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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伯克尊铭——唯十有六年七月既生霸乙未。伯大师锡伯克仆卅夫。伯克敢对扬天君王伯休,用作朕穆考后仲尊,克用丐眉寿无疆。克克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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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省吾《双剑吉金文选》卷下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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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无专鼎铭——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庙,燔于周室,司徒南仲右无专入门,立中廷。王呼史友册命无专,曰:“官司王,侧虎方,锡女元(玄)衣带束,戈琱戟,缟彤矢,攸勒銮旗。”无专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作尊鼎,用享于朕烈考,用割眉寿万年,子孙永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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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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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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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绥爰有众,曰:“无戏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比谗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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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书·盘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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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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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牧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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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字都简古,难读,是因为词汇、句式的一部分,后代不再用,也就是没有成为通用文言的成分。三类资料之中,《尚书》的性质与甲骨文和金文不尽同,它来自书本,有可能受后代的影响而有些变动;还有,它列入经书,为读书人所必读,也就有较多的可能予后代以影响。但就是这样,在一般文人的眼里,它终归是老古董,执笔为文,不能完全照它,而要照秦汉。因此,就文言的历史说,这类商周的文字是文言定形以前的事物,它可以算作文言,却与通用的文言有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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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秦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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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翻看这时期的作品,与甲骨文、金文、《尚书》相比,就会有由面生变为面熟的感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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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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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隐公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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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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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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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的作品里,《左传》的文字比较深奥,《论语》的文字比较简古,可是我们读它,如果刚读过金文、《尚书》,就会觉得都是浅易的。艰涩与浅易之外,两个时期的文字还有个重要的分别:商周时期的文献是“办公事”,到战国时期就不然,而是“作文章”。如《荀子·天论》由“天行有常”写起,《韩非子·说难》由“凡说之难”写起,都是凭空发议论,所以写出来的是“文”。文有文的特点,是不只内容精粹,组织有条理,而且语言有腔调。就文言能够定形、成为标本说,语言的腔调很重要,后代所谓“文必秦汉”,揣摩追求的主要是这个。什么是腔调?比较难讲,大致说,不同句式的适当配合有关系,声音的适当变化有关系,甚至用适当的虚词(主要是表语气的虚词),使意思贯串起来也有重要的关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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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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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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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文章,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气繁富,使意思和情调融会到一起,是秦汉风格,商周时期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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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文献资料很多,流传到后代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为数还是不少。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都是文言。作者多而杂,时间由春秋战国之际到东汉末,地域以中原一带为主,还有中原之外的东西南北,阶层以士大夫为主,还有少数平民,思想包括各家,行文包括各种风格,因此,就表达习惯说,大同之中总难免小异。所谓定形,所谓以秦汉为标本,是指这小异之上的大同。还有,由后代“文必秦汉”的角度看,采取标本,并不是有一份算一份,而是分别轻重。所谓重,是照传统的读书法必读的那一些。因为必读,熟悉,所以自己写,就容易甚至不得不用那个格调。这所谓必读的书,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诸子,二是史书,三是解经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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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主要在先秦,因为那是处士横议的时代,是思想奔放的黄金时代。著作很多,成就很大,单是学派,班固《汉书·艺文志》就分为九家(小说家不算):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各家都有不少大师,不少著作,可惜绝大部分没有传下来。传下来并对后代有大影响的是以下这些:《论语》(旧时代曾算作经书),《孟子》(也曾算作经书),《荀子》,《老子》,《庄子》,《列子》(成书年代有小问题),《墨子》,《孙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重要性差一些的还有以下这些:《慎子》,《商子》,《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法言》,《新语》,《新书》,《盐铁论》,《潜夫论》,《新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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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种数不多,可是分量很重,因为其中有空前绝后的大著作。这是指《左传》(旧时代看作解经的书或经书)和《史记》。地位差不多的还有以下三种:《国语》,《战国策》,《汉书》。重要性差一些的还有以下这些:《越绝书》,《吴越春秋》,《列女传》,《新序》,《说苑》,《东观汉记》(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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