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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分香卖履”是引用陆机《吊魏武帝文》引魏武帝遗令的古事，以表达挂心身后的私事。例（2），“如履如临”是引用《诗经·小雅·小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古语，以表达环境特别艰险。例（3），“吹竽已滥”是引用《韩非子·内储说上》南郭处士吹竽的古事，以表达无才而勉强充数；“汲绠不修”是引用《庄子·至乐》“绠短者不可以汲深”的古语，以表达学识浅陋，难当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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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所谓用典要具备三个条件：①引古以说今；②古事或古语是特指的；③言简而意多。按照第一个条件，历史性的叙述，本意就在介绍古事，不是用典。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二个条件，古事或古语是特指的，因为这牵涉到用典和非用典的分界问题。这个问题很难处理，因为明确的界限是没有的。俗语说，千古文章一大抄，我们说话、写文章，小至一字一词都是过去就有的，这不也是用古吗？关键就在于所谓古是不是特指。例如我们说“驽马”，心中只想到“才能平常”，这不是特指，所以不算用典；说“驽马十驾”，心中想到《荀子·劝学》，这是特指，所以算用典。这样，从理论方面说，界限像是清楚了；不过碰到具体语句，那就未必没有麻烦。常见的麻烦有两种：①古事或古语凝缩为常用词语（包括成语），如行李、赌东道、一鼓作气，就来源说是典故，可是用的人几乎都不会想到它们的老家《左传》，这算不算用典呢？不好说。②语句相似或相同，如王羲之《兰亭集序》“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与刘琨《答卢谌书》“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句法相似，是不是引用呢？也难说；再如郑板桥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说“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话很平常，用在这里很顺适，这是不是引用杨恽《报孙会宗书》中的“长为农夫以没世矣”呢？自然只有问郑板桥才知道。总之，用典与非用典的界限并不是处处都清楚，对于这类交界地方的不清楚，除了安于不求甚解以外，恐怕没有什么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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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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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常常用典，因为文人喜欢用典。喜爱而成为癖好，于是提起笔来就想摆弄一下肚子里的古董。其结果是典故不只充斥于诗文，而且泛滥到诗文以外。诗文之外用典，常见的有人名，如刘知几，用《易经·系辞下》“知几其神乎”；孟浩然，用《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胡三省，用《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有地名（包括园亭斋室等），如桃源县，用陶渊明《桃花源记》；松江县别名云间，用《世说新语·排调》陆云所说“云间陆士龙”；拙政园，用潘岳《闲居赋》“此亦拙者之为政也”；沧浪亭，用《孟子·离娄上》“沧浪之水清兮”；遂初堂，用孙绰《遂初赋》；知不足斋，用《礼记·学记》“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有书名，如《鸡肋编》，用《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四年注引《九州春秋》所记杨修语“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齐东野语》，用《孟子·万章上》“齐东野人之语也”；《管锥编》，用《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其他可以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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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喜欢用典是为什么呢？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个大概是炫学，以为不这样就不够典雅，不能显示自己有学问。这种心理可以举黄山谷为代表，他推崇杜诗韩文，因而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再如王荆公，学力深，魄力大，常常目空一切，可是看到苏东坡咏雪的诗，其中“玉楼”“银海”引用道书，却大为赞叹。其次，有不少人底子厚，古书熟，提笔表意，古事古语罗列眼前，因而随手拈来，并不在意就用了典。再其次，随手拈来惯了，用典成了轻车熟路，不用反而要费力。再再其次，到用典成为风气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觉得，有的篇什，用典写出来比不用典好玩，如苏东坡《次韵黄鲁直嘲小德》诗，通篇用小老婆典，用意就是这样。此外还有个重要的理由，有时候用了典，表达效果可以更好（这一点留待下节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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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用典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炫学，这刻薄一些说是想吹牛，其结果自然会出毛病。病之一是可不用而强用，弄得生硬别扭。这一点前人早有评论，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十二引《洪驹父诗话》：“世谓兄弟为‘友于’，谓子孙为‘诒厥’者，歇后语也。子美诗曰：‘山鸟山花皆友于。’退之诗：‘谁谓诒厥无基址。’韩杜亦未能免俗，何也？”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若唯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讥也。”病之二是竞用僻典，钻牛角尖，使人读了不知所云。古书，有常见的，有罕见的；就旧时代说，有一般读书人都读的，有一般读书人不读的。常见都读的书，如经传、先秦诸子、前四史等，其中的事迹和语句，读书人差不多都熟悉，引用和阅读自然轻而易举。平心而论，轻而易举当然是优点，可是由意在炫学的人看来却是个缺点，因为不能显示自己鹤立鸡群。怎么办？办法是避熟就生，到一般人不知或不读的，如佛书、道书、杂史、笔记、小说、偏僻文集等典籍里去找材料。这样搜索来的奇货，一般人看见莫名其妙，要待识宝的异人来了，买卖双方才会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这种莫逆于心的故事，历代笔记里记载不少，只举一例，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上：“晏珠尝进牡丹诗，表云：‘布在密清之囿。’‘密清’二字，人多不晓，盖用《东京赋》中语：‘京室密清，罔有不韪。’”“我独知”，这一点点乐趣显然是用“他人皆不知”的巨大代价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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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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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典，即使不是僻典，也总是与歇后语甚至谜语有相似之处，肚子里古董不多的人读了，难免要问：“此话怎讲？”《南史》记一件事就正好说明这种情况，卷十三《彭城王义康传》说义康浅陋，有一次问袁淑多大岁数，袁淑说“陆机入洛之年”。义康不解，说：“身不读书，君无为作才语见向。”可以直说而曲说，劳人发问，这应该说是用典的致命伤。这样评论，昔人听了会以为太过分；那就算说给今人听也好。今人接触古籍的机会不多，读文言，直说的语句尚且感到隔膜，何况看到语句，要暂且放下，先到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查寻出处，然后回来领会意义呢？说话、写文章，是为了人家了解，用典的结果是难了解，这就成为作茧自缚。解救自缚的一个好办法是自解，如顾亭林作诗，典故的出处常常用自注的形式说明，这很好，可惜这样自解的人太少了。关于用典难解的弊病，昔人也不是没有同感。因为有同感，所以旧时代有成千上万的人把毕生精力耗在注释工作上（旧注主要是引古证今）。注释是个苦事，要博；可是不管怎样博，总难免漏，或者踏破铁鞋无觅处；甚至注错（顾亭林《日知录》卷二十七指出不少）。这是用典弊病的发展，殃及池鱼。用典的弊病如此之大，所以有的人就持反对态度。其轻者是说用典未必好，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如《西崑酬唱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进一步是说不用典反而好，如《人间词话》卷上：“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更甚者是形诸嘲骂，如《苕溪渔隐丛话》卷四十八引《类苑》：“填塞故实，旧谓之点鬼簿，今谓之堆垛死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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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了些用典的坏话。