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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体“文”一般不押韵,可以算作无韵之文的一个支流。骈体的形成和规格,作为文言的一种特点,前面第5.7.3节已经谈到;这里是从另一个角度,谈谈骈体作品的历史情况。表情达意,多用对偶,而且尽力求工整,应该说是从汉魏之际开始,我们读曹丕、曹植兄弟的文章,可以明显地嗅到这种气味。此后经过两晋,无数作家都是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就是说,用对偶,要求数量更多,声音更讲究。南朝沈约、周颙等创四声八病说以后,对偶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于是文人动笔就费尽心思,通篇骈四俪六。这时期以及其前的这类作品,萧统编的《文选》收了不少,更多的见于各家的文集,甚至专著,如刘勰《文心雕龙》。文集之外的许多著作,如属于史部、子部的,记事说理,也常常用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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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梁以后,一直到唐朝前期,写作用工整的四六成为风气。风气的力量是不可抗的,如唐太宗是皇帝,写《大唐三藏圣教序》,用骈体;魏徵是政治家,写史传的论赞,也用骈体。这风气并且使骈体成为无孔不入,如断案的判词,也要玩骈体的花样,白居易并且把它收入文集,此外张还有单行的《龙筋凤髓判》。这结果,显然,骈体的作品就会多到数不清。其中也有价值很高的,如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和政治家陆贽的《陆宣公奏议》就是。由喜爱骈体的人看来,这时期,工巧可以当作标本的作品确实不少,如徐陵《玉台新咏序》、王勃《滕王阁序》等,都是辞藻秾丽,用事典雅,可以当作诗词来吟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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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柳古文运动兴起以后,在一段不很短的时间之内,骈体的势力并没有大消减,如晚唐还出了个四六大家李商隐;其后到宋初,杨亿、钱惟演等追随李商隐,并且变本加厉,成为垄断文坛的西昆派。直到欧苏等重新掀起古文运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了大建树,古文才取得最后的胜利。所谓胜利,是文人都相信秦汉是文的正宗,表情达意应该用平实自然的散体。但就是这样,骈体也没有死亡,而是缩小阵地并坚守阵地。所谓缩小阵地,是由遍布于各体变为只用于一部分文体,如制、表之类是必须用骈体,碑、序之类是经常用骈体。所谓坚守阵地,是规格更严谨,面目更清晰。古文运动以前的骈体,虽然以通篇骈四俪六为工,但有不少是杂有少数散句的;古文运动胜利以后的骈体就不然,只要是骈,就要求清一色(不合格的是极少数)。这是说,规格更严谨了。规格严谨的结果是面目更清楚,或说与古文的界限更分明。以王安石的书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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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某愚戆浅薄,动多触罪。初叨一命,则在幕府,当此之时,尤为无知。自去吏属之籍,以至今日,虽尝获侍燕语,然不能自同众人之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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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宋相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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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者冒跻官次,荣托使车,躬裁琐琐之文,私布惓惓之意,干磨为吝,震叠于怀。会走干之鼎来,辱幐书而宠答,优为体貌,略去等夷,繄奖予之大隆,滋回皇之失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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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宋相公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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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是古文,例(2)是骈体(“启”必须用骈体),泾渭分明。这现象可以使我们明白两件事,一是骈体坚韧,虽退让而并未投降,二是即使是大名鼎鼎的古文家,也不能不网开一面。这坚韧的性格,到后来还有不容忽视的表现,就是到清朝,骈体竟有中兴之势,不只喜欢写的人很多,而且出了毛奇龄、洪亮吉、汪中等不少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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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体难写,等于工具很不顺手,而且容易华而不实,总之是有大缺点。可是古文运动胜利之后,它偏安而不灭亡,是什么原因?我想,是因为旧时代的文人看骈体,除去秾丽典雅之外,还可以表示郑重。这像是服装,如果分为礼服、便服两类,在某些需要穿礼服的场合,穿便服就成为不礼貌,不郑重。因此,经常处于上层的文人,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衣箱里总不能不存储礼服,也就是不能不具备写骈体的本领,以便到需要写的时候,也能够骈四俪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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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和白话 第七章 历史情况(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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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文言的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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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的第6.1节说,为了解说的方便,把文言分为两股水流:主流是无韵之文,支流是有韵之文。我们知道,文言各体有不少是经常押韵的,还有些是间或押韵或散中杂有韵句的。这里想介绍的是概况,不能不取重舍轻。最重的是诗,因为作者多,产量大,成就高。其次是词。再其次是赋。曲是押韵的重要文体,可是由讲文言的角度看,问题比较复杂。曲有广狭二义:广义指现在所谓剧本,如《西厢记》《牡丹亭》等都是曲;狭义指曲文。曲文有两种,剧本中供演唱的是曲词,剧本外不演唱的是散曲。剧本之中还有只说不唱的宾白。与学秦汉的古文相比,曲是时文,就是说,本意是用当时的“语”写,让听众能够听懂的。可是因为:一方面作者总是通文之人(不知不觉会求雅),一方面曲文和词有密切的传承关系,于是曲(包括曲词、宾白和散曲)就不能不搀杂不很少的文言成分。但不管多少,总是搀杂,并非纯粹是或大体上是,因而放在这股水流里就会成为名不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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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曲排除之后,谈有韵的文言还会遇见两个问题。