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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偏离这种信念的观点在研究者中十分常见，因此也可以称作“学者谬误”。这种谬误认为所有的知识作为整体是美好的，因此，构成整体的部分知识同样都是美好的。不少学者和教师在回答孩子应该学什么科目以更好地洞悉人生这一问题时都会说：“学什么知识没有关系，梵文或细菌学、数学或历史都一样，只要进入人类正在解决知识问题的领域，只要学会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教育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因为他已经参与进思想活动中。”这种贯穿诸多课程选择体系的观点在我看来与任何合理的教育理论都毫无契合之处。这代表着一个学者作为教师和思想家的最低水平。目前，这种观点盛行于一群大学教师之中，我似乎应该指出这群人不适合参与大学课程的决策与管理。这意味着他们的教育实践中没有指导原则，学研部署中没有选择标准，也没有真正抓住知识与生活之间的联系。这种观点的共鸣来自一个群体，这群人在自己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内迷失，彼此之间又尚未形成有机联系，更无法协作完成共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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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对于学者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叫停大学学习中的课程选择规定，但需要考察能够确保其合理性的理由和限度。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观点可以用在此，即如果学生可以按照他对知识和职业的兴趣选择专业课程，他将热情饱满，并产生基于自身天赋的求知欲。现在，只要这一结果能够实现，只要学问的质量有所提高，这个过程就是有益的。如果我们不会因为这个过程而得不偿失，就应该将其采纳。但如果特殊兴趣与更为基本的兴趣相冲突，如果学生所喜欢的与他应该感兴趣的内容相悖，我们就不能将选择权留给学生。对于这些学生，我们必须坦率地说：“如果你不接受通识教育，此处就不适合你；我们有特定的培养任务，它要求我们不被特殊的或者职业性的追求所左右。只要我们忠于职守，就不能任意满足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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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认为，课程选择体系的根本动机并非如上所述。教师到最后一步才会允许学生自己选择其学习的课程，但这并不是迎合学生的知识或职业兴趣，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一个足够自信的选择来支配。这种支配性教育方针的缺失反过来体现着一种理性思想的态度，那是一种我们这个时代的学者特有的观点。总之，对我而言，我们愿意让学生在大学课程中任意选择是某种知识层面的不可知论的典型表现之一，是一种思想的崩解，即便我们掌握再多的信息也没能阻止时代精神的崩塌。下面我要对自己的观点做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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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经典课程由那些持有完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人构建。他们已知晓当时可获取的全部人类知识，并将这些内容加工成为一个彼此衔接的整体。从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总量是很少的。但他们却将无限的精力用于对这些极为有限的知识的理解和阐释之上。在分别掌握了世人对于科学、哲学、历史、艺术等作为独立学科的观点后，他们将不同的学科融合，构建彼此之间的关系，并消除学科中的抵牾和含混之处，以便在他们生活的年代，整个人类的生活和周围的世界为人们所认识、理解并被赋予理性。他们有自己赖以生存的人生经验，并将这些经验传授给其他参与生存活动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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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科学发现和研究方法的诞生，涉及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的大量知识涌入欧洲人的头脑。这些知识曾经一度无法被理解，也无法与已知的知识建立联系。旧的科学体系无法容纳新的知识，旧的理论无法解释新的情况。知识并没有纵深增长，只是横向地得以扩展，缺乏共同理解基础的新旧知识体系彼此对立。此时，早期欧洲现代思想的伟大领袖们便有了新的知识任务，即重建知识体系，理清看上去敌对的各知识模块间的关系，并用新的更具丰富的洞察力和新信息重新认识世界。莱布尼兹、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以及与他们共事的人承担起了这项伟大的工作。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这项工作并重新构建了秩序。但随着新学科的涌入，如生物学以及后来的人际关系，比之前困难千倍的问题又出现了。每天都会有新的领域开启，新的研究方法诞生，新的知识门类建立。这些新涌现的学科只是在数量上增加了知识的门类，并没有被人们理解，只是为了统计数量才被列在大批独立知识领域所构成的清单上统计数量，却并未得以阐释。如果研究一下涉足这些领域的任何一位科学家的著作，你就会发现他使知识秩序化、系统化、规则化。换言之，他对新证据的认识都是通过其与已知证据及所处的整个领域的联系来实现的。但同时，这些彼此独立的学科，这些互不相干的观点集合仍然被孤立地对待，它们之间没有显而易见的关联，没有构建起彼此关系，也没有按照我们所坚持的在各自领域中所赋予它的意义并对它们进行阐释。我们这个时代的学者最常见的观点难道不是说：“我不知道这些证据和规则究竟有什么意义，我只知道在我的领域中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来做，证据就会变得有秩序，规则也会因此简洁而有条理。条理和秩序之外的任何问题我都尚未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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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学者只在自己的领域之内从事研究，这目前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道理。如果一位学者冒险去探索自己领域与周围领域的关系，他很容易成为知识普及工作者、文人、思辨者，或者最不好的结果是变得与科学研究背道而驰。现在如果有人选择只关注自己的业务领域我并不反对，但如果一个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懂其他业务领域的知识，或是因为他不了解使他的业务变得有理据、有意义的任何相关领域的知识，那我们就可以说虽然此人很专注于自己的业务，但他并不通晓，并不理解它们。这样的人，从今天所要求的“通识教育”的角度看，与不懂自己买卖的买卖人和只从事自己专业的职业人士没有本质差别。他与他们一样将自己封闭于狭窄的个人兴趣之内，而从来不花脑力从整体上理解自己的经验。遗憾的是，我们大学里越来越多的席位都被这些仅有特定兴趣，掌握专业化知识的人占据。我们正是通过他们对孩子们进行通识教育，而他们自己都尚未称得上是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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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要误以为我是在苛责我们的教师和这个时代。如果我说目前我们的知识只是来源于对世界零散的观察，而并非源于对世界的整体理解，对此，一种合理的解释是，这种缺陷是目前形势本身存在的困难和不断产生的新问题所致。如果我高声反对人们所持有的不可知论，那不是为了逃避，也不是提倡复古，而只是认为我们应该重新整合出一个新的知识体系。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时间适应革新所带来的压力和冲击，有足够的时间克服革新伴随的紧张和尴尬情绪。我们这一代有机会，也有义务去重新思考我们掌握的知识，并尽我们所能理解它们。在这样一场战役中，打头阵的应该是大学。大学老师当然应该作为一个对我们人类的处境有一定了解的人站在学生和大众面前，但这还不够，他应该勇于与黑暗势力抗争，并能够带领他的学生满怀热情地投身人类共同的启蒙大业。