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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表达方面的特点，想分作三个阶段谈。前一个阶段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其动力和进展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果等，前面第13.3节已经谈过。这里专说那时期白话的格调，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给人的印象是，有不少人用力躲文言，亲口语，却不能写得流利自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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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愈文明，则学术新理愈多。一个人的精力那里能彀尽读世界各国的书，又安能遍学各国的文字。若定要学外国文字，才能彀研究外国的学问，则学英文者不能研究法、德、俄等国的学问，学法、德、俄文字者亦然。如是，则非遍学各国文字不可。此翻译一道所以为学问上一件极有利益的事也。文字若能添造，译学若臻完美，则求学之人将那些学外国文的日子省出来，别有用处，岂不好吗。若谓西籍浩繁，美不胜收，不能遍译，则先其重要者，精妙者，简易者，徐及其余。人之读书，贵在触类而长，因故知新，岂以享现成家业，徒多为务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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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寿朋《文学改良与孔教》，《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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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近年来的新文化运动，把我国人底知识欲望增高了。敬杲深信，学问做那少数特权阶级装饰品的时代，由着这个运动，已经宣告终止。凡从前博学深思之士所能备具的学问，自今以后，一般民众，没有不应该加以修习；而现代繁剧多方面的生活状况，必须有丰富广博的知识来因应，也委实是无可如何的事。但是，现在我们出版界所贡献于我国人，做满足这知识欲望底工具的，除了杂志丛书之外，欲求一赅括各面，用最有组织的方法，把最确切，最完全的知识，供给我国人的，在我们意识范围之内，觉得似乎还不曾有过。不但什么主义，什么学说，不绝地奔腾澎湃而来的世界新潮，我们没有方法，直截了当地得到确切的概念；就如佛教，传入我国已经二千余年，为我国文化的一大权威，基督教亦已经数百年，我们要对于他的源流，沿革，组织，教义等等，以极短的时间，知道一个完全，稳确，而有系统的梗概，也觉得是难于登天。因为这种缘故，就不揣谫陋，编纂成功这本新文化辞书，想把最适切的求知工具来贡献给我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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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敬杲《新文化辞书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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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上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真的。不要说别个，就是我自己所教的，也是如此。那么，照着方才所说的“既知即行”这句话，岂不是“自相矛盾”么？却又不然。高等小学的毕业生，虽有一半要去谋生了，但其他一半，是要升入中学的。现今中学里的国文先生，大半是那前清的老秀才老翰林，吃过“十年窗下”的苦味，所以一言一动，多含着八九分酸气。就因为他自己日日浸在酸气里，所以他要求的，自然是要有酸气的学生，这也是“同声相应同类相求”的老例。他所求的既然是要有酸气的，而我所造成的却是没有酸气的，那就不能合他的意思了，那就不能蒙他的赏识了。如此，岂不是我误了一般“殷殷向学”的学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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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兆熊《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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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是文言的枷锁还套在脖子上，想白而白不了；例（2）是穿着长袍短褂勉强学引车卖浆者流，虽然也的了吗啦，味道却不对；例（3）是用力求白，时时处处设想口语怎么说，写出来却既没有口语的活泼味，又没有白话文的典重味。这表明那是草创时期，旧的，羁绊多，新的，样本少，步步需要自己试着走，自然就难免深一脚浅一脚。这现象使我们领悟一件事，是写白话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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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2 三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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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借用现在流行的一个名称，让它指1930年前后，白话文经过许多人的努力，已经达到成熟的阶段。三十年代中期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一部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目的是总结一下文学革命的情况和收获。共计十册（由各门类的名家分编），除《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史料·索引》三册以外，都是文选，计小说三册，散文两册，戏剧一册，诗一册。原定只收1917年到1927年的作品，实际也收了少数稍后的作品。照刚才说过的三十年代的所指，这部书只能反映这阶段前一部分的情况。可是内容已相当丰富，以《史料·索引》目次的大项为例，包括“总史”“会社史料”“作家小传”“史料特辑”“创作编目”“翻译编目”“杂志编目”七部分，其中作家收142人，创作和翻译的编目（包括子目）占一百几十页。