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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甲骨中有一片上记录了这样一句话：“十五犬，十五羊，十五豚。”这句话的意思很好理解，用今天的话来讲也就是“十五只狗，十五只羊，十五头小猪”。不过，这句话与我们今天说话的习惯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少用了量词“只”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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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有丰富的量词。今天我们说话时，只要涉及数量，就少不了使用量词，例如“我吃了三碗面”，“他是一个人去的北京”，“你去一趟”，“请您说一下”，这些句子里的“碗”、“个”、“趟”、“下”就都是量词。然而，现代汉语所拥有的丰富的量词却并不都是自古就有的，汉语的量词是从最初的不发达逐渐增多、发达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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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量词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名量词，一类是动量词。“三碗面”的“碗”、“一个人”的“个”是名量词，它们与事物相关。“去一趟”的“趟”、“说一下”的“下”是动量词，它们与行为动作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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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名量词起源很早。在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辞中有这样的句子：“鬯（一种酒）二升一卣”、“鬯三卣”、“马卅丙”、“车二丙”、“易（锡）贝二朋”，其中的“升”、“卣”、“丙”、“朋”就是名量词，它们与数词结合表示事物的量。略晚些时候的西周金文中也记录了早期汉语的几个名量词，如小盂鼎铭文中有“孚（俘）马□匹，孚车卅两（辆）……”，其中就有“匹”和“两”这两个名量词。可是，汉语的名量词在甲骨、金文时期还是很不发达的，当时它们的数量还是极其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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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经济往来——特别是物品交换多了起来，为了在经济活动中便于进行各种单位的计量和计算，于是汉语中便增加了许多有关度量衡方面的名量词，如“斗”、“石”、“斤”、“丈”、“尺”、“寸”之类就都是在那个时候产生出来的。可是，非度量衡或与一般名词相配的名量词依然很少，那时的人说话除了涉及度量衡外，绝大多数情况都不用名量词，若要表示数量，就将数词直接与名词结合，比如上面甲骨刻辞中的“十五犬，十五羊，十五豚”就是如此。又比如《左传·哀公十五年》“齐为晋故，伐晋冠氏，丧车五百”，“丧车五百”就是“丧失车子五百（辆）”，表示车子数目的数词后不用名量词。先秦时，与一般名词相配的名量词只有很少的几个，而且使用范围狭窄。现代使用最广泛的名量词“个”在那时已经产生，但最初只是用作竹子的单位，“个”的本义在《说文》里的解释即是：“个，竹枚也”，所谓“竹枚”即竹子的个数。稍后，“个”又被用于指用竹制造的箭，如《荀子·议兵篇》“负矢五十个”，即是说“背负五十支箭”。“个”在先秦还不能用来指人、指其他事物，它的广泛使用是后来的事。先秦时常用的与一般名词相配的名量词还有“匹”（指马）、“乘”、“辆”（指车）、“张”（指幄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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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后，与一般名词相配的名量词逐渐增多起来，除了依然使用先秦即有的一些名量词外，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名量词，如“枚”、“头”、“只”、“株”、“颗”、“块”、“枝”、“根”、“条”、“朵”、“把”、“粒”、“架”、“面”、“锭”、“片”等，这些新产生的名量词一直沿用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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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名量词不仅经历过由少至多的发展历程，而且在用法上也曾发生过变化。上古时名量词的位置大多不是位于名词之前，而是和数词一起位于名词之后，那时只说“鬯三卣”，不说“三卣鬯”，只说“车卅辆”，不说“三十辆车”，只说“负矢五十个”，不说“负五十个矢”。但从汉代开始，数词和名量词一起用在名词前的现象逐渐多了起来，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有“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的说法，其中“一尺”加在“布”的前面，“一斗”加在“粟”的前面。这样的用法到了中古时代就更加普遍了，并且一直保持了下来。现代汉语数量结构用在名词之前的习惯就是这样演变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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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动量词的产生要比名量词晚得多。上古时代的人说话不用动量词，那时的人要表达行为动作的数量只是将数词直接加在动词的前面，例如《孙子·谋攻》“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其中数词“百”直接加在动词“战”和“胜”的前面，而现在说话就得说成“战一百次胜一百次”，数词后要加“次”一类动量词。又如《墨子·迎敌祠》“弩八，八发而止”，“八发”即“发射了八次”，“八”直接加在动词“发”的前面而不用任何动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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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量词的产生是在汉代。在汉代人的托古著作《黄帝内经》中就有“闭气不息七遍”，“如此七遍后”等语句，其中已有“遍”这个动量词。不过，动量词的大量产生要到魏晋以后才开始。魏晋以后，陆续产生了“下”、“顿”、“通”、“回”等常用的动量词。唐宋以后又陆续产生了“次”、“场”、“番”、“遭”等常用的动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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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量词的用法古今是一致的，它们与数词结合后，一般都是位于动词之后。