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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通常，不是处处如此。吕叔湘先生于1944年写了一篇论文，题目也是《文言和白话》（刊于《国文杂志》3卷1期，后收入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吕叔湘语文论集》），在文章第二部分的开头，他举古籍中的十二段文字为例，说明有时候，文言和白话的界限并不清楚。这十二段文字，哪些应该算文言，哪些应该算白话，请他的一些朋友看，意见不一致；甚至同一个人，初看和再看，对于有些段，意见也不一致。以下是十二段文字中的（5）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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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臣以今月七日，预皇太子正会，会毕车去，并猥臣停门待阙。有何人乘马，当臣车前，收捕驱遣命去。何人骂詈，收捕谘审欲录。每有公事，臣常虑有纷纭，语令勿问，而何人独骂不止，臣乃使录。何人不肯下马，连叫大唤。有两威仪走来击臣收捕。尚书令省事倪宗又牵威仪手力击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录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仪悉皆缚取。”臣敕下人，一不得斗。凶势辀张，有顷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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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孔琳之传》，奏劾徐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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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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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书·曹景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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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文字，我们看了，印象会是半文半白，不文不白，也就是算文言算白话都有困难。但是，文言和白话终归是不同的语言，应该能够分作两个集团。分，要有标准，或说是，所分的类都应该有明确的定义。关于定义，白话的容易，是已经有文言的时候，照或基本上照当时口语写的文字。文言的不那么容易，因为不能单纯地靠有时间性的口语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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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言难于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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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事物，常常是看来清楚，一思就出现问题，再思就问题更多。文言就属于这类事物，它指什么，具有什么性质，好像都清清楚楚，可是想用一两句话说明它，也就是给它下个定义，却很不容易。不容易，是因为有些路看来可以通行，细想却又是布满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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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以脱离当时口语为标准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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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想到的一条路是“脱离口语”。这同“文言”一名的意义相合，文是文诌诌，是只见于文章，都表明它不同于口语。可是口语有时间性，以脱离口语为定义，我们必须先确定口语的时间性。一种最合情理的想法是指当时的口语。但这会碰到两个困难。其一，请看下面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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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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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汤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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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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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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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段都是记言，前一段，即使不全是商初的言，也总是周早期的言；后一段，即使不全是春秋末的言，也总是战国初的言。看语气，又都是描摹说话，不是作文章。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推断，这和当时的口语，即使未必合一，也总是很接近。如果我们以“脱离当时口语”为文言的定义，显然，我们只好说这两例的文字是白话。但这就必须放弃我们千百年来死抱住不放的旧看法——说这是文言。任何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其结果就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有的文言并不脱离当时的口语。有人也许会说，这样定义即使有少量例外，但大体上是对的。情况也确是这样，因为在我们的文献库存里，中古以前，不脱离当时口语的实在是凤毛麟角。不过我们这里是说定义，定义的内容要无往而不适用，只是“大体上”，容许例外，那就不成其为定义。其二，假定我们为了维护定义的完美性，连千百年来死抱住不放的旧看法（即说《尚书》《论语》之类是文言）也放弃，那就还有个困难，也不容易克服，就是，给古白话和文言在时间上划个界限。例如说《论语》不是文言，也是记言体的《孟子》呢？这里最麻烦的是，我们只知道，书面上的文字，从商周下传，同口语的距离逐渐由近而远，而不能确切知道，某一时期（如写《左传》的时候）远到什么程度，以及远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算作文白分家。不能确知，这个脱离当时口语的定义就苦于是尺而有时（如战国时期）量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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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以不同于现代语为标准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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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们常常把文言和现代语看作对立的两种语言；有时用带点学术味道的名称，现代汉语—古代汉语，那对立性就更为明显。这样对立并举，意思大概是，现代汉语是现代人用的，古代汉语是古人用的，两者迥然不同。“不同”有程度深浅的分别：深可以深到全不通，如汉语和外语；浅的只是不全通。显然，文言和现代汉语的差别只是不全通。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想到一些文献材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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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见慈母独坐空堂，不知儿来，遂叹言曰：“秋胡汝当游学，元期三周，何为去今九载？为当命化零落？为当身化黄泉，命从风化？为当逐乐不归？”语未到头，遂见其子，身着紫袍，在娘前立。恐娘不识，走入堂中，跪拜阿娘：“识儿以不？儿是秋胡。今得事达，报娘乳哺之恩。”其母闻儿此语，唤言秋胡：“我念子不以为言，言作隔生，何其面叙。娘乐子黄金缯彩，不是恋汝官荣，愧汝新妇，九年孤眠独宿。汝今得贵，不是汝学问勤劳，是我孝顺新妇功课。”使人往诣桑林中，唤其新妇。未及行至路傍，正见采桑而回，村人报曰：“夫婿见至，奉婆处分，令遣唤来。”含笑即归，向家与夫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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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秋胡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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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莫道今日谩诸人好扼理，不得已向诸人道，遮里作一场狼籍。忽遇明眼人见，谓之一场笑具，如今亦不能避得也。且问你诸人，从上来有什么事，欠少什么，向你道无事，亦是谩你也。须到遮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头，问自己心里，黑漫漫地，明朝后日大有事在。你若是根性迟回，且向古人建化门庭，东觑西觑，看是个什么道理。汝欲得会么，都缘是汝自家无量劫来，妄想浓厚，一期间人说着，便生疑心。问佛问祖，向上向下，求觅解会，转没交涉。拟心即差，况复有言？莫是不拟心么，更有什么事？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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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九，云门山文偃禅师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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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通文的人如果不研究中古语，念念，一定会感到生疏，有些地方不能确知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不全通。可是我们都承认这是白话，不是文言。可见给文言下定义，光是以不同于现代语为标准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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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以口语为标准随机应变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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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脱离口语偏偏是文言的最重要的性质，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白话是现代人可以用听觉去了解的，……文言是现代人必需用视觉去了解的。”（《文言和白话》）重要，难于割舍，似乎就不如设法调停，用个就事论事的办法，说文言是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言，所谓脱离，或者是脱离当时的口语（也就必致脱离现代的口语），如《史记》《汉书》之类；或者是脱离现代的口语，如《尚书》《论语》之类。这办法近于对症下药，由功效方面看相当好，它使我们能够断定，《史记》《汉书》之类是文言，《尚书》《论语》之类也是文言。不过这样东食西宿，理论上有问题。其一，我们怎么知道，对付《史记》《汉书》之类可以用“当时的口语”，对付《尚书》《论语》之类不能用“当时的口语”？很明显，那是因为先确诊了“症”，所以知道应该用什么药，就是说，因为早已认定《尚书》《论语》之类是文言，《史记》《汉书》之类也是文言，所以其后才决定用“现代的口语”对付前一个（不这样，《尚书》《论语》就可能成为白话），用“当时的口语”对付后一个。这是因果倒置，或先斩后奏。其二，作为定义，提出的本质属性不能适用于同类事物的全部，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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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从时间方面分辨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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