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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一下我们目前的公文，有不少公文写得倒不如一百六十多年前的这篇公文。不少布置工作的文件，任务不明确、要求不具体。如有的文件中要求“县处级班子中年轻干部要达到一定比例”，而“一定比例”到底是多少？“年轻干部”是指多少岁以下的？都没有明确规定，使基层无法执行；有的文件只提要求，没有措施，只交任务，不给政策，结果使工作停留在一般号召上，很难贯彻落实；有的文件中工作的责任人含糊不清，如“由有关部门研究解决”、“由有关部门负责协调”之类的语言屡见不鲜。而“有关部门”到底是哪一个部门？都不讲清楚，不仅容易形成“有关部门”之间推诿扯皮，而且会造成“都管都不管”的结果。凡此种种，皆因公文写作者缺乏求实的精神，形成写作上避实就虚、空泛议论、套话连篇的坏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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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谕旨中，常有对某大臣奏折的批示，这种批示的办理效率很高，涉及到京城附近的事，数日便可见到办理结果；较远的地方，虽那时交通不便，也可在一两月内见到结果。如1854年3月4日，咸丰皇帝对裕诚等大臣所奏北新仓开放正蓝旗满洲甲米不堪食用一事批示，经过两次查办，最后奏报查办结果，仅用去10天时间，可见当时“查办”工作很讲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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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侍郎翁心存等的“查办”报告非常简明，奏称：“该廒之米，收存甫逾半载，实因该仓监督任令该花户等挪移抵换，搀和充数，以致不堪食用，显有偷漏亏短情弊。”寥寥数语，即将查办的结果据实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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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现在的一些查办报告，往往先从接到领导批办件写起，然后是如何开会研究，如何组成工作小组下去调查，调查中找到哪些人谈话等等，仅查办过程就写了几页纸，最后查办结果不过三四百字；有的写到最后，也未将事情查清，于是以“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来应付差事。据笔者了解，领导查办件中，能在十数天内办结并作出处理决定的，不足10％，大部分查办件往往要报几次才能见到最后处理结果，在手机、传真机、计算机互联网络齐备的今天，查办一件事的速度，有时反不如使用毛笔、驿递的封建朝廷，确实值得我们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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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虚理实说，情理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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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传达上级的意图，也可以说是“发号施令”。清代公文中的“谕旨”，就是专事下达皇帝命令和指示的文种。清代统治者很清楚，欲使“由之”必使“知之”的道理，因此在发给各大臣、将军和督抚的文件中，凡是部署一项工作或发出一道命令时，总是尽可能地说明缘由，陈述手法虽然多样，但都讲得实在，而不是“空对空”。下面试举几例，分析一下清代公文中陈述缘由的几种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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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摆出事实，引出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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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日：“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讲道理也须实实在在，因为“理”的基础是事实，空谈道理的公文多半不会有好效果的，即使文辞华丽，大概只能供后人欣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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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公文中，很注意据“实”入“理”。例如，1823年岁末，道光皇帝发现，这一年用于救济灾民、治理河防的款项巨大，当年应征的专项银两已不足敷用，不得不借用大笔司库银两。为了防止库款支绌，道光皇帝下令各大臣，一方面不得再要求拨发赈款，一方面对当年未征足的水利生息银两限期征还。此篇谕旨中，在陈述采取这种措施的缘由时，先列举了当年赈灾的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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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各属，本年大赈银两由藩库全行给发……除动支原拨赈饷银一百二十万两外，复拨用恩赏经费银十五万两，及造船经费银五万两，并上年灾赈案内，余剩银二万余两一并凑拨，足敷支用。……拨永定河堵筑漫工银十五万两，……借动造船经费银五万两，……此次直隶办理大赈，节经拨发帑银至一百八十万两之多，恩施已为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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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算了这笔账后，引申出要说明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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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度支出入，岁有常经，若不从长计较，则库款安能源源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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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便是道光皇帝采取停拨赈款、征还生息银两措施的缘由。由于多处列举了具体数字，说明此次赈灾的确已伤库银，就使“从长计较”的措施有了充分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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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形势，明晓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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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行将灭亡的清王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严峻局面，慈禧为了对付外侵，在京郊练兵图治，急需大量军饷，但各省对筹军饷多事敷衍，为此慈禧急下密旨。谕旨从国际形势入题，陈述练兵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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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俄开衅，中国势处两难，将来两国战事定后，一切因应，必多棘手。现在各省空虚，西北边防尤关紧要。近畿（京郊）一带，非有数支劲旅，难期巩固。朝廷思维再四，上年特设练兵处，整齐军制，以资筹划。练兵尤以筹饷为先，数月以来，迭经谕令各直省通力合作，现虽陆续奏到，除安徽每年认解十万，其余各省，虽有报解，不无敷衍之处。……若谓以近畿练兵，无关各省休戚，意存漠视，该督抚身为大臣，谅亦不敢出此。兹特将此次练兵关系之重，密为宣示。各督抚膺兹重案，素矢公忠，务须审大局之安危，知事机之紧迫，不分畛域，共济艰难，以身作则，崇简去奢，为属吏倡率。各就本省财力，实力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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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通篇从分析当前局势提领，最后以“审大局之安危，知事机之紧迫”落脚，从而阐明了练兵及筹饷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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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层层递进，如剥生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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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一项决策，部署一件工作，往往有几个方面的理由，把这些理由一层一层讲清楚，有利于决策的实施和工作的开展。如，1834年，道光皇帝得知京都附近常有湖北等地流民乞食滋事，于是在一道谕旨中要求湖广总督、湖北巡抚等管好自己的民人，对乞食贫民设法安顿，不要让他们任意散漫四出。对这项工作，谕旨中阐述了三层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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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地方官管好自己的民人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湖北等地民人，什百成群，觅食异乡，几成习惯。上年业经府尹（京都首脑）等饬属妥为资送（遣返），本年复又踵至。……原籍地方官果能妥为安顿，该民人等何至轻去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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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地方官管好自己的民人，还会“庶各省既免资送之烦”，节省了遣返工作所耗费的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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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地方官管好自己的民人，“流民亦免饥驱之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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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总括上文：“于肃清畿辅（京都附近流民）安集穷黎之道（安顿贫民），两有裨益。”这种层层深入的方法，能把道理讲得很透彻，说服力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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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之以情，牵引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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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采用对比法，引发自疚之情。如1904年慈禧要求各省力除人浮于事、铺张浪费的风气时，在谕旨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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