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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心理原型的差异对语言文化的差异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以洪堡特为代表的人文精神主义者就认为：语言是表达民族精神的形式，语言的个性是民族精神的特征所决定的，不同的语言彼此是没有共约性的。诚然，洪堡特的观点不免偏颇，但我们也应该承认，独特的民族精神确实影响着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同时这也是跨文化交际的重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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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先生说：“指明事物的异同所在不难，追究它们何以有这些异同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朱光潜先生在对中西诗歌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就成功地运用了民族心理原型理论来解读两种诗体在长短情境上的差异。〔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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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表达在模糊美感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也只有在着眼民族心理原型的分析，才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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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汉民族性格的内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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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西两种文化相比较，一般认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主体的自我中心性。自然地理条件在这种文化涵养的形成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处在封闭式的大陆型自然地理环境，较少受到来自大自然的压力。人们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种宽松融洽的氛围塑造了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观，没有人与自然的明显对立，习惯于从总体方面认识事物，把世界看成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并用这种观点去解释一切事物和现象。〔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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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人在生活态度上更多地关心一种主体的自审与自我完善，而缺乏一种认识自然、了解自然与改造自然的强烈的外倾冲动。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有一种早熟的特点，即早期中国人在率先进入文明社会后，在一种实用理性的支配下，过早地将兴趣转向眼下的现实与俗务。就求知态度而言，中国哲学家早就感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追无涯，殆也”。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太大太复杂了，人根本就不可能认识它。早期哲学家则认为人生的痛苦主要是来自各种欲望，人如果没有欲望就不会导致痛苦。于是，他们主张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要静坐澄心，自然无为。虽然也有一些哲学家在生活态度上更积极一些，但这种追求的指向也主要是一种人生的自我完善与社会群体的协调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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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中国文化具有较强的内倾性，而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那种对大自然的认知就较为浅薄，孜孜的探索就较为少见，精确的描述就较为稀缺，对外界的求知冲动就较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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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英语民族性格的外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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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民族的祖先生活在一个气候相对恶劣的海洋环境中，这孕育了英美民族注重空间拓展与武力征服的民族精神。西方人早早地就选择了一种“天人相分”的认知态度，在他们的观念中，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不是有机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而是分离与对立的，因此在对待客体的态度上，他们不是将主体与客体混为一谈，而是将两者截然分开，并且面向客体，真正地把客体作为一个对象，研究它们的性质与特点。正是因为西方人认识到客体的独立性，主体与客体的不同与差异，因此他们将主体悬置起来，以一种纯然外向的态度研究客体确定不变的属性，同时热衷于建立概念体系、逻辑体系，发展关于对象的知识体系。因而，西方文化具有较强的外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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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仅从地理因素出发还难以全面反映导致心理原型差异的原因，那么现代心理学研究则从另一个侧面观察问题。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大脑分为左右两半球，左半球主要承担抽象思维，偏重逻辑分析，具有语言、分析和计算能力；右半球主要负责形象思维，与直觉和空间判断有关，具有音乐、图像和几何空间鉴别能力。在处理复杂关系方面右脑远优于左脑。与此相对应，左半球型或左半球占优势的人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属于思想型，右半球型或右半球占优势的人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属于艺术型。从民族的心理特征看，西方人偏重于用左半球思维，属于思想型，倾向于分析和思维。相反，中国人则偏重于用右脑思维，思维方式以形象思维和整体综合为主。〔48〕因而西方人外露、外向、激进、张扬、夸张，属于外倾性，而汉民族从总体上看与此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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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族心理原型对思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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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原型之差异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即汉民族的思维重综合、善意会、轻分析，英语民族的思维重分析、善逻辑、忌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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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泾渭分明的诸如“科学、哲学、经济”等的学科思想，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生命整体和部分的互摄互融，天人合一，重混茫和会通。西方文化注重分别差异、主客分离，追求确实性，注重逻辑演绎。这具体体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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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汉民族重整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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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类的思维方式在历史上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那就是原始思维。关于原始思维，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曾经做过专门研究。他指出：“原始民族的语言永远是精确地按照事物和行动呈现在眼睛里和耳朵里的那种形式来表现关于它们的观念。”原始思维是人类各民族在历史早期共同的思维方式，但是人类在逐渐摆脱蒙昧状态以后，各民族思维方式就发生了分化。在中国，我们的祖先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一方面抛弃了那种原始的思维方式，实现了一种在思维方式上由低级向高级的跨越，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像西方人那样去发展一种理性化的思维方式，在人类文明发展面临多岔口之时，他们选择了一种具象的形象化的思维方式，即没有完全抛弃原始思维中那种基本依靠类比的思维方式，而是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种同原始思维有一定继承性但无疑又是更高级的思维方式，因而这种思维具有较强的辩证性。〔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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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种具象思维（有人称之为形象思维或者艺术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在于它对事物的认识基本上表现为一种形象的运动，即人们总是根据事物的相似或相近进行一种类比推理，总是在一种形象的运动与转换中完成一个由未知到已知的过程。甚至在印度佛教传到中国后，都被依靠直觉、体验和整体感悟的中国人剔除了其中的逻辑推理成分和过程，而讲究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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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英语民族重解析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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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族在摆脱原始思维以后，发展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在个体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逻辑运算建立了一个抽象的庞大的概念体系，于是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就可以凭借这个概念系统通过判断、推理实现对事物的理性认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解析。这种思维方式在认识事物时，通常是从感性开始然后上升为理性认识，即从感觉、知觉、表象上升到概念、判断、推理。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因素总是属于主导地位，而形象则处于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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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族心理原型与审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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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思维是汉民族传统思维的一个基本特征。与西方讲究理性的解析思维不同，它不注重抽象的分析和形式的论证，而重视主体的直观感悟。在整体思维的观照下，汉民族注重对具象的感受和体悟，习惯于以近知远，以实推虚，因此，领悟多于理喻，模糊多于明确，含蓄多于直露，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美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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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唐朝的吕岩（即吕洞宾）在其《七言绝句》中写下了“击剑夜深归甚处，披星戴月折麒麟”的佳句之后，“披星戴月”四字便不胫而走，渐成汉语的一个成语，用来表达“披星光，顶月亮”的意境，用来形容早出晚归，昼夜赶路及辛劳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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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思维不仅关注事物是什么（What），更热衷事物之怎样（How）和为什么（Why），注重目的，更重视过程，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里的“所以然”指的是事物演变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演变的原因和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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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当人们孤立地静止地考察事物的时候，往往容易看到事物的确定形态，获得对事物精确的认识。但是，相互联系地发展地动态地考察事物，事物的性质和状态就不那么确定了，便出现了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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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决不会接受“披星戴月”这样注重对具象的感受和体悟的表达，不欣赏汉语这种以近知远、以实推虚的审美习惯。英语执意要挑起朦胧面纱，要探究其所以然，因此，英译“披星戴月”就必然不是“以实推虚”，而是“去虚还实”，如译：travel or toil night an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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