这便是一个属于大学老师，而不属于日常生活中任何其他成员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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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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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我抨击了前人出于对知识的热爱而制定的方针之后，请允许我基于大众对教育的定义，提出两点关于教育方针的建议，第一点是关于大学课程的内容，第二点涉及课程教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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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过，对于那些认为知识仅仅是孤立门类的人而言，自由选课体系是理所应当的。但同样确定的是，如果把知识看成一个整体，看到不同门类之间的联系，学生选课的自由性就要受到限制。因为我们同时发现，一方面，似乎大量的信息对于通识教育这个目标实际上并无作用，而另一方面，又有不少至关重要的内容是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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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简要地说一下人类知识中有一些最核心的部分，在我看来任何选课规定都不该允许这些部分从学生的课程计划中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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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学生应该熟悉隐藏于一切人类经验背后并使之彼此统一的动机、目标和信仰，无论这些动机、目标和信仰是否清晰可辨。他必须体会到人类在道德上的奋进和在知识上的勤勉，理解他的种族对于美的体验，以及与之紧密相关并互起决定作用的信仰，这些信仰关乎我们的世界，并已出现在我们的宗教系统中。作为通识教育的核心构成元素之一，哲学的任务便是研究这一领域，并使之尽可能如公式般清晰明了。第二，由于在生活中，我们的动机、目标和信仰都体现于制度，也就是我们共同工作时约定的行为程式，即制度规定，学生也应该对这些制度了然于心。他应该能够察觉并理解诸如财产、法庭、家庭、教堂、工厂等制度的目标是为什么，做了什么，还没有做什么。知晓这些制度是否有益于人类福祉也是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工作，是推行通识教育的大学中学生必修的。第三，为了理解人类生活中的制度和动机，人们必须理解周围的环境，也就是“人生游戏”得以开展的平台。而要了解这些，就要学习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其他描述性科学。只要与学生的学习目标有关系、有意义，他就必须知道这些。第四，鉴于以上三个方面，即动机、制度和自然过程都始于过去，并在长期的连续变化后才呈现出现状，学生要理解人生，就必须了解由古至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即历史。人类思想和态度的发展历程，制度的形成过程，世界的演化以及与我们相关的物种进化——这些都需要了解，因为它们会帮助我们理解现今人类生存活动中遇到的问题，为我们提供解决方法，从而让我们获得机会。除了这四类将人类经验抽象化的学问，通识教育还应该涉及对人生的现实刻画，这样的内容属于艺术，尤其是文学艺术。孩子了解的世界不仅仅应该表现为知识原理，而且应该体现在艺术家生动而清晰的描绘中，而这只有在对个体和个体关系的描绘中才能得到体现。哲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历史和文学是年轻人从通识教育中必须获取的五个部分，一个学生至少应该掌握这些知识；它们会融为一体，从而有助于他理解自身经历和他所处的世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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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二个建议是，我们的大学课程安排和教学设计都需要与民生息息相关，这种关联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本科生也应该能够察觉。前不久，我听到一位国内名流人士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时说：“至今我还记得那些教授们抛开书本，作为活生生的人去谈论现实问题的场景，这些场景虽然为数不多，却令我记忆犹新。”唉，老师们听到这话该有多难过啊。我们的书本解决的不是现实的问题，而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也不是活生生的人，而只是老学究和书呆子而已。开诚布公地看待整个问题，我敢说我们的学生对学习漠不关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觉得所学的内容没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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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如果我们真的有一门核心课程要教给学生，我认为这一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克服。使一名大一新生意识到有必要将他的感性经验转化为理性思考，这一点是可以实现的。现在，他能够也必须明白，单纯灌输知识的日子一去不返了，他必须直面他的民族所面临的问题，开始独立思考那些问题，学习前人所学过及思考过的东西。总而言之，准备着分担以思想、准则和目标引领大众生活的重任。如果这一点做到了，我想我们就能从关怀现实的美国孩子身上感受到一些期待的东西，例如对知识的热情，感受到当他们出于认同某件事的价值而全力为之时流露出的精神。但我认为，如果不彻底颠覆大学的课程安排，这个结果就无法实现。我期待看到每个新生沉浸哲学思考，研究复杂难解的制度，探索关于世界的科学性描述，尤其是那些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内容。我也期待看到他们致力于刻画文学巨匠笔下的人物生活经验。如果通过正确的引导让他做到了这些，在我看来，大学课程就会变得有意义。他也就会理解自我的价值。虽然第一年的学习之后他还会因困惑而迷茫，但他还有足足三年时间去学习，去研究，去思考，去拜师，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现在看来可能属于他的任务。要让学生认识到只有关注当下，学习历史才意义。遇到同样问题时，要了解前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如何发现，有何思考的，这样他就能够自己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大学的课程都是统一的，由统一的目标和兴趣支配，即理解人类的生活，并准备将理解的内容付诸实践。对于大学来说，这并非另一种急功近利，而是避免漫无目的地徘徊在知识边缘，而是坚定地跋涉在大路之上，追求对于人类经验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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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我已经占用了诸位很长的时间，对于省去未提的内容，似乎只好说句抱歉了。我没有提到关于学院的组织机构，没有提及学生的社交生活，没有说到与校友的关系，没有说到教师的资历和需求，甚至就课程学习而言，也没有提到专业化学习的价值，没有提到各学科的课程科目，以及语言和表达能力的训练等。我有意避开这些话题，是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这个目标对于推行通识教育的大学而言处于核心地位，那就是告诉美国人教师的使命，使他们相信知识的价值，这里的知识并不是指能够快速达到实际目的的专业知识，而是一种具有共性的理解，一种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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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选民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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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英文课（英汉双语版） [:1705033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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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英文课（英汉双语版） 43 