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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而省力的办法是借风驶船。“风”的一种是“注解”。旧时代的典籍，尤其传统认为重要的，有不少是有注解的。用今天的眼光看，注解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昔人作的，二是今人作的。昔人作的注解，性质各式各样：有的偏重训释，如时代早的经、子的传注；有的偏重汇集史料来对证，如《三国志》和《世说新语》的注解；有的偏重探寻词语的本原，如时代靠后的很多注解。今人作的注解，意在讲明原文的意义，所以既要顾及训释，又不能忽略探寻词语的本原。所以今人的注解比昔人的便于使用。近年来，今人在整理古籍、注释（或选注）古籍方面做的工作不少，成就相当大。学习文言，可以多利用这方面的材料（这里不能具体介绍）。参照注解读古籍，就当时说可以省查寻之劳，就长远说可以积累熟悉古典的资本，可谓一箭双雕。没有今人注解的典籍，也要尽先读有昔人注解的（初学自然会感到困难，因为是用文言注的），乘笨重的车总比步行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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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另一种是“工具书”。读文言多了，我们总会碰到没有注解的（多数还没有标点），那就要靠自己查了。工具书，内容相当复杂，常用的不下几十种，留待末尾附录《工具书举要》部分介绍，这里只提一下最常用的，是《辞源》和《辞海》（都有新旧两种版本）。专就查寻典故出处这个要求说，这两部书都嫌简略；但是旧时代文人习用的，不很偏僻的，绝大部分可以从其中查到。读文言典籍，要养成勤翻辞书的习惯，这有如渔夫，常在河滨混，对于鱼的出没情况就会不经意而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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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记典故，积累资本，也要知道轻重先后。就旧时代的典籍说，有的多为人引用，有的少为人引用。如同样性质的书，时代靠前的（如《史记》）比时代靠后的（如《明史》）多为人引用。又如同是经，《诗经》为人引用多，《仪礼》少；同是子，《庄子》多，《管子》少；同是六朝作品，《世说新语》多，《洛阳伽蓝记》少。常为人引用的要多注意，多记。就典故说，大家习用的要多注意，多记，过于冷僻的可以放松一些。记的方法，因各人的资质和习惯不同而可以灵活：写卡片当然好；记忆力强，装在脑子里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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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说由读而熟悉，而积累。还有由查而来的熟悉和积累。查，牵涉到使用工具书的问题，留到后面介绍，这里只说说查寻时可能遇到因而应当注意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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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寻，先要知道是不是用典，这在前面已经谈过一些。这里补充说一种情况，是在算不算的两可之间。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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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白居易《与元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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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势极而南溟深。（王勃《滕王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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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是不是引用《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呢？例（2）是不是引用《庄子·逍遥游》“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呢？像是若即若离，所以两种可能都有。遇到这种情况，我的想法，为了减少麻烦，不算用典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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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时候，看似用典却并非用典，查寻就会白费力。如《老学庵笔记》卷八记一个故事，苏东坡作论文，其中有这样的话：“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看到，以为系用典，但不知出于何书，问苏东坡，苏说：“何须出处！”写文章，词句千变万化，自然难免个别地方太古奥，像是用典。幸而这样的时候不多，但我们也要警惕，以免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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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时候，查不到在所难免，不可要求有求必应。查不到的原因各式各样，常见的有三种。一是不管工具书内容如何详细，终归不能把古代典籍都装在里面，因而有些典故查不到是自然的。二是古代典籍陆续散失，前人见到的我们未必能见到，因而他们引用了我们却不能找到，如苏轼《石钟山记》曾引《水经》“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的话，可是今本《水经注》里没有这句话。三是典故的来源来偏僻，太曲折，也就难于唾手而得，如清代目录学家黄丕烈别号“廿止醒人”，如果他自己不解释，谁能想到是用陶渊明《止酒》诗中恰好有二十个“止”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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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一典故，出处可能不止一个。如“刍狗”，《老子》《庄子》里都有。又如前引《庄子·至乐》的“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又见《荀子·荣辱》：“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再如“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既见《战国策·赵策一》，又见《史记·刺客列传》和《报任安书》（“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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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处不止一个，有时有选用的问题。如“倾城”指美色，引《诗经·大雅·荡·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不如引《汉书·外戚传》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一顾倾人城”。又如吴梅村《圆圆曲》“家本姑苏浣花里”，陈寅恪曾指出，靳荣藩《吴诗集览》注为杜少陵之浣花里是错的，应注薛涛之浣花里。（见《柳如是别传》第四章，七五〇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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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所谓出处，自然指最早出现的，但古籍浩如烟海，有时颇难断定某出处是不是最早。