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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伯克尊铭——唯十有六年七月既生霸乙未。伯大师锡伯克仆卅夫。伯克敢对扬天君王伯休，用作朕穆考后仲尊，克用丐眉寿无疆。克克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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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省吾《双剑吉金文选》卷下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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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无专鼎铭——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庙，燔于周室，司徒南仲右无专入门，立中廷。王呼史友册命无专，曰：“官司王，侧虎方，锡女元（玄）衣带束，戈琱戟，缟彤矢，攸勒銮旗。”无专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作尊鼎，用享于朕烈考，用割眉寿万年，子孙永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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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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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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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绥爰有众，曰：“无戏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比谗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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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书·盘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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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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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牧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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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字都简古，难读，是因为词汇、句式的一部分，后代不再用，也就是没有成为通用文言的成分。三类资料之中，《尚书》的性质与甲骨文和金文不尽同，它来自书本，有可能受后代的影响而有些变动；还有，它列入经书，为读书人所必读，也就有较多的可能予后代以影响。但就是这样，在一般文人的眼里，它终归是老古董，执笔为文，不能完全照它，而要照秦汉。因此，就文言的历史说，这类商周的文字是文言定形以前的事物，它可以算作文言，却与通用的文言有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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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秦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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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翻看这时期的作品，与甲骨文、金文、《尚书》相比，就会有由面生变为面熟的感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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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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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隐公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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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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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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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的作品里，《左传》的文字比较深奥，《论语》的文字比较简古，可是我们读它，如果刚读过金文、《尚书》，就会觉得都是浅易的。艰涩与浅易之外，两个时期的文字还有个重要的分别：商周时期的文献是“办公事”，到战国时期就不然，而是“作文章”。如《荀子·天论》由“天行有常”写起，《韩非子·说难》由“凡说之难”写起，都是凭空发议论，所以写出来的是“文”。文有文的特点，是不只内容精粹，组织有条理，而且语言有腔调。就文言能够定形、成为标本说，语言的腔调很重要，后代所谓“文必秦汉”，揣摩追求的主要是这个。什么是腔调？比较难讲，大致说，不同句式的适当配合有关系，声音的适当变化有关系，甚至用适当的虚词（主要是表语气的虚词），使意思贯串起来也有重要的关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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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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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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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文章，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气繁富，使意思和情调融会到一起，是秦汉风格，商周时期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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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文献资料很多，流传到后代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为数还是不少。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都是文言。作者多而杂，时间由春秋战国之际到东汉末，地域以中原一带为主，还有中原之外的东西南北，阶层以士大夫为主，还有少数平民，思想包括各家，行文包括各种风格，因此，就表达习惯说，大同之中总难免小异。所谓定形，所谓以秦汉为标本，是指这小异之上的大同。还有，由后代“文必秦汉”的角度看，采取标本，并不是有一份算一份，而是分别轻重。所谓重，是照传统的读书法必读的那一些。因为必读，熟悉，所以自己写，就容易甚至不得不用那个格调。这所谓必读的书，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诸子，二是史书，三是解经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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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主要在先秦，因为那是处士横议的时代，是思想奔放的黄金时代。著作很多，成就很大，单是学派，班固《汉书·艺文志》就分为九家（小说家不算）：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各家都有不少大师，不少著作，可惜绝大部分没有传下来。传下来并对后代有大影响的是以下这些：《论语》（旧时代曾算作经书），《孟子》（也曾算作经书），《荀子》，《老子》，《庄子》，《列子》（成书年代有小问题），《墨子》，《孙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重要性差一些的还有以下这些：《慎子》，《商子》，《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法言》，《新语》，《新书》，《盐铁论》，《潜夫论》，《新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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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种数不多，可是分量很重，因为其中有空前绝后的大著作。这是指《左传》（旧时代看作解经的书或经书）和《史记》。地位差不多的还有以下三种：《国语》，《战国策》，《汉书》。重要性差一些的还有以下这些：《越绝书》，《吴越春秋》，《列女传》，《新序》，《说苑》，《东观汉记》（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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