例如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杂说》：“凡种小麦地，以五月内耕一遍，看干湿转之，耕三遍为度”，其中“一遍”、“三遍”皆用于动词“耕”之后。现代汉语动量词的用法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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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汉语量词的逐渐发达和普遍使用，今天在我们的日常口语中已不再能听到像“十五犬，十五羊，十五豚”和“百战”、“八发”一类不用量词的说法了，不用量词的说法仅仅保留在古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成语中或是偶而用于半文半白的书面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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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宾语前置说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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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都知道“唯利是图”这个成语，这个成语从字面上讲实际就是“只图利”的意思，其中“利”是动词“图”的宾语。可是汉语的词序一般都是动词在前，宾语在后，为何“唯利是图”这个成语将宾语放在了动词的前面呢？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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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在上古有一种特殊的词序，这种特殊的词序是将宾语放在动词或介词的前面，这与今天的宾语处在动词或介词之后的词序正好相反。不过，这种特殊的词序的应用并不是无条件的，它的应用须受一定条件限制。什么条件呢？这就是只有在代词做宾语时，宾语才能位于动词之前，而在其他情况下，宾语的位置古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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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条件的宾语前置的特殊词序在上古是比较固定和常用的，例如《书经·大诰》中有“民献（贤）有十夫予翼。”这是一句肯定句，意思是说“民间贤人有十个人协助我”。这句话中的“予”即“我”，是代词，因此位于动词“翼”的前面。又如《书经·多士》“今予唯不尔杀。”这是一句否定句，意思是说“现在我不杀你”，其中“杀”是动词，它的宾语是代词“尔”，也位于“杀”的前面。再例如《诗经·鄘风》“人而无止，不死何俟？”这是一句疑问句，其中“何”是疑问代词，也放在动词“俟”的前面。上面提到的“唯利是图”实际也是这种情况。这个成语来自古代，其中的“利”作为宾语虽不是代词，但它的后面却用了一个表示复指的指示代词“是”，这个指示代词与动词直接联系，于是宾语的位置也放到了动词的前面。上古时代，指示代词“是”、“之”、“斯”等都常常放在动词或介词的前面充当宾语或是复指名词宾语使其放在动词或介词之前，例如“是以”（因此）的“是”是介词“以”的宾语，“是谓”（称之为）的“是”是动词“谓”的宾语，“是”作为宾语都位于介词或动词的前面。又例如《诗经·鲁閟宫颂》“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一句中的代词“是”复指宾语“戎狄”和“荆舒”，使其位于动词“膺”和“惩”之前；《左传·宣公十二年》“非子之求，而蒲之爱”一句中的代词“之”复指宾语“子”和“蒲”，使之位于动词“求”和“爱”之前；《诗经·豳风》“十月涤场，朋酒斯飨”一句中的代词“斯”复指宾语“朋酒”，使其位于动词“飨”之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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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词宾语位于动词或介词前的语法在上古的早期是比较固定的，不论是肯定句、否定句还是疑问句几乎都是如此。但没过多久，也是在上古时期，肯定句里的代词宾语就已经有放在动词或介词后面的用法了，并且这种用法很快就占了上风，渐渐地，肯定句里的代词宾语就不再前置了，只有否定句和疑问句里的代词宾语以及由“是”、“之”等指示代词充当和复指的宾语在较长一段时期依然用于动词或介词的前面，所以我们阅读上古时期的古文最常看到的就是这方面的情况。不过，这方面的情况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即使在上古时也已有个别不遵守上述语法规则的情形发生，例如《诗经·黍离》中有“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就不说成“不我知者，谓我何求”。这种个别的现象到后来渐渐多了起来，到了汉代也渐渐占了上风而被作为正常的词序巩固了下来。同样的句子，在先秦是代词宾语位于动词前，而到了汉代人引用的文章里就往往被改成先动后宾的词序，例如春秋时的著作《论语·宪问》“莫我知也夫”一句在西汉时的著作《史记·孔子世家》里就改成了“莫知我夫”。又例如《汉书·酷吏传》“武帝问：言何？”其中“言何”已不被说成“何言”了。这种代词宾语在否定句、疑问句中后置的词序发展到了中古时代就已经完全通行起来，只是一些古文作家为了仿古还依然使用代词宾语前置的词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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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表达被动方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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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句法的发展史中，被动句的变化也是很值得一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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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古老的文字资料——甲骨卜辞中现今只发现有主动句式，而没有发现过任何被动句式，这似乎可以证明在商代以前，汉语里只有主动句式而没有被动句式，被动句式在当时尚未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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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记录了汉语有被动句式的是西周的金文。如西周时的叔勉方彝的铭文中有“叔勉锡贝于王姒，用作宝尊彝”一句，其中“叔勉锡贝于王姒”即“王姒锡（通