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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2），名词性词语独自作叙述句，例（3），形容性词语独自作描写句，例（4），“香稻”和“鹦鹉”换位，“碧梧”和“凤凰”换位，这在现代语里都是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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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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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达意，围绕一个中心，写完，情意没有遗漏，文首尾齐全，有标题或可以加标题，我们称为“篇”。文言的篇也有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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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篇幅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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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言作品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篇幅简短的多，洋洋万言的很少见。以记事的为例，《左传》记战事，有些是很复杂的，可是总是简而得要；《史记·货殖列传》记由远古到汉朝的经济情况，头绪那样纷繁，可是字数并不很多。史以外的零篇文章，如我们常读的《师说》《永州八记》《醉翁亭记》《赤壁赋》等当然更是这样。篇幅简短，有原因。旧时代事较简，书写印刷困难，习惯于照前人的规格作等等，这是客观的。还有主观的，是以简短为上，如刘知几《史通·烦省》引晋张辅《班马优劣论》说：“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马也。”唐宋以来的古文家甚至以简繁争高下。这结果是，文言作品与白话作品相比，在篇幅方面常常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文言的有些体裁，还特别以短小精悍见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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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赞——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圣，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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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齐太公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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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短札——卿事时了，甚快。群凶日夕云云，此使邺下一日为战场，极令人惆怅，岂复有庆年之乐耶？思卿一面，无缘，可叹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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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杂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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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记——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古语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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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东坡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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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题跋——往观明允《木假山记》，以为文章气旨似庄周、韩非，恨不得趋拜其履舄间，请问作文关纽。及元祐中，乃拜子瞻于都下，实闻所未闻。今令其人万里在海外，对此诗为废卷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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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跋子瞻木山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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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诗话——“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生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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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姜斋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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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白话作品，不管是中古的还是近代的，像这样用语不多而意义深远的几乎难于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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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押韵文体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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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韵起初是伴随着歌唱来的，所以早期的押韵作品，如《诗经》《楚辞》的大部分，汉乐府诗，都是可以歌唱的。这个系统向下传，文人仿作，理论上应该还是可以歌唱，事实上却大多不再谱入管弦，如魏晋以来的五言诗，以及唐人作的古体诗和近体诗都是这样。但因为这些作品终归属于可歌的系统，所以间或还是会谱入管弦，如唐朝的歌伎就曾以近体诗为歌词。词也是这样，早期是花间、尊前的歌词，到后期，文人仿作的就不再歌唱。这类作品，不管可歌还是不可歌，总之都是押韵的。至于数量，我们都知道，是大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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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之外，还有本来不预备歌唱，事实上也没有用它作歌词，而也押韵的不少作品。照后代“诗”和“文”的习惯用法，这些押韵的作品是诗词以外的“文”。常见的有以下几种。一种是“赋”。这个体裁来源于《楚辞》，所以也称为“辞赋”。不过就入乐与否来看，两汉以来的赋与《楚辞》有分别：《楚辞》中如《九歌》是歌词；汉赋如《上林赋》《两都赋》等，六朝赋如《别赋》《哀江南赋》等，都不是歌词。不歌而押韵，所以是韵文。另外几种是“颂”“赞”“箴”“铭”“诔”“祭文”（极少数用散体）。其中以“铭”的类别最多，用途最广，如刘禹锡有《陋室铭》，是贴在屋里；还可以挂在座旁，是“座右铭”；写在碑文后面是“碑铭”，墓志后面是“墓志铭”；又任何器物上都可以刻铭，如“砚铭”“琴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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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和押韵的文是照习惯要押韵的一些体裁。文人作诗词，写韵文，习惯了，成为癖好，有时写照例应该用散体的文章，也会忽而兴之所至，用几句韵语。最突出的例是范仲淹《岳阳楼记》，“若夫霪雨霏霏”一段，几乎连散式的句子也想凑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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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句子长了，而且常常是字数多少不等，想押韵就比较难，所以文言各体的押韵花样，唐宋以来，只见于文白夹杂的曲和弹词等作品里，到现代语的作品里就差不多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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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文体种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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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不同的用途，书面语言不能不分为各种体。体是按照内容不同、写法不同而分的类。不同的类有不同的名称，如“诗”“赋”“论”“书”等。大致从汉魏间起，有些人开始注意文章作法，于是谈到文体，如曹丕《典论·论文》中有“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话。到南北朝，刘勰写了一部《文心雕龙》，是文论的专著，里面卷二到卷五都是研讨各种文体的，标题是：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共二十种。这不是严格的逻辑分类，如“诸子”和“论说”就不能截然分开。但可以看出，在那时期，文人心目中的文体已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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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把文体分得更细，计有：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共三十八种。萧统选文有标准，他在《文选序》中说，要“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是说，选的是美文，所以经、子、论辩文不选。如果各种性质的文章兼收，文体的数目还要多一些。《文选》给文体分类，大致是以文的名称为标准，不同名的有一个算一个，因而有些内容相近甚至相同的，如“上书”和“书”，就算作两类。后代一部有名的选本，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只收古文不收诗歌，分类是内容和名称兼顾，计有：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共十三大类。这样合并，眉目清楚，正如编者在“序目”中所说：“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可见细分，类是还要比这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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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种类多，还可以从文人的文集里表现出来。如苏轼是各体都擅长的作家，《苏东坡集》收的文体计有：诗，词，赋，铭，颂，赞，论，策问，叙，状，表，启，书，记，碑，传，青词，祝文，祭文，行状，墓志，辞，策，札子，奏议，制诰，外制，内制，乐语，差不多三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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