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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分香卖履”是引用陆机《吊魏武帝文》引魏武帝遗令的古事,以表达挂心身后的私事。例(2),“如履如临”是引用《诗经·小雅·小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古语,以表达环境特别艰险。例(3),“吹竽已滥”是引用《韩非子·内储说上》南郭处士吹竽的古事,以表达无才而勉强充数;“汲绠不修”是引用《庄子·至乐》“绠短者不可以汲深”的古语,以表达学识浅陋,难当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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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所谓用典要具备三个条件:①引古以说今;②古事或古语是特指的;③言简而意多。按照第一个条件,历史性的叙述,本意就在介绍古事,不是用典。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二个条件,古事或古语是特指的,因为这牵涉到用典和非用典的分界问题。这个问题很难处理,因为明确的界限是没有的。俗语说,千古文章一大抄,我们说话、写文章,小至一字一词都是过去就有的,这不也是用古吗?关键就在于所谓古是不是特指。例如我们说“驽马”,心中只想到“才能平常”,这不是特指,所以不算用典;说“驽马十驾”,心中想到《荀子·劝学》,这是特指,所以算用典。这样,从理论方面说,界限像是清楚了;不过碰到具体语句,那就未必没有麻烦。常见的麻烦有两种:①古事或古语凝缩为常用词语(包括成语),如行李、赌东道、一鼓作气,就来源说是典故,可是用的人几乎都不会想到它们的老家《左传》,这算不算用典呢?不好说。②语句相似或相同,如王羲之《兰亭集序》“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与刘琨《答卢谌书》“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句法相似,是不是引用呢?也难说;再如郑板桥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说“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话很平常,用在这里很顺适,这是不是引用杨恽《报孙会宗书》中的“长为农夫以没世矣”呢?自然只有问郑板桥才知道。总之,用典与非用典的界限并不是处处都清楚,对于这类交界地方的不清楚,除了安于不求甚解以外,恐怕没有什么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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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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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常常用典,因为文人喜欢用典。喜爱而成为癖好,于是提起笔来就想摆弄一下肚子里的古董。其结果是典故不只充斥于诗文,而且泛滥到诗文以外。诗文之外用典,常见的有人名,如刘知几,用《易经·系辞下》“知几其神乎”;孟浩然,用《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胡三省,用《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有地名(包括园亭斋室等),如桃源县,用陶渊明《桃花源记》;松江县别名云间,用《世说新语·排调》陆云所说“云间陆士龙”;拙政园,用潘岳《闲居赋》“此亦拙者之为政也”;沧浪亭,用《孟子·离娄上》“沧浪之水清兮”;遂初堂,用孙绰《遂初赋》;知不足斋,用《礼记·学记》“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有书名,如《鸡肋编》,用《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四年注引《九州春秋》所记杨修语“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齐东野语》,用《孟子·万章上》“齐东野人之语也”;《管锥编》,用《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其他可以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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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喜欢用典是为什么呢?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个大概是炫学,以为不这样就不够典雅,不能显示自己有学问。这种心理可以举黄山谷为代表,他推崇杜诗韩文,因而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再如王荆公,学力深,魄力大,常常目空一切,可是看到苏东坡咏雪的诗,其中“玉楼”“银海”引用道书,却大为赞叹。其次,有不少人底子厚,古书熟,提笔表意,古事古语罗列眼前,因而随手拈来,并不在意就用了典。再其次,随手拈来惯了,用典成了轻车熟路,不用反而要费力。再再其次,到用典成为风气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觉得,有的篇什,用典写出来比不用典好玩,如苏东坡《次韵黄鲁直嘲小德》诗,通篇用小老婆典,用意就是这样。此外还有个重要的理由,有时候用了典,表达效果可以更好(这一点留待下节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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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用典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炫学,这刻薄一些说是想吹牛,其结果自然会出毛病。病之一是可不用而强用,弄得生硬别扭。这一点前人早有评论,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十二引《洪驹父诗话》:“世谓兄弟为‘友于’,谓子孙为‘诒厥’者,歇后语也。子美诗曰:‘山鸟山花皆友于。’退之诗:‘谁谓诒厥无基址。’韩杜亦未能免俗,何也?”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若唯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讥也。”病之二是竞用僻典,钻牛角尖,使人读了不知所云。古书,有常见的,有罕见的;就旧时代说,有一般读书人都读的,有一般读书人不读的。常见都读的书,如经传、先秦诸子、前四史等,其中的事迹和语句,读书人差不多都熟悉,引用和阅读自然轻而易举。平心而论,轻而易举当然是优点,可是由意在炫学的人看来却是个缺点,因为不能显示自己鹤立鸡群。怎么办?办法是避熟就生,到一般人不知或不读的,如佛书、道书、杂史、笔记、小说、偏僻文集等典籍里去找材料。这样搜索来的奇货,一般人看见莫名其妙,要待识宝的异人来了,买卖双方才会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这种莫逆于心的故事,历代笔记里记载不少,只举一例,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上:“晏珠尝进牡丹诗,表云:‘布在密清之囿。’‘密清’二字,人多不晓,盖用《东京赋》中语:‘京室密清,罔有不韪。’”“我独知”,这一点点乐趣显然是用“他人皆不知”的巨大代价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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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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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典,即使不是僻典,也总是与歇后语甚至谜语有相似之处,肚子里古董不多的人读了,难免要问:“此话怎讲?”《南史》记一件事就正好说明这种情况,卷十三《彭城王义康传》说义康浅陋,有一次问袁淑多大岁数,袁淑说“陆机入洛之年”。义康不解,说:“身不读书,君无为作才语见向。”可以直说而曲说,劳人发问,这应该说是用典的致命伤。这样评论,昔人听了会以为太过分;那就算说给今人听也好。今人接触古籍的机会不多,读文言,直说的语句尚且感到隔膜,何况看到语句,要暂且放下,先到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查寻出处,然后回来领会意义呢?说话、写文章,是为了人家了解,用典的结果是难了解,这就成为作茧自缚。解救自缚的一个好办法是自解,如顾亭林作诗,典故的出处常常用自注的形式说明,这很好,可惜这样自解的人太少了。关于用典难解的弊病,昔人也不是没有同感。因为有同感,所以旧时代有成千上万的人把毕生精力耗在注释工作上(旧注主要是引古证今)。注释是个苦事,要博;可是不管怎样博,总难免漏,或者踏破铁鞋无觅处;甚至注错(顾亭林《日知录》卷二十七指出不少)。这是用典弊病的发展,殃及池鱼。用典的弊病如此之大,所以有的人就持反对态度。其轻者是说用典未必好,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如《西崑酬唱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进一步是说不用典反而好,如《人间词话》卷上:“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更甚者是形诸嘲骂,如《苕溪渔隐丛话》卷四十八引《类苑》:“填塞故实,旧谓之点鬼簿,今谓之堆垛死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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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了些用典的坏话。