SELF-CULTIVATION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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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George Herbert Pal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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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ULTIVATION IN ENGLISH, by George Herbert Palmer, published 1909 by the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of Boston as one of the “Riverside Education Monograp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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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Herbert Palmer （1842-1933）, American philosopher and teacher of English at Harva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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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tudies have four aims: the mastery of our language as a science, as a history, as a joy, and as a tool. I am concerned with but one, the mastery of it as a tool. Philology and grammar present it as a science: the one attempting to follow its words, the other its sentence, through all the intricacies of their growth, and so to manifest laws which lie hidden in these airy products no less than in the moving stars or the myriad flowers of spring. Fascinating and important as all this is, I do not recommend it here. For I want to call attention only to that sort of English study which can be carried on without any large apparatus of books. For a reason similar though less cogent, I do not urge historical study. Probably the current of English literature is more attractive through its continuity than that of any other nation. Notable works in verse and prose have appeared in long succession, and without gaps intervening, in a way that would be hard to parallel in any other language known to man. A bounteous endowment is for every English speaker, and one which should stimulate us to trace the marvelous and close-linked progress from the times of the Saxons to those of Tennyson and Kipling. Literature, too, has this advantage over every other species of art study, that everybody can examine the original masterpieces and not depend on reproductions, as in the cases of painting,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e; or on intermediate interpretation, as in the case of music. To-day most of these masterpieces can be studied as a history only at the cost of solid time and continuous attention, much more time than the majority of those I am addressing can afford. By most of us our mighty literature cannot be taken in its continuous current, the latter stretches proving interesting through relation with the earlier. It must be taken fragmentarily, if at all, the attention delaying on those parts only which offer the greatest beauty or promise the best exhilaration. In other words, English may be possible as a joy where it is not possible as a history. In the endless wealth which our poetry, story, essay, and drama afford, every disposition may find its appropriate nutriment, correction, or solace. He is unwise, however busy, who does not have his loved authors, veritable friends with whom he takes refuge in the intervals of work, and by whose intimacy he enlarges, refines, sweetens, and emboldens his own limited existence. Yet the fact that English as joy must largely be conditioned by individual taste prevents me from offering general rules for its pursuit. The road which leads one man straight to enjoyment leads another to tedium. In all literary enjoyment there is something incalculable, something wayward, eluding the precision of rule and rendering inexact the precepts of him who would point out the path to it. While I believe that many suggestions may be made, useful to the young enjoyer, and promotive of his wise vagrancy, I shall not undertake here the complicated task of offering them. Let enjoyment go, let science go, still English remains, English as a tool. Every hour our language is an engine for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s, every instant for fashioning the thoughts of our minds. I want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means of mastering this curious and essential tool, and to land everyone who hears me to become discontented with his employment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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