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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语言学帮不了我们的忙。这是因为，第一，翻译不仅仅是，甚至主要还不是语言转换过程；第二，语言学研究的问题还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让我们在其他领域去寻找出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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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具体怎么携手却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吕叔湘先生谈到一般语法理论与汉语实际问题时说：“外国的理论在哪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着重号系引用者所加），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15〕我们认为携手不是两种东西简单相加，也不是两种东西相互套用或借用，结合有些像动植物“有性杂交”和“无性杂交”，两种结合物中有一个为基础，比如植物“嫁接”要以砧木为基础，动物“杂交”要以母体为基础。砧木与接穗的关系，母体与雄体的关系不是二者等同的关系。我们说的译学与美学相结合要以译学为基础，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要以翻译实践为基础。其他两个方面都是“接穗”性质的东西。知道了砧木和接穗还不行，还要找到生长点。如果接穗没接到生长点上，这嫁接便是徒劳。对于何处为译学的生长点，翻译实践的生长点，前人已做了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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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来，美学研究成果已被广泛引入翻译研究中。如1984年《外语教学》第2期上，张成柱发表了《文学翻译中的美学问题》，同年《翻译通讯》第6期上，他又发表了《试谈文学翻译中的美学问题》，指出一些美学原理对文学翻译有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1985年同刊第10期上，张后尘发表《试论文学翻译中的美学原则》，从局部美和整体美的统一，形似和神似的统一，文字美和音韵美的统一等方面，论述了研究翻译美学对于自觉地进行翻译实践的重要意义。而在建设翻译美学方面贡献较多的是刘宓庆。他在1986年《中国翻译》第4期发表《翻译美学基本理论构想》，论述了翻译美学的范畴和任务，翻译的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翻译中的审美体验的一般规律以及翻译的审美标准等问题。在其1999年出版的《当代翻译理论》中，从翻译学的美学渊源、现代翻译美学基本理论构想、翻译的美学标准三方面对翻译美学进行详细阐述。另外，侯向群在《外语研究》1995年第2期发表的《美的认识与美的再现——谈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审美标准》中讨论了文学作品的美学系统中的基本内容。葛校琴在《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16〕中从哲学—美学角度给神似论以全新的阐释。张柏然、张思洁在《现代外语》1996年第4期发表《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辩》；黄龙在《外国语》1996年第5期发表《翻译的美学观》；姜秋霞、张柏然在《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年第1期发表《心理同构与美的共识——兼谈文学作品复译》；于警吾发表了《论文学翻译的美学实质》〔17〕。姜秋霞在《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12期发表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中通过“格式塔意象的再造”这一视点对文学翻译中的审美方式进行了一定层面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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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迄今为止，中国翻译界讨论“翻译美学”的专著尚不多见。笔者先后只看到三本：一是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于1995年出版的刘宓庆著《翻译美学导论》，一是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奚永吉著《文学翻译比较美学》，还有一本则是商务印书馆于2002年出版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这三本书在我国译史上翻译理论研究方面均为填补空白的开创性科研成果，但不雷同重复，各有特色。第一本正如书名所示，系“导论”概述性质，共分九章，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了翻译的运作机制，构建了现代翻译美学的基本框架，讨论了翻译的科学性、艺术性、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及审美意识诸问题，提出了翻译不同文体的审美标准和对策，对翻译实践亦有指导意义。而第二本也正像书名本身及章节细目所标示的那样，重点在于“比较”，从三十余部中外名著名译中摘取实例，从美学着眼，以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翻译（包括译者与译品）做跨文化、跨时代、跨地域的比较美学研究，广收约取，以实涵虚，藉大量例证，于比较之中感悟，以探其美。使读者通过大量对比例证的观照深切体会到翻译美学之客观而具体的存在。刘著《翻译美学导论》与奚著《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在虚与实结合研究方面，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姜著《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从美学的角度探讨了格式塔意象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所产生的美学效果，是对文学翻译动态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此书采用格式塔审美心理学的完形趋向法则作为其理论模式，结合语言学、文学、美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阅读理论等对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审美方式提出一些基本假设，并通过译例对比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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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理论和美学携手，其具体内容给我们的启迪是：美，作为一种人类一致崇尚、共同追求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理念，打上了人性的烙印，具有不可抗拒的精神统摄力和无比美妙的学术魅力。美，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语言表达的“美学内涵”不可能是一律的。在英汉对比中，去识别各自的妖娆风景，则是本专著要探讨的命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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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鲍姆加登当时用的是拉丁文词语，其对应的德文为Ästhetik，英文为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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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吉尔伯特、库恩：《美学史》，夏乾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上卷，第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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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一川主编：《美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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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一川主编：《美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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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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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柏然、张思洁：“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辨”，《现代外语》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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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西方，哲学和美学之间之合流也只是就大体而言，审美理论与哲学流派相游离的情况很多，有些重要的美学观点沿自文艺大师（如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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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古罗马的翻译家当时着力介绍的是“希腊文明”，尤指公元前1200年前后长达四个世纪的所谓“荷马时期的文明”（Civilization of the Homeric Age），其中包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和《奥地赛》（Odyssey）。相传史诗由希腊的流浪诗人荷马（Homer）集民歌、民谣和田园叙事长诗于一体写成，内容博大，文辞瑰丽，吸引了后世许多翻译家。希腊进入城邦盛世以后（即荷马时期以后的三个世纪），古希腊文明臻于极盛，是谓“古典期”。此时希腊哲人大师辈出，其文化成果斐然，是欧洲的翻译宝库之一。参看《翻译美学导论》，刘宓庆著，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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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F. Tytler,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In Douglas Robinson (e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 pp.20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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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usan Bassnett-Mcguire, Translation Studies (3r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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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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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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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第290～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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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第290～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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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转引自吕叔湘：《中国语法学史》（龚千炎著）序，北京：语文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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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收录于张柏然、许钧主编：《译学论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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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收录于杜承南、文军主编：《中国当代翻译百论》，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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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美学 主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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