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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用词造句通俗易懂，不事雕琢。邓小平在一次部队工作会议上曾指出：“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写文章”（文选二卷118页）。《文选》中的文章，不论是在庄严的会议上的讲话，还是与外国友人的谈话，都如同他平时讲话一样，很白、很实、很通俗。如“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文选三卷382页）。“要管用”、“读大本子”，确实是明白如话。《文选》的语言不仅明白易懂，而且包含了深刻的含义。如“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话从字面看，平淡无奇，但是蕴含的道理却十分深刻。正如宋代苏轼说的，“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公文语言应该追求这种平淡美、质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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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邓小平语言的另一特色是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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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一贯提倡大家讲新话，讲“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反对讲套话、空话。他曾批评道：“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现话、空话的多。”（文选二卷279页）他不仅倡导，而且身体力行。在《文选》中，新话俯拾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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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创造新词新句。如“讲现话”、“两手都要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国两制”、“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等等。这些话不仅听起来很新鲜，而且准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在实践中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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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用词造句有特色。《文选》中的一些词句带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如，用“从来”，而不用“始终”；用“拔尖”，而不用“出色”；用“小看”，而不用“轻视”；用“一招”而不用“措施”；用“丢”而不用“抛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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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邓小平语言活泼、形象，富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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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词汇生动形象。如“一个部，三五个部长够不够？其他尽是业务机构，为什么要一桌两桌的领导干部呀？”（文选二卷388页）用“一桌两桌”形容领导干部太多，使人联想起开会时主席台上一排排的领导同志，十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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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采用比喻手法。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文选三卷372页）“小脚女人”走不快，用来比喻某些同志在改革开放中步子总是迈不大，十分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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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遣词造句很灵活，不老套、古板，而富于变化。如，“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文选三卷369页）这句话中，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后面省略了“主义”、“思想”这些中心词，在“丢”字后面省略了“掉”字，不仅达意，而且造成生动的效果。试将省略的词加上去，语势立刻会变得平淡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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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适当运用古语、成语。如，“哪有什么金口玉言，即席讲几句就句句准确？”（文选二卷277页）又如，“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文选三卷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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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创造略缩语。如，“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文选三卷205页）经过概括的“四有”，既生动又好记，一经提出，迅速在全国叫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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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邓小平语言的修辞手法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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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中，除了运用比喻、对比、对偶、设问、引用等常用的修辞手法外，还运用了一些特殊的修辞方法。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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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字格。也称四言词组，是由四个音节组成的词或词组，概念和音节都有其本身的相对独立性，可以独立成句，也可以作句子成分。四字格在汉语中使用频率高，而且形式多样。如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就是一个整齐的骈立四字格，简短的四个字，意思明确，声音响亮，谁都看得懂、记得住，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文选》中四字格运用颇多。《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使用四字格共31句，占全文总句数的10％。如，“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文选二卷210页）。特别是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给官僚主义画像时，连用了24个四字格：“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费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使用四字格不仅使语言更加精粹，而且好讲好记，为人们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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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环。又叫回文，是用回环往复的句式加强语势的修辞方式，基本形式是“A-B，B-A”。如“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选三卷213页）这是一种往复回环形式，先说我们坚信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后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坚信的马克思主义，全句首尾呼应，强调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意义。回环的表达形式，还能够精确地揭示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文选三卷124页）这句中，先说治国这个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后说小道理没有大道理管就不行，首尾呼应大道理，从而说明了大、小道理之间的制约关系。这种回环句式能使语义深邃，引起人们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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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用贬褒。《文选》中，为了表达的需要，有时把在通常情况下具有贬义色彩的词，当作褒义词来用；或把褒义词当作贬义词用。这是一种临时的修辞措施，是靠上下文的语言环境来获得表达效果。贬词褒用，如：“我们全党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文选二卷249页）“顽固”本是贬义词，这句中用作褒义，含有“顽强、执着”之意。褒词贬用，如，“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功”即“功劳”，是褒义，“文化大革命”显然是没有什么功劳的，所以“功”在这句话中用作贬义。这种贬褒的反用，从词面意义到特定情境中的意义的对立，使人感到诧异，这种诧异又引起人们的联想，而领悟到作者的意图，往往达到表意强烈和幽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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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点，是笔者学习邓小平语言的点滴体会。邓小平语言的丰富内容和鲜明特色，需要广大文秘工作者认真加以总结和继承，运用于党政机关公文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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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公文：公文写作大手笔练就之道 42 熟知未必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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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似乎很熟悉的东西，往往不一定真的知道它。就拿玉米棒子来说，剥开苞皮，里面是附着玉米环生的玉米须。我们吃煮玉米时，很少有人琢磨这些细细的玉米须竟有何用，反倒觉得它挺碍吃，不易扯干净。我也是吃了几十年煮玉米，才知道它原来是性器官！每根玉米须连着一粒玉米豆，玉米顶穗上落下来的雄性花粉，通过管状的玉米须，到达玉米豆的卵胚珠，使玉米受孕。玉米须还可以入药，具有利尿、止血、利胆、降压等作用。临床上用它治疗肾炎引起的浮肿和高血压，疗效明显。这些奥秘，不考究一番怎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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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中也常常遇到这种现象，我们用惯的一些词语，若较起真儿来，有些人还真说不清楚它的准确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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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有些成语，能知其大意，运用也不错，但不知其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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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天衣无缝”这个词，大家都会用。唱卡拉OK，男女合唱一首歌，配合得很默契，人们就会伸出大拇指称赞道：“真是天衣无缝！”但若问一问什么是天衣？恐怕答对的不多。据唐代《灵怪录》讲，天衣是指天上织女所穿之衣，“本非针线为也”，故其衣无缝。虽有文为证，但我总觉得其解释有些牵强，而另一种解释更为可信。原来汉代时，称印度为“天竺”，当时印度的僧人到中国来，所穿的衣服就是一块布，身上一围，现在到泰国边境还看得见这种式样。天竺人穿的衣服不用针线缝起来，当然无缝。“天衣无缝”一词概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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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成语还有一些。譬如，不少人常说“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却不知道“百尺竿”原是指佛教道行造诣达到极高的境界，可不是什么一百尺高的竿子。青年同志嘴头上常说“望穿秋水”一词，却不一定知道“秋水”是指“眼睛”。“一波三折”中的“波”字，不是指“波浪”，而是书法中的右下捺笔，一“捺”中有三次折笔（笔锋的调转）。而“望洋兴叹”也不是望着海洋叹息，“洋”是“阳”字的假借，望阳，即仰天之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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