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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是故愿大王之孰计之。（《史记·张仪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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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愿大王孰计之。（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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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就是“熟”。《张仪列传》中，张仪说楚怀王，一段一段地讲道理，用“愿大王之孰计之”结尾的一段在前，用“愿大王孰计之”结尾的一段在后。请大家再看一下开头举的“大王孰计之／大王之孰计之”那对例子，那对例句经常被用来说明之字结构和主谓结构交替使用，但是并不能说明“之”字的作用，因为一句出自《史记》的《张仪列传》，一句出自《史记》的《苏秦列传》，我们不知道哪一个记叙在先哪一个记叙在后。要讲研究方法，利用“最小的对比对”（minimal pair）是基本方法之一，上面的a和b构成“最小的对比对”，两句都出自《张仪列传》，唯一的差别就是记叙的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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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摆到这里，要讲的道理已经蕴含在其中。“之”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提高指称词语的“指别度”，也就是提高所指对象的“可及度”。一个指称对象的“可及度”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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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人推测，听话人听到一个指称词语后，从头脑记忆中或周围环境中搜索、找出目标事物或事件的难易程度。容易找出的可及度高，不容易找出的可及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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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情况下，可及度的高低由搜索目标的客观状态决定，例如周围环境中体积大的比体积小的可及度高，头脑记忆中近期储存的比很久以前储存的可及度高，新搜索的目标跟刚找出的目标相似的比不相似的可及度高，找出过的目标再搜索一次的时候可及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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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称词语的“指别度”的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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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人提供的指称词语指示听话人从头脑记忆中或周围环境中搜索、找出目标事物或事件的指示强度。指示强度高的指别度高，指示强度低的指别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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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情况下，指别度的高低由指称词语的客观状态决定，例如带指示词的比不带指示词的指别度高，人称代词比一般名词的指别度高，限定词语多的比少的指别度高，重读的比不重读的指别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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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别度”和“可及度”的联系是：指称对象对听话人来说可及度低，说话人所用的指称词语的指别度应该高；指称对象对听话人来说可及度高，说话人所用的指称词语的指别度可以低。提高了指称词语的指别度也就提高了指称对象的可及度。举例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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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把杯子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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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把这只杯子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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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光口头说）把这只杯子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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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还用手指）把这只杯子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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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两句说话人觉得要人拿走的那只杯子对听话人来说可及度高，就只需说a，无需说b；相反，说话人觉得那只杯子对听话人来说可及度低，就需要说b，不宜说a。作为指称形式，b“这只杯子”的指别度高于a“杯子”。同样下面两句，说话人觉得要人拿走的那只杯子对听话人来说可及度高，就只需说a’，无需像b’那样再加上手指；相反，说话人觉得那只杯子对听话人来说可及度低，就需要像b’那样加上手指。作为指称形式，b’“这只杯子”加上手指（身势语）的指别度高于a’光说“这只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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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可及度”和“指别度”是为了将说话人和听话人区别开来，将索绪尔所说的“能指”和“所指”区别开来：可及度是对听话人而言，指别度是对说话人而言；可及度是就指称目标（所指）而言，指别度是就指称词语（能指）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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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指示词“这”和手指起到提高指别度的作用，“之”字也是起提高指别度的作用。提高了指别度也就提高了可及度，“鸟之双翼”是提高了所指事物的可及度，“鸟之将死”是提高了所指事件的可及度。当说话人觉得一个主谓结构所指称的事件可及度比较低的时候，就加上“之”来提高它的指别度，就形成之字结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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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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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过，新搜索的目标跟刚找出的目标如果相似就可及度高，这一句先指称“禄去公室”这个事件，说话人推测这个事件的可及度低，尽管它是已知信息，所以加“之”来提高指别度，接着又指称“政逮於大夫”这个事件，它跟前面刚说出的事件是相关的、平行的，说话人推测前面那个事件达及后这个事件的可及度就不低了，所以不再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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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解释有没有心理学的证据呢？有。心理学里有一个经常提到的“斯特鲁色词测验”（Stroop color word test），向被试人呈现用绿色写的“红”字和用红色写的“绿”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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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鲁色词测验 （“红”字为绿色，“绿”字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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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人在念出字来的时候不受什么干扰，但在说出字的颜色的时候受干扰，容易把“红”字说成红色的，把“绿”字说成绿色的。这表明，在概念“红”被激活的时候同类概念“绿”也容易被激活，因而产生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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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并列结构里前用“之”后不用的现象实际是一种“斯特鲁效应”，在“禄去公室”这个事件被激活后，同类事件“政逮於大夫”就容易被激活了。上面讲的道理有没有反例呢？并列结构看似反例不多，主要是两种句子，一种是“犹”、“若”比拟句，一种是肯定否定对举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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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归之，由水之就下。（《孟子·梁惠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