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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四川形容人起了坏心眼儿有个歇后语，叫“老鼠子带连夹棒——起打猫儿心肠”唐枢：《蜀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9页。这句歇后语到今天却变成了“老鼠别左轮——起打猫儿心肠”。从连夹棒到左轮手枪，老鼠对付老猫手段的变化，说明了方言也在随着时代变化。从方言的历史变化中，也可逆推出时代的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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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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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方方言西南官话的一支，四川方言的地域范围大致包括了四川、重庆以及周边省份临近地区。正如四川有很多客家话方言岛一样，在川渝文化圈之外，还存在着零星的四川话方言岛。下面就说说这些方言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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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东坡在诗里说，自己大半辈子都在流放中度过。对于经常遭到贬谪的苏东坡来说，让他不能接受的，除了自身怀才不遇的悲苦，还有更为深切的悲哀——自己和家人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流放的生活。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自己和家里的小孩也跟着当地人改变了口音。苏东坡在写给表兄程正辅的诗中，说自己“舌音渐獠变”，在写给同乡文长老方丈的诗中，说自家小孩的口音也在改变，“吴音渐已变儿童”。四川的乡音在流放中不自觉地发生改变，这让苏东坡“面汗尝骍羞”，惶恐之极，从而让他更加顽固地保有着四川乡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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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苏东坡用他的四川方言，熏染着流放地儋州（今海南儋州市）当地的乡民。尽管历经了近千年，至今海南儋州有好几个区的人都说略带四川口音的官话，当地人管它叫“苏东坡话”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页。黄炎培先生有亲身体会：“苏东坡守儋州，至今儋县有十五乡，用中州音，为余南游耳熟者。”黄炎培：《川沙方言述》，《人文》1934年第5卷第4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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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蜀与海南，远隔千里，这里有人竟然会说四川话。这让此后到此一游的另一位四川文豪吃惊不小。1962年2月郭沫若先生到海南考察。在纪念苏轼的东坡书院里，郭沫若和陪同参观的看管人员周士生老人，滔滔不绝盘桓了数小时。两人说的不是普通话，而是四川话。家住儋州中和镇的周士生，与郭沫若素昧平生，怎么能说满口四川话呢？这便得益于千年前苏东坡在此的教化了。因此郭沫若在《儋耳行·序》中说道：“儋县境内有‘东坡话’流传，但据识者言，即是军话，与蜀语相近。向导周叟，无需中介，可以彼此对答，自言所说即是‘东坡话’。”1962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在接下来长达112行的诗中，郭沫若用宋词“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坡仙老”（宋）岳珂：《桯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一起渡江饮酒的古今穿越之意，邀约了千年前的四川同乡东坡老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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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乃驱车如流梭，前往儋城访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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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豚犊鸡鸭鹅，稻田亩产二季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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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犹说“东坡话”，无人能识“春梦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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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而载酒亭前过，东坡笠展正逶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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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木杖手斜拖，闻声回顾背微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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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车举手问坡老：“东坡先生尔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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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西蜀峨眉郊，与尔同窗分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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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山上读书寮，尔曾读书声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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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已成大学校，校内读书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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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闻语笑呵呵，手把银髯自抚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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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汝乡音无差讹，乡亲不用分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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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羌江水静无波，峨眉山月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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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所凿大佛陀，是否仍在江边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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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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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请再听我言，我有一事想高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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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与汝子苏斜川，二人住此仅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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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蜀之话至今传，何以致之请教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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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于是换欢容，“善哉汝问不汝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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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食力耕自躬，我与农民如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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