但这只是一面,还有另一面的优点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可以分作六项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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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是连续的,人生在任何时代都要继承、传授。古事古语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既要继承,又要传授。在继承传授中提到、利用,不只是自然的,也是当然的,或说是合法的。如果我们因其是古典而就不用,那么近典呢?例如鲁迅著作及其他经典,难道可以反对引用吗?容忍近而不能容忍古是不公道的,积极一点说是扔掉文化遗产,不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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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用典的人方面说,他肚子里有,随手拈来,恰好能够完成表意的任务,是既方便,又经济。周密的一段话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浩然斋雅谈》卷上:“东坡《赤壁赋》多用《史记》语,如杯盘狼藉,归而谋诸归,皆《滑稽传》;正襟危坐,《日者传》;举网得鱼,《龟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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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典的一个大优点是能够以简驭繁。看下面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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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资治通鉴》卷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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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随手挥洒应之,皆《正气歌》也。(姜宸英《〈奇零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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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苏轼《答谢民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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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左衽”是引用《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表达有亡国于异族的危险。例(2),《正气歌》是引用文天祥的事迹,以表达决不背故国的坚贞。例(3),“升堂”是引用《论语·先进》“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以表达造诣相当高。我们无妨试一试,如果不用典,那就要多费一些话。有些典故凝缩为成语,如削足适履、守株待兔、杯弓蛇影等更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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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够唤起联想,因而意思可以表达得更丰富、更深刻、更生动。如上面举的“皆《正气歌》也”就是这样,知道出处的人读了,除了领会不忘故国的意思以外,还会想到文天祥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因而感受就深沉多了。又如贺铸《青玉案》词,“凌波不过横塘路”,知道出处的人读了,会想到曹植《洛神赋》的“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也就联想到洛神,因而形象就更美丽、更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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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还有一种优点,用旧话说是雅驯,用新话说是委婉。看下面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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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载舟覆舟,所宜深慎。(魏徵《谏太宗十思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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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省捧手对曰:“愿学焉!”(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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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虽素不识面者,听入平视。(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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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载舟覆舟”引用《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表达君主切不可胡来。例(5),“愿学焉”引用《论语·先进》“非曰能之,愿学焉”,以表达敢于承担任务。例(6),“平视”引用《三国志·刘桢传》注引《典略》所记刘桢细看甄氏因而得罪的故事,以表达可以随意看妇女(这在旧时代是违反礼俗的)。像这类情况,如果不用典,话就容易说得太率直,使听者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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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以表难言之隐,抒难写之情。有些事牵涉到政治或权贵,触犯了会丧生、受难;有些事牵涉到礼俗或情面,触犯了会失礼、丢脸,都难于明说。但又想说,怎么办?用典是个好办法,至少是个可行的办法。这方面的情况过于复杂,可举的例子很多,这里只举两个突出的,各代表一个类型。一个是陶渊明的一首怪诗《述酒》,博雅如黄山谷,也说“其中多不可解”,到南宋汤汉才详细注出来,原来是为哀悼晋恭帝被刘裕杀害而作。试想,当时正是刘裕的天下,如果不大量用典而直说,那还不送了命吗?另一个是据传清初陈子龙嘲笑钱谦益的一首诗,题目是《题虎丘石上》,诗云:“入洛纷纷兴太浓,莼鲈此日又相逢。黑头早已羞江总,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宽沉白马,今归应愧卖卢龙。最怜攀折章台柳,憔悴西风问阿侬。”全诗八句都用典,一用《晋书·陆机传》(北上往洛阳求官),二用《晋书·张翰传》(辞官回江南),三用杜甫《晚行口号》“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意思是还故土时尚不很老),四用《后汉书·蔡邕传》(邕被王允投入狱,求修史不得),五用《新唐书·裴枢传》(枢被朱全忠遣人杀于白马驿,投尸于河),六用《三国志·田畴传》(畴向曹操献计,兵出卢龙塞,攻入畴的乡土),七、八用唐人小说许尧佐《柳氏传》中韩翊(应作“翃”)与柳氏赠答诗(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以写钱谦益于明亡前后应死不死,投降清朝奔赴北京,不如意又回到江南,老了,多年想修史终于落了空,而在他离开家的时候,夫人柳如是却另有所欢种种事。像这样的内容,不用典写出来就太难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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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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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言典籍用典多少,情况也相当复杂。可以分别从三个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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