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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发展变化的迟速不同。前面谈文言，常常说到定形，意思是，某一时期这样，其后还是这样；即使有变化，也是零零星星的。白话没有这样的定形。原因很明显，是它要照口语写，口语变，它就不能不随着变。唐朝以前，我们几乎见不到纯粹的整篇的白话，可以不论。唐朝以后，宋元话本存世的还有一些，既纯粹，又整篇，可以作为那时期白话的代表。我们现在读它，与《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比较，就会发现，韵味已经相差不少，如果与《呐喊》《子夜》等比较，那就相差更多。文言变化慢，是因为不只可以用旧的，而且乐得用旧的，如冠礼是早已不行了，明清人用文言写，表示成年，还要说弱冠或已冠，不这样就像是不够典雅。白话基本上不能这样照抄旧的，如“须——”，“——则个”等说法，话本里随处可见，《红楼梦》里不沿用，《子夜》里当然更不能用。专就这一点说，白话比文言个性强，不同的时期总是有不同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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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文言和白话并存，难免互有影响，可是影响力量的大小不同：文言大，白话小。以国际贸易为喻，文言对白话是出口多进口少，白话对文言是出口少进口多。这当然有原因，是用文言写的人，一般认为白话是俚俗的；用白话写的人，有不少也会文言，或者由于需要，或者由于不知不觉，笔下很容易出现文言手法。用惯文言的士大夫间或用白话，个别的，情况千差万别；一般的，我想到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诗（主要是模仿乐府民歌），作词（主要是早期），用一些白话或比较通俗的文。因为这类文体来自民间，所以严格讲，这样用白话，是保留而不是吸收。另一种是明朝晚期的公安派以及受它影响的李渔、金圣叹、郑燮等，因为主张并表示行文要直写胸臆，所以文言里有时夹杂一些白话。这样的白话是宴席上的小菜性质，虽然上了席面，地位却并不高。至于相反的一面，文言给白话的影响，那就大多了。随便举一些例。一种是白话里夹用一些文言说法。如《西厢记》第一折张君瑞上场的道白，当然是用白话，可是里面夹用了“本贯西洛人也”，“小生书剑飘零”，“萤窗雪案，刮垢磨光”，“何日得遂大志”，这是白中藏着—些文诌诌。另一种是白话里用力玩弄文言的花样。如《破魔变文》用了大量的骈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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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愿长悬舜日，永保尧年，延凤邑于千秋，保龙图于万岁。伏惟我府主仆射，神资直气，岳降英灵，怀济物之深仁，蕴调元之盛业。门传阀阅，抚养黎民，惣邦教之清规，均水土之重位。自临井邑，比屋如春，皆传善政之歌，共贺升平之化。致得岁时丰稔，管境谧宁。山积粮储于川流，价卖声传于井邑。谨将称赞功德，奉用庄严我府主司徒。伏愿洪河再复，流水而绕乾坤；紫绶千年，勋业长扶社稷。次将称赞功德，谨奉庄严国母圣天公主。伏愿山南朱桂，不变四时；岭北寒梅，一枝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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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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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是白话里大量引用文言作品（经常是诗词）。如《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入话之前引诗词十首；《西山一窟鬼》，开篇是一首集句词《念奴娇》，然后举各句的出处，共引词十七首；故事当中夹用诗词以求画龙点睛，更是各体小说的常用手法。这样大量引用，当然是因为作者和读者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写得美，突出重点。此外，还有一种受影响更大的，是干脆用或绝大部分用浅易的文言。最典型的例是《三国演义》，如开头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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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诛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愈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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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然够不上地道文言，但作为话本系统的作品，文言的气味总是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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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文言大致是超方言的；白话不然，虽然大多用所谓官话，却常常不能离开方言。原因是任何人都能想到的：文言可以脱离口语而独立，独立，自然就不受口语的约束；白话不然，照口语写，作者口中的语就必致影响手中的笔。文言还没有定形的时候，方言有可能在书面语中占一席地，这我们可以从《楚辞》《尔雅》和扬雄《方言》里找到一些痕迹。定形之后，方言渗入的可能几乎没有了，文言成为各方言区的通用语，因而江苏的顾炎武才可以和山西的傅山用笔墨交往。白话照口语写，严格说，就是用官话写的话本，也不能没有一点方言的成分。但一般是量不大，或不是鹤立鸡群那样明显，可以不在话下。有比较明显的，如《金瓶梅词话》里有山东话；《海上花列传》，对话部分用苏州话；《何典》，杂用了苏州、上海等地的话。在戏曲里，这种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如现代的越剧、川剧等地方戏，用的都是方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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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可以比比了解的难易。现代白话与文言比，当然是文言难，白话容易。宋元以及更靠前的，似乎也可以这样说，但又不可一概而论。因为专就难点（指生僻的词语和说法）说，文言难，有个边际，而且绝大多数可以遵循老路走通；白话就不然，而是没有边际，想得确解，常常苦于无处查证。举例说，《鲍参军集》和《世说新语》都是南朝初年的作品，前者是纯文言，后者夹杂一些白话，我们现在读，总觉得前者问题少而后者问题多，即使参考旧注，一些南朝的口语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常常难于搞清楚。宋元白话也是这样，即如“莫须有”，我们现在还在引用，究竟是什么意思？解说的人不只一位，直到吕叔湘先生解为“恐怕有”或“别是有”（《语文杂记》第二条），像是才取得多数人的首肯。其实，白话有些词语难解，是很多人早就感觉到的，所以过去也出了些诠释的书，如钱大昕《恒言录》、翟灏《通俗编》、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等。但终归是条目有限，不能解决可能遇见的所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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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白话的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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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可以是严格的，那要以口语的变化情况为标准。可是在这方面，我们知道得不多，并且，唐宋以前，可以为例证的资料也不多。不得已，只好以文献资料的历史情况（或说白话势力的情况）为依据。这样考虑，我们可以把白话分为三期。先谈谈上限问题。两汉时期，文言定了形，可以作为上限。秦以前，问题复杂。如《左传》宣公二年记宋国筑城者嘲笑战败的华元，讴曰：“于思于思，弃甲复来。”这应该是照口语记的。可是同样是记言，如《孟子·公孙丑上》引齐人之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我们就不好硬说是白话。因为像是经过修润，而且这样一来，文言和白话的界限就更加模糊。