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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个语言成分早在秦汉时期就已产生。西汉王褒《僮约》（公元前1世纪作）里有这样一句：“晨起洒扫，食了洗涤”，这句话的意思是：早晨起床后要洒扫庭院，吃完饭要洗涤餐具”。这句话中的“了”（读“liǎo”）意义尚很实在，用在动词之后表示“完了”的意思，因此这里的“了”还不能被看作不能独立使用的虚词化了的动态助词。但“了”的这种用法——附于动词之后，已为日后动态助词“了”的产生打下了基础。此后，由于“了”时常附着在动词之后使用，渐渐地，它便失去了独立性，而成了一个必须加在动词后使用、表示行为动作完成的助词了。这个演化过程大约是在唐宋之际完成的。例如在宋代姜夔的词里有“更添了几声啼”，《朱子语类》里有“如今都教坏了学生，个个不肯读书”这样的句子，其中的“了”就已经很明显地成了专用于动词之后表示完成状态的一种虚词——动态助词了。元代以后，“了”的这种用法更加普遍起来，如元曲《汉宫秋》中有“我问刘员外借了十个银子”，“我与了他两丸药”，这时，“了”作为动态助词的用法已十分自然。由于动态助词“了”是从实词的“了”演化而来，因此至今“了”还保持两种用法，但两种用法的“了”读音上不同，实词的“了”读“liǎo”，虚词或动态助词的“了”读轻音“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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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助词“着”也是由实词演变而来。最初“着”是一个动词，意思是“附着”。例如《左传》“风行而着于土”，《论衡》“甘露如蜜者，着草木不着五谷”，这里的“着”都是“附着”的意思，都处于动词的位置，当动词使用。用今天的语音来读，这里的“着”读作“zhuó”。自晋代始，“着”字开始虚化，如《世说新语》中有“文若亦小，坐箸（即‘着’）膝前”，《三国志·吕布传》中有“以绵女身，缚着马上，夜自送女出”，其中“着”与今天“在”的意思差不多，仍多少保留“附着”之义，因此还不像现代汉语动态助词“着”那样表示状态持续的意思。不过，这时的“着”已常常附着在动词之后了。“着”成为一个完全表示状态持续的语法意义的动态助词是在唐代完成的，因为唐代已经开始将“着”用作跟今天现代汉语动态助词“着”一样的词了，例如唐代《嘉话录》有“暗中摸索著（着），亦可识之”这样的句子，其中的“着”就表示动作的状态在持续。宋元以后，“着”的这种用法就普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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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中还有一个动态助词“过”，这个词加在动词后表示曾经发生的经历，例如“我看过电影”，“他去过北京”。动态助词“过”也是由实词虚化而来，它的产生大约也在唐代，而到宋代，使用就较普遍了，南宋《朱子语类》中就有不少用“过”的句子，例如“盖为是身曾亲经历过，故不敢以是责人尔”。又如“看过了后，无时无候，又把起来思量一遍。”其中的“过”都与今义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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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助词“了”、“着”、“过”的产生是汉语语法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它们的产生意味着汉语语法里有了用于动词后的纯粹表示语法意义的成分，它们的产生使行为动作及事物状态的表达更加细腻、精确，从而丰富了汉语语法的表现手段，加强了汉语语法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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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之”和“者”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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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爱用“之、乎、者、也”来形容诵读古文时的情形，这是因为古文中常常使用这几个虚词，只要一读古文，就似乎总是听到“之、乎、者、也”这几个词的声音。现在我们撇开“乎”、“也”这两个语气词不说，而来专门谈谈“之”和“者”这两个古代汉语常用的结构助词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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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结构助词亦即语言中用来连接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词，古汉语的“之”和“者”就是这样的词，现代汉语的“地”和“的”也是这样的词。下面让我们先来看几个引自《诗经》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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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之杨，其叶。（东门的杨树，枝叶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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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之石，维其高矣。（巉巉的山石，多么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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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茂盛的萝蒿，长在山丘半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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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翩者，烝然来思。（翩翩飞翔的鹁鸪，成群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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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句子里的“之”和“者”与今日现代汉语里的结构助词“的”作用完全相同，都是修饰语的标志。