质最高的公民，只要追随他们的脚步，便可受益终身。现在，美国大学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未能受到时代奋斗精神的鼓舞，而恰是这种精神重申了自由原则。校园现在仅是充满了活跃的学生活动，这些活动本身是好的，能鼓励学生全面发展，但却未能弥补学生学业中的懒散和松弛——学业上的进取方能体现大学存在的意义。一言以蔽之，有理智的大学不会赞成让年轻人将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四年光阴全部投洒在运动场上，或校园生活的其他辅助活动上，或运动员的训练和其他组织活动中，或是校报编辑中。所有这一切，正如我所说的，都是很好的辅助活动，但不是大学的真正意义所在。如果大学的学习与教育被抛却，那么大学就会很快消失。如果很多本科生视课程以外的活动为他们的主要兴趣，视教育为辅助，只有少部分人认为那些学生活动令人厌烦，那么，这种充满无休止的学生活动的校园，发展下去的前景如何呢？如果我们的年轻人不能回答这一问题，就让他们从一个没有大学文凭，却依靠刻苦勤奋、坚持不懈、坚忍不拔取得成功的人那里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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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的体系下，人们可能不会竭尽全力，主要（却不仅仅）是因为缺少道德约束力。这是由于人们缺少一种道德和思想方面的见识，看不到努力奋斗所换来的价值和成果。这个问题在大学中尤为突出。愿意毕业后在职业上有所发展的人，只求毕业，得过且过。他完全清楚，他所学的关于希腊动词的不定过去式、规则平行六面体的性质、爱德华一世统治对英国宪法史的作用等知识，对他将来的职业生涯是没有用的。因此，他不想学习这些没有实际用途的知识。具有深远意义的人类成果，无法在学习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带来实用价值。就如同一个工厂的工人或许不知道为什么他按照配方混合一些成分，为什么他给混合物升温加热，或为什么进行冷处理。对他解释也许是困难的，而他如此去做只是在执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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