这还是限制在“文学”范围之内，而白话所写当然常常不是文学作品。前一部分这样，后一部分，如果算到四十年代末，时间要加长一倍，作家和作品之多就更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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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说量大，更值得注意的是“质”的成就。这可以举那时期的名作家，鲁迅等为代表，他们的笔下已经不是草创时期那样的，而是创造了既鲜明流利，又深沉委曲的新风格。这新风格源远流长。源是古今中外。古，大部分是文言，外是英、日等国，今中是当时所谓“国语”（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虽然像是杂凑，却巧妙而自然地融会到笔下，成为浑然一体。这方面的实例，连中学生都读过不少，如《阿Q正传》《藤野先生》《为了忘却的记念》《荷塘月色》《春蚕》《寄小读者》《子夜》《骆驼祥子》等等都是。至于流长，以后会长到哪里，难说；但我们总得承认，直到现在，几乎所有笔下成家的，都从那里吸收了不少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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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十年代的白话文，除了小说、剧本等的对话以外，与口语的关系是“不即不离”。不即，是不同于口语，以鲁迅的杂文和冰心的散文为例，北京人大致是说普通话的，可是我们走遍王府井和前门大街，也不会听见同于鲁迅杂文那样辛辣、冰心散文那样细腻的话。不同于口语，有原因，前面第12.1.3节已经谈过。还有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半个世纪以前，周作人给俞平伯的《燕知草》写跋，其中说：“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可见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人感到，书面语，尤其文学作品的书面语，应该比口语多点什么。我的想法，这就是在鲜明流利之外，还要加上深沉委曲。这深沉委曲，是来自内容的精粹和深远，以及表达方面的精炼和典重。有了这些，它就成为大家心目中的“文”，而不是照录口语。但这只是一面，还有另一面，同样重要，是“不离”。这是说，它的格局是口语，词语等也来自口语或可以入口语，因而如果照字面念，也不至于使听者感到“不像话”。如下面几段文章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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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是个好动的人：每回我身体行动的时候，我的思想也仿佛就跟着跳荡。我做的诗，不论它们是怎样的“无聊”，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我爱动，爱看动的事物，爱活泼的人，爱水，爱空中的飞鸟，爱车窗外掣过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闪动，草叶上露珠的颤动，花须在微风中的摇动，雷雨时云空的变动，大海中波涛的汹涌，都是在在触动我感兴的情景。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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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自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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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许多人不满意于我第二篇的“为免除误会起见”，说我被他们一骂而害怕。其实我第二篇文章登出之后他们还在骂。如果我怕，为什么不“再为免除误会起见”“三为免除误会起见”呢？我的意思，只是恐怕感情话人家听不进，不如平心静气说一说。平心静气说了，人家还是听不进，那我还要说什么？我不但要将第二篇文章取消，便连第一篇也要取消，因为对于这等人无话可说。“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我没有孔老先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美德，所以最后只能拿出我的“作揖主义”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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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半农杂文一集·“老实说了”的结果·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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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了。一切平平常常地过去。要说福气，这也是福气了。因为平平常常，正像“糊涂”一样“难得”，特别是在“这年头”。但不知怎的，总不时想着在那儿过了五六年转徙无常的生活的南方。转徙无常，诚然算不得好日子；但要说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时候容易深切地感着。现在终日看见一样的脸板板的天，灰蓬蓬的地；大柳高槐，只是大柳高槐而已。于是木木然，心上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我想着我的渺小，有些战栗起来；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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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背影·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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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像话，却又比口语整洁，深沉，有些人并且有了自己的风格，使读者一嗅而知，这就是三十年代白话最值得重视的成就。唐宋以来的白话几乎都限制在俗文学范围之内，三十年代的白话既打破了“俗”，又打破了“文学”，活动范围大了，等于本钱多了，应该做些大买卖。我的想法，这不即不离的成就正是做了大买卖。