可是为什么古代汉语用“之”和“者”，现在却改用了“的”呢？难道说古今汉语的结构助词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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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现代汉语的“地”和“的”这两个结构助词都是由古代汉语的“之”和“者”逐步演化而来，它们与古代的“之”和“者”存在着语音上的联系。在上古时代，“之”和“者”的读音与现代汉语的“地”和“的”差不多，那时候“之”和“者”的声母都是舌头音“d”（“之”读“die”，“者”读“dia”），与现代汉语“地”、“的”一致，只是到了中古，舌头音分化了，一部分本来念“d”类声母的字变成了舌上音的字，后来又变成了翘舌音的字，而“之”和“者”就在其中，所以它们现在的读音就变得与“地”、“的”相差很大而使人感到它们之间似乎没有关系了。不过，这并不等于“之”和“者”原来的读音就完全消失了。事实上，在当时，“之”和“者”的读音虽然变化了，但它们原先的读音还保留在汉语的白话形式中，并借相应的同音词“地”和“的”来代替，这样，汉字“地”和“的”就在汉语白话中担负起了原先“之”和“者”所担负的语法任务，而“之”和“者”作为结构助词则大多保存在古代的文言文的文献中和用于半文半白的言语形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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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字形式上讲，结构助词“之”和“者”最初是先变为“地”和“底”的，而“的”则是以后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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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底”、“的”三个文字形式中，“地”是最早被借用作结构助词的，大约在上古晚期即已被借用，而到唐宋以后就普遍通行起来。“地”出现后多用在状语后、动词前，但也偶然用于定语后、名词前，不像现代汉语那样规范，专用于状语之后。例如唐代义玄禅师《临济语录》“尔若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转”，金代董解元《西厢记》“出得门来慢慢地行”，这两句中的“地”用于状语之后、动词之前；而同样是董解元的《西厢记》中又有“百媚地莺莺不胜悲哭”这样的句子，其中的“地”却用于定语之后、名词之前。“地”专用于状语之后是元代以后才固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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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是唐代开始使用的。这个字用作结构助词一般用在定语的后面，与后来的“的”相同，例如唐代本寂禅师《曹山语录》“柢是丑陋底人”，宋代辛弃疾《夜游宫·苦俗客》“说底话非名即利”。但“底”有时也用于状语之后，如明代王敬夫的一首《快活三》曲中有“疾忙底驾骊驹，隐遁在凤山余”一句，其中“底”就用如现代的“地”。解放前，结构助词“底”在书面上还曾专门用来表示领属关系，如说“你底书”、“她自己底像”等，这大概是受西方语言所属格形式的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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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与“地”、“底”同出一源，因为它们的读音相同，只是写法不同而已。把“的”这个字用作结构助词要比“地”和“底”略晚些。“的”的使用大约是在宋元时代，例如宋代钱《钱氏私志》里就有“则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这样的句子，其中“的”的用法与今天没有什么两样。不过，“的”在最初也不是固定用在定语后、名词前的，有时也可用在状语后、动词前，例如元代王实甫《西厢记》“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其中“的”的用法就和现代汉语“地”的用法一样。“的”专用于定语后、名词前也是元代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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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今天的现代汉语里，已经看不到“底”字作结构助词的情况了，“底”现在已经完全被同源的“地”、“的”二词所代替。现代汉语里凡是在修饰语和中心语之间使用的结构助词只有两个，即“地”和“的”，“地”专用于状语的后面，“的”则专用于定语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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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古人说话量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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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甲骨中有一片上记录了这样一句话：“十五犬，十五羊，十五豚。”这句话的意思很好理解，用今天的话来讲也就是“十五只狗，十五只羊，十五头小猪”。不过，这句话与我们今天说话的习惯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少用了量词“只”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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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有丰富的量词。今天我们说话时，只要涉及数量，就少不了使用量词，例如“我吃了三碗面”，“他是一个人去的北京”，“你去一趟”，“请您说一下”，这些句子里的“碗”、“个”、“趟”、“下”就都是量词。然而，现代汉语所拥有的丰富的量词却并不都是自古就有的，汉语的量词是从最初的不发达逐渐增多、发达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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