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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和尚在打架哩,头发抓成乱鸡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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秤砣落水皮面跑哩,灯草落下打烂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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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鸡衔到野猫跑哩,耗子咬到猫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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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语言中“切”是一个语气助词,表示一种满不在乎、不以为然的语气,可以看做一种轻蔑、不屑、无视的态度,作为口头禅,这是一种极其不尊重人的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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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本字应是“去”。《史记·甘茂列传》中记载一件小事:秦王嬴政为了开拓河间之地,欲派张唐出使燕国,与燕王相约前后夹击赵国。张唐不愿意去,吕不韦虽没有强求他,但心里却很不痛快。十二岁的神童甘罗是大将甘茂的孙子,主动向吕不韦请缨,去劝说张唐。吕不韦不以为然地摆摆手叱道:“去!我身自请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宋代学者王观国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去者,叱使听之声。今四方人凡为叱退声皆曰去也。”(宋)王观国撰,田瑞娟点校:《学林》,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0页。吕不韦之言,换成今天的话就是:“切——我堂堂丞相亲自请他都无济于事,你一个小毛孩子怎么劝得动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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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在四川方言中读为qie4,因此“去”在《成都通览·成都之土语方言》记音为“且”字,如将“且罢”解释为“去也”。“去”作为语气词,为了表达强烈的语气,读为四声qie4,便记音为了“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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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语言称坏人为“坏银”。“人”与“银”字古音同属平水韵上平十一真。明代便有用“银”来称“人”的例子。如冯梦龙《山歌》:“诉日里思量夜里情,扯住情哥诉弗清。失落子金环常忆耳,我是满头珠翠别无银。”这最后一句大约是个歇后语“满头珠翠——别无银”,因“人”与“银”同音相谐,在这首民歌里,女子是借此向心爱的人表达自己很专一,心里除了对方再没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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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也有这样的读音,如称“新人子”(新娘)为“新银子”,因川人后鼻音与前鼻音常混淆,所以也叫“新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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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与文化 第六章 四川方言与书面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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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等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批评宋人程珌的《洺水词》使用方言:“至《满庭芳》第二阕之萧、歌通叶,《减字木兰花》后阕之好、坐同韵,皆系乡音,尤不可为训也。”又批评宋人赵长卿的《惜香乐府》使用方言:“其词往往瑕瑜互见。如卷二中《水龙吟》第四阕,以了、少、峭叶昼、秀。纯用江右乡音,终非正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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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文学作品中使用方言,肯定的占多数。尤其是乾嘉时期,性灵派的很多诗人都赞成用方言俗语来写诗。纪晓岚同时代的袁枚就强调说“古词奇奥,多不可解。大抵本其时之方言”(《随园诗话》卷7),又说“异域方言,采之入诗,足补舆地志之缺”(《随园诗话补遗》卷2),并总结道:“口头话,说得出便是天籁。”(《随园诗话补遗》卷2)就连与纪晓岚交往甚密的李调元也说:“眼前话,拈出便入神妙。”(清)李调元著,詹杭伦、沈时蓉校正:《雨村诗话校正》,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89页。毕竟如顾炎武所说,《诗经》尚且使用方音来叶韵。俞樾《茶香室三钞·蜀音押韵》:“然则顾亭林谓《毛诗》有以方音协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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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方言与文学创作的人很多,但是用一本专著来考订文学作品中方言的,清代四川学者李调元算是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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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言藻·序》中,李调元提出这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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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藻者,古今诗词中所用之方言也。方言不可以言文,而文非方言则又不能曲折以尽意。故不知方言者,不可以言文也。然而人之有文也,又非别求方言以实之也。往往有无声之韵,至俗之词,自然流露于吐属之间,若有字,若无字,若可解,若不可解。文与义露所不居,而未尝不曲折以尽其意,天籁自鸣,人所共晓,如是者谓之方言也。可。即谓之文言也,亦可。余少读唐宋人诗,间有一二字索解不得者,执义理以求之,则愈固而不通,及沉潜而玩其意,反覆而熟其词,又若必得此一二字而后快,且欲稍更易焉,而不得者,其足以发欲言之故,而写难离之情,盖莫妙于此,此所谓“自然流露于吐属之外者”乎?夫乃知善间言为文者,无不可达之意,无不可尽之言也。扬子方言炳于世矣,而兹复从诗词中求所谓方言藻者,何也?方者鄙俗之谓,方言而适于文之用,则谓之藻也固宜。因于暇日摘而汇之,使人知昔人词章。虽杂之里巷鄙俚之言,亦未尝无所本也。至若白乐天之老妪皆解,元裕之所谓语言通眷属者,则者功力纯至,妙合自然,又非可执一二方言求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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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调元认为“文非方言则又不能曲折以尽意”,进而指出“不知方言者,不可以言文也”。这是将文学作品中方言的功能提到相当高的水平了。因为“方言而适于文之用,则谓之藻也固宜”,进一步指出《方言藻》一书的命名问题——方言是可以作为文章辞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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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仲英先生在1924年发表的《中国方言学概论》里,也曾提到类似李调元的观点:“方言的价值是文学上、语言学上的问题。”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2号,第34页。而林绍德先生受到《方言藻》的影响,他的《诗词曲词语杂释》一书便是以诗词曲来印证四川方言词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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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便将蜀人创作的诗赋、词曲、对联等文学样式中的蜀语词汇进行条分缕析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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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随口吟来成天籁:川语与辞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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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无量先生《蜀学原始论》说“文章惟蜀士独盛”,其中所举的例子便是赋:“汉代司马相如、扬雄,大放厥辞,先世后世,莫之与肩,可谓至矣。”谢无量:《蜀学原始论》。中央文史研究馆编:《崇文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选》,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33页。赋是汉代蜀人对中国文学最大的贡献。因此,说到文学,还是先从赋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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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铺陈也。赋是用文学的形式把所写事物一一呈现于眼下,通过具体的事象让人去感知美、体味美,所以汉大赋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便是物象的串联。蜀地物华天宝、物产丰饶,蜀人如司马相如、扬雄,生于斯,长于斯,作赋时会自觉不自觉将蜀中的物产赋于笔下,其中也包括了蜀地事物的方言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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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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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汉武帝读到了蜀人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读完之后,心情大好,仍意犹未尽。但他不知道这首赋出自谁的手笔,还以为是古人写的,对侍奉身边的太监杨得意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皇帝不知道《子虚赋》的作者谓谁,可杨得意却正好知道。他赶紧奏禀皇上:这位作者不是古人,他正好是自己的一位同乡司马相如。武帝于是赶紧传旨召见司马相如。经杨得意推荐,司马相如开始春风得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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