（关于大买卖的实况，如成就更大的很多名作家的作品，都是我们闭目可以想见的，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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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3 解放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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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阶段比文学革命加三十年代还长一些，白话文献资料的数量就不只多一些，而是超过很多倍。多，除了上面第15.4节提到的一些原因之外，还有文体和出版物的百花齐放，例如相声和快板之类，过去是很难看到文字的，现在却可以印在报刊上，甚至印成书本。所有这种种体裁的作品，有阅读能力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亲近过，因而也就用不着分成若干类，逐一介绍。值得注意的还是表达方面的特点。从与口语（一般指“普通话”）的距离方面考虑，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与口语关系密切的，或者说宜于口语化的，如小说、剧本等的对话，广播词和讲话稿，说书、相声等曲艺，启事、广告等一般应用文字，等等，一般是用纯粹口语或接近口语的白话。另一类是事实上常常离开口语的所谓“文”，性质各式各样，如政经、文教、史地、科技、艺术、卫生、体育，等等，体裁也是五花八门，如议论、记叙、抒情，散文、论文、通讯、报道、杂文、评介，等等。前一类大致是说了听的，当然宜于用口语，可以不谈。需要着重谈的是后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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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从与口语的距离方面着眼。有些人笔下的白话离口语近；因为离口语近，看或读就显得简明流利。这似乎也可以分为不同的类。一类是上了年纪的作者，也许是三十年代的旧习未改，拿起笔，还是三十年代那种不即不离的格调，如茅盾、冰心等就是这样。一类是在革命运动中做普及工作的，为了能够深入群众，笔下不能不通俗，如丁玲、赵树理等就是这样。还有些人，特别重视语文问题，认为上好的文章，用语应该与口语一致，于是提倡“写话”，不只在道理上反复讲，而且身体力行，如叶圣陶先生就是突出的代表。这种写话式的文章，具有三十年代的流风余韵，却比三十年代的更浅明，更整洁，我个人以为，如果可以称为话，也不是普普通通的话，而是精选的话，甚至可以称为“文话”。文话是写话理论的成果，值得重视，可惜的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人并不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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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重视的是还有一股脱离口语的水流，表现为生僻词语多，句子不只长，而且夹杂一些非本土的格局。口语当然不是这样。因为大不同于口语，所以看，读，就显得既不简明，又不自然，甚至晦涩难懂。我们都知道，词句变长是汉语发展的趋势。不过近年的加速，却是受了外语译文和新风气的影响。这说起来话长，只举一点点例。一种是语言形态变化的变相引进。文学革命以来把助词de分为“底”“的”“地”三个，有的人从译文习惯，在不必用的地方也要加上一个。近年来，时态越来越受到重视，以表完成为例，本来可以说“收到好的效果”，却要说“收到了好的效果”，本来应该说“写在黑板上”，却偏说“写在了黑板上”。一种是可简、宜于简的地方，乐于从繁的人像是越来越多，如“涉及”和“涉及到”之间，“而且”和“而且还”之间，如果投票，得多数票的恐怕是后者。一种是喜欢加多余的话，如不说“下了雪”，而说“下了洁白的雪”，不说“拿起笔来写”，而说“用手拿起一支笔来写”。一种是愿意绕弯子，如可以说“我没注意”，却说“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可以说“我爱唱歌”，却说“唱歌对我来说是可爱的”。与许多种外语比，汉语灵活，简短。近年来有一种趋势，是变灵活为拘谨，因而有时就不能不增添零件，改变说法。结果是句子渐渐加长，正襟危坐气渐渐加重。长，拘谨，有时也许是必要的，问题是简捷平易，或说接近口语的短句能不能把比较深远的内容说清楚。写话派的答复当然是不只能，而且应该。可惜的是有更多的人并不考虑这个问题，甚至像是认为，既然成文，就应该这样繁富拘谨，不像口语。下面的例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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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已经把探索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规律提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突出地位。现在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和关心社会进步的人士，都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结合他们各自的国情，考察社会主义的状况，总结社会主义的经验，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见解，寻求在本国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当今时代向人们提出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它同亿万人民群众跳动着的脉搏息息相通，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关系着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的历史命运，也影响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走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把我国建设成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在全世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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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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