其中一个小的是有少数并不押韵,如《诗经》的多数“颂”和《楚辞》的《渔父》之类;或并不全篇押韵,如西汉的有些赋。幸而这少数例外只见于韵文的早期,根据取大同而舍小异的原则,可以不计。另一个问题就大多了,是诗词与口语距离近,其中不少(如有些乐府诗)甚至算文言也会有问题。怎么处理?我想,办法或说原则是两个:一个仍然是“词汇句法系统”,另一个是“从多数”。前一个用不着解释,就是看表达方式是不是秦汉的:是,算文言(秦汉以前的,如《诗经》,从习惯,算文言);不是,算白话。后一个包括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就整体说,如诗,表达方式多数用文言,就总的算文言;另一方面是就个体说,如《古诗十九首》,写得相当通俗,但多数语句的格局是秦汉的,也算文言。这样分辨,自然难免遇见中间的,不好定性,那可以实事求是,让它骑墙,留在中间。这类问题,后面第十四章讨论文白分界的时候还会谈到,这里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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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诗经》和《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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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文献库存里两部时间最早、声价最高的诗歌总集。两者相比,《诗经》的时代更早,是西周到春秋中期;《楚辞》是战国时期写成的(汉人仿作的不计)。产地也有大分别:《诗经》主要是中原一带的,《楚辞》是江汉一带的。时间、地域的不同还带来其他分别,如《诗经》的绝大多数不知为何人所作,《楚辞》则绝大多数有明确的作者(少数有疑问);《诗经》是官府乐歌的结集,《楚辞》不是。最重要的分别是语句的格局和所表达的意境。《诗经》的体制短小整齐:绝大多数是四个字一句,隔句押韵;一般分为同形式的几章,这是为了用同样的乐调重复歌唱;篇幅都比较短。与《诗经》相比,《楚辞》的体制就繁多了:句子长了,而且字数不很一定;不再有章的重复;篇幅一般比较长,甚至很长,如第一篇《离骚》就是。意境的差别更大。《诗经》写的是“人”境,常事常情,手法是现实主义的。《楚辞》不然,而是用丰富的想象,写不少超人世的“神”境;就是写人世,也总是美人香草,迷离恍惚。总之,同是诗,《楚辞》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又因为兼用一些楚地方言,所以比较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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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编制说,《诗经》比较简明:十五国风是各地民歌,小雅、大雅是朝廷乐歌,周颂、鲁颂、商颂是宗庙乐歌。《楚辞》十七篇是汉人编集的,专就战国时期屈原、宋玉等作的十篇说,性质很杂,如《离骚》是个人的抒情诗,《九歌》是祭神鬼的舞歌,《卜居》是记事文。至于汉人仿作的七篇,是临摹性质,没有什么新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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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乐府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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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指西汉到唐以前的诗歌作品。乐府和古诗合在一起讲,是因为两者有拉不断扯不断的关系。一方面,乐府和古诗有分别:一是来源不同,乐府(作为诗体名)原是乐府(作为官府名)到各地采风搜集来的歌词,歌词有乐调,乐调有名称,如《陌上桑》《步出夏门行》之类;古诗是不依旧调而创造的诗歌,如汉高祖《大风歌》、张衡《四愁诗》之类。二是由于来源不同,风格就有朴实浅易和藻饰深奥的分别。但另一方面,两者又有密切的关系:一是文人写诗常常模仿乐府,倚声式的模仿,并且标调名,成为乐府诗;自由一些,不标调名,就成为古诗(自然是后代才这样称呼)。二是由格局方面看,乐府和古诗是一路,早期间或用五言之外的杂言,后来基本上是五言一句,隔句押韵。三是到唐朝,近体诗兴起以后,与近体相比,乐府和古诗就合为一家,都算古体诗。但是就分别方面说,两者的兴衰却很不同:在这个对期内,乐府诗是由大盛而渐衰,古诗是由渐渐出现变为越来越多。兴衰的不同,是风诗来自民间,文人袭用,渐渐成为喧宾夺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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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的乐府诗,一部分庙堂用的,收入正史的《乐志》,内容是歌功颂德,文字诘屈聱牙,价值不大。其他大多是民歌或原于民歌,语言朴素,写情写景真切自然,是诗歌的上乘之作。作品很多,南北朝晚年,徐陵编《玉台新咏》曾收录一些。专收乐府诗,搜罗最多、分类最细的是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书一百卷,分乐府诗为十二类,是: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词,杂歌谣辞,新乐府辞。因为求全,它兼收了古谣谚和隋唐以来的文人仿作,还收了唐人作的不再标古调名的歌行,如元稹和白居易的新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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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的古诗,绝大部分是东汉末之后的文人所作,后代人通称为五言古诗。古诗作为一种诗体,是对唐人的近体诗说的,总的说是近体诗有严格的规格,古诗比较自由。所谓自由,是篇幅长短不定,押平声韵或仄声韵不定,韵部的限制比较宽(如一东、二冬可以通用),不要求律句(音的平仄依规律变化)和对偶。此外,语句也要比近体诗质朴。但这些究竟是文人之作,所以由汉魏之际建安七子起,与乐府诗相比,语句就趋向华美,到南朝,谢灵运、谢脁等写山水,绘影绘声,其后徐陵、庾信等写宫体诗,描红刻翠,质朴的风格就越来越少了。这时期的作品,大多收在各个人的别集里,如《曹子建集》《谢宣城集》《庾子山集》等。别集之外,萧统《文选》是个重要的选本,如《古诗十九首》就是靠这部书才能流传下来。近人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把这时期的诗(包括乐府诗)都搜罗进去,想了解全貌的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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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以后,乐府古诗不再有独霸的地位。但它并没有灭亡,而是换个方式生存发展。所谓生存,是文人依旧规格仿作,如李白曾写《子夜吴歌》《长干行》等,他又是最喜欢写古风的;杜甫长于写律诗,可是古诗也写了不少,如《羌村三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成就都是非常高的。所谓发展,是长篇七言歌行的兴起,如白居易《长恨歌》和《琵琶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读;后人还不断模仿,如清吴伟业《圆圆曲》和《永和宫词》,在文学史上都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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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近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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