问题来自那个时期文言还没有定形，或至少是为了不知其不可而为，我们只好从两汉说起。第一期的下限是隋唐之际。这第一期的白话，特点是处于“附庸”地位，或说是藏在文言的大海之中，上一节引的“夥颐”是这样，乐府民歌之类也是这样。第二期是由唐宋到明清，白话的特点是取得“独立”地位，典型的例是长短篇白话小说、南北曲以及多种俗文学作品，印本都是单行。第三期是现代白话，由“五四”前后起，下限当然不能预言。这一期的白话，特点是取得“独霸”地位，因为文言已经成为古董，不再用作交流情意的工具。各期有各期的白话，就是说，有各自的内涵和特点，这都留到第十五章举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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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和白话 第十二章 白话与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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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一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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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一致是个大问题。有应该不应该一致的问题，有可能不可能一致的问题。至少从中古起，白话作品取得独立地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可是没有考虑，原因大概是，白话与文言和平共处，就用不着争辩，也想不到争辩。在话本的早期，白话照口语写是当然的。所谓话本，话是故事，话本就是说话人讲故事的脚本。《董解元西厢记》卷一说：“此本话说唐时这个书生，姓张名珙，字君瑞，西洛人也。”此本话说，意思是这本故事，说的是。此本话，或称话本，对以前的说话人说，是讲说的记录，对以后的说话人说，是讲说的教材。总之，文字都要与说的一致。语录也是这样。这是“实际上”应该一致。“五四”文学革命，攻击文言是死文字，主张改用白话写。白话和口语究竟是什么关系，没有明确说。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里有这样的话：“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现在看来，有些意思，当时大概没有想清楚，或至少是没有说清楚。例如反对文言，问题的核心是，用笔写，应该不应该脱离通用的口语。如果不应该，那就大至写国史，小至写便条，都应该用白话；张口闭口总是“文学”，是把问题缩小了，或者看偏了。其次，即使照口语写是好作品的条件，也只能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足条件，只要是白话作品必优越的看法分明是偏见。这里还是只谈言文一致问题，他们一再推崇“言文合一”，可见他们心目中的一致是“道理上”应该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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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是口说的音节和手写的文字保持一对一的关系，可能不可能？当然可能，不只可能，而且事实上有不少例证。如果整篇中的个别语句也算，应该说文言里也有，如最常见的“诗云”“子曰”，恐怕就是照口语写的。白话文字，照口语写的当然更常见。其中有最严格的，如法院的口供记录，要担保一字不差。其次，像白话小说里的对话，尽力摹拟讲话人的声音笑貌，应该也是与口语一致的。自然，这里会碰到一个大问题，是怎么能够证明是严格的一对一。也许除口供记录以外，都不能担保处处是一对一，因为文人的笔总是惯于修润。但我们可以通过比较而推断，如和尚和宋儒的一些包括俚俗词语、生僻说法的语录，早期话本（尤其是其中的对话），方言小说（如《海上花列传》）里的对话，我们说那是与口语一致的，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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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难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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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没有什么问题的与口语一致的白话，是由大量的白话作品中挑选来的。那绝大部分是记人物的话，而白话作品的内容，显然只有很少是记人物的话；何况就是记人物的话，也未必都是照口语写。如《今古奇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一处记李公子的话：“我非无此心。但教坊落籍，其费甚多，非千金不可。我囊空如洗，如之奈何！”有相当重的文言味，可见是作者加了工的。至于记作者或说唱者叙述的话，那就更容易脱离口语，如上节所引《董解元西厢记》那段话，“西洛人也”以下是：“从父宦游于长安，因而家焉。父拜礼部尚书，薨。五七载间，家业零替，缘尚书生前守官清廉，无他蓄积之所致也。”文言味就更重了。“五四”文学革命，开始时期难免矫枉过正，对文言深恶痛绝，可是两篇发难的重要文章，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开头是：“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开头是：“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均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用的都是文言。当时及以后，响应的人都不再用文言写。但不用文言并不等于就是照口语写，因为出于笔下的常常成为白话“文”而不是白话“语”（这种趋势，越靠后越厉害，下一节谈）。举早期的和稍后的各一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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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半农先生：本志三卷所登先生对于文学革新的大作两篇，我看了非常佩服，以为同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而行，废一不可。文学革新的事业，有你们两位先生这样的积极提倡，必可预卜其成绩之佳良，我真欢喜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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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新文学与今韵问题》，1917年作，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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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和善的燧人氏是该被忘却的。即使伤了食，这回是属于神农氏的领域了，所以那神农氏，至今还被人们所记得。至于火灾，虽然不知道那发明家究竟是什么人，但祖师总归是有的，于是没有法，只好漫称之曰火神，而献以敬畏。看他的画像，是红面孔，红胡须，不过祭祀的时候，却须避去一切红色的东西，而代之以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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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1934年作，见《且介亭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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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篇是想向白话靠拢而力不从心，后一篇是随心所欲，并没有想靠拢的问题。总之，写在书面上的都与口语有或近或远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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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难于一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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