但这只是一面，还有另一面的优点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可以分作六项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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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是连续的，人生在任何时代都要继承、传授。古事古语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既要继承，又要传授。在继承传授中提到、利用，不只是自然的，也是当然的，或说是合法的。如果我们因其是古典而就不用，那么近典呢？例如鲁迅著作及其他经典，难道可以反对引用吗？容忍近而不能容忍古是不公道的，积极一点说是扔掉文化遗产，不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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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用典的人方面说，他肚子里有，随手拈来，恰好能够完成表意的任务，是既方便，又经济。周密的一段话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浩然斋雅谈》卷上：“东坡《赤壁赋》多用《史记》语，如杯盘狼藉，归而谋诸归，皆《滑稽传》；正襟危坐，《日者传》；举网得鱼，《龟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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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典的一个大优点是能够以简驭繁。看下面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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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资治通鉴》卷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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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随手挥洒应之，皆《正气歌》也。（姜宸英《〈奇零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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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苏轼《答谢民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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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左衽”是引用《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表达有亡国于异族的危险。例（2），《正气歌》是引用文天祥的事迹，以表达决不背故国的坚贞。例（3），“升堂”是引用《论语·先进》“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以表达造诣相当高。我们无妨试一试，如果不用典，那就要多费一些话。有些典故凝缩为成语，如削足适履、守株待兔、杯弓蛇影等更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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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够唤起联想，因而意思可以表达得更丰富、更深刻、更生动。如上面举的“皆《正气歌》也”就是这样，知道出处的人读了，除了领会不忘故国的意思以外，还会想到文天祥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因而感受就深沉多了。又如贺铸《青玉案》词，“凌波不过横塘路”，知道出处的人读了，会想到曹植《洛神赋》的“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也就联想到洛神，因而形象就更美丽、更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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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还有一种优点，用旧话说是雅驯，用新话说是委婉。看下面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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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载舟覆舟，所宜深慎。（魏徵《谏太宗十思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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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省捧手对曰：“愿学焉！”（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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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虽素不识面者，听入平视。（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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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载舟覆舟”引用《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表达君主切不可胡来。例（5），“愿学焉”引用《论语·先进》“非曰能之，愿学焉”，以表达敢于承担任务。例（6），“平视”引用《三国志·刘桢传》注引《典略》所记刘桢细看甄氏因而得罪的故事，以表达可以随意看妇女（这在旧时代是违反礼俗的）。像这类情况，如果不用典，话就容易说得太率直，使听者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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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以表难言之隐，抒难写之情。有些事牵涉到政治或权贵，触犯了会丧生、受难；有些事牵涉到礼俗或情面，触犯了会失礼、丢脸，都难于明说。但又想说，怎么办？用典是个好办法，至少是个可行的办法。这方面的情况过于复杂，可举的例子很多，这里只举两个突出的，各代表一个类型。一个是陶渊明的一首怪诗《述酒》，博雅如黄山谷，也说“其中多不可解”，到南宋汤汉才详细注出来，原来是为哀悼晋恭帝被刘裕杀害而作。试想，当时正是刘裕的天下，如果不大量用典而直说，那还不送了命吗？另一个是据传清初陈子龙嘲笑钱谦益的一首诗，题目是《题虎丘石上》，诗云：“入洛纷纷兴太浓，莼鲈此日又相逢。黑头早已羞江总，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宽沉白马，今归应愧卖卢龙。最怜攀折章台柳，憔悴西风问阿侬。”全诗八句都用典，一用《晋书·陆机传》（北上往洛阳求官），二用《晋书·张翰传》（辞官回江南），三用杜甫《晚行口号》“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意思是还故土时尚不很老），四用《后汉书·蔡邕传》（邕被王允投入狱，求修史不得），五用《新唐书·裴枢传》（枢被朱全忠遣人杀于白马驿，投尸于河），六用《三国志·田畴传》（畴向曹操献计，兵出卢龙塞，攻入畴的乡土），七、八用唐人小说许尧佐《柳氏传》中韩翊（应作“翃”）与柳氏赠答诗（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以写钱谦益于明亡前后应死不死，投降清朝奔赴北京，不如意又回到江南，老了，多年想修史终于落了空，而在他离开家的时候，夫人柳如是却另有所欢种种事。像这样的内容，不用典写出来就太难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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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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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言典籍用典多少，情况也相当复杂。可以分别从三个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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