如注“酒船”，一般是引《晋书·毕卓传》：“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其实以前的《三国志》里已经有类似的说法，《孙权传》黄武元年注引《吴书》：“郑泉，字文渊，陈郡人……而性嗜酒，其闲居每曰：‘愿得美酒满五百斛船，以四时甘脆置两头，反复没饮之……不亦快乎！’”又如成语“杯水车薪”，一般认为出于《孟子·告子上》“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可是洪迈《容斋三笔》卷十五说：“予读《文子》，其书有云：‘水之势胜火，一勺不能救一车之薪……’文子，周平王时人，孟氏之言盖本于此。”再如苏东坡曾写这样两句诗：“记取醉翁（按为欧阳修的别号）语，山色有无中。”《老学庵笔记》卷六说：“‘水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诗也。……欧阳公长短句云：‘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东坡先生乃云……则似谓欧阳公创为此句，何哉？”（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古语多有本”条曾谈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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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问题，既难逆料，也就只好相机处理了。总之，读文言典籍，理解典故是个费时费力的事，不能要求一蹴而成。不过，只要我们能勤，又有耐心，多查多记，长时积累，困难总是可以逐渐减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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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提一下，文言作品中用典，并不处处都合适。例如清朝赵翼《瓯北诗话》卷九曾评论吴梅村有时用典不当：“如《永和宫词》咏田贵妃事有云：‘闻道群臣誉定陶，独将多病怜如意。’本谓田妃有子慈焕，因宠特钟爱，故以赵王如意为喻。然定陶，汉成帝从子，入继正统；崇祯帝自有太子，何必以定陶作衬？且太子久定，嫡庶间并无参商，何必以如意为比？……《杂感》内‘取兵辽海哥舒翰，得妇江南谢阿蛮’，本以降将哥舒翰比吴三桂，然翰无取兵辽海之事；以阿蛮比圆圆，然阿蛮本新丰人，非江南产。”世间人所做，任何事都有巧拙高下之分，就是高明如吴梅村，千虑也难免一失。千虑一失之外，还有明知故犯的误用，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诗人改古事》条：“李太白《行路难》诗‘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安足道’，杜子美《诸将》诗‘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改黄犬为苍鹰，改玉碗为金碗，亦同此病。”此外还会有种种用典不恰当的情况。不过我们这里是谈讲读文言，不是研讨怎样写，典用得不合适，自然不必引为殷鉴，所以也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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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津逮 五 费解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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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读文言，有时会遇到“费解”的情况。这里所谓费解，与古旧词汇、典故、名物等，非查考不能确定其含义的情况不同。古旧词汇等的理解，是不熟悉文言，因生疏而感到的困难。费解是即使熟悉文言，常常也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困难。费解有各种情况，对待的办法自然也要随性质的各异而有不同。下面谈谈常见的一些，作为举例，供同志们讲读文言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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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传本有误字。五代以前书籍都是写本，其流传自然免不了要辗转抄写。抄写，有时因为字形相近，如常说的“鲁鱼亥豕”，就是因为一时大意，把字写错了。通达的人自己抄写、修改，也难免一时大意，发生笔误。由先秦到五代，这样延续了一两千年，时至今日，想知道古文献的真面目就很难了。非真面目，可以讲通也就罢了。有的则不然。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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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语·乡党》：“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汉人注和宋人注都说这是讲飞鸟的情况，前半翻译成现在的话是，鸟一“色”就飞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论语注疏》引马融说是“见颜色不善则去之”，朱熹《论语集注》说得详细一些，是“鸟见人之颜色不善则飞去”。这样解有两点说不通：一是事实上鸟不会这样机警；二是即使能这样机警，按文言习惯也不当这样说。总之，虽然像是讲通了，终归不能不使人感到，恐怕是牵强附会。以前看到商承祚先生的文章，说“色”本当作“危”，因古文字形近而误。这样推断虽然没有版本上的根据，比原来的“色”却是合情合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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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记·货殖列传》：“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以而不乐”的“以”很难讲，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等都没有注，日本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有注，是：“吴乘权曰：‘以，已，同，言失其富厚之实，则无所附而不乐。’中井积德曰：‘以而不乐句，似有脱误。’”两种解释，后一种以不知为不知显然好一些，因为“已而不乐”意思同样不明确。像这种地方，与其曲为之解，倒不如假定它有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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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误字，本来面目隐去，因而费解。为了得其确解，当然最好能够找回本来面目，清朝有些汉学家就喜欢这样做。但这常常不容易，并且，如果搞不好，还会使人疑为异想天开。因此，比较稳妥的办法是根据上下文，取其大意；对于个别难讲的词语，只得安于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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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误字更复杂的还有错简、经注混淆等情况，因为涉及校勘学的范围，过于专门，这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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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能是通假，因为罕见，不能确定是通什么，成为费解。我们现在说话或写作，遣词造句要求规范化。古人不要求这样，或者根本不知道这样。并且，由于地域不同，传承不同，个人书写习惯不同，同一个词可以有不同的写法。这不同的写法，有的常用，谁见到都认识，都理解。有的不然，不是人人都认识，都理解。为了变难解为易解，我们说后者的什么字“通”前者的什么字。有少数或极少数，我们不知道通什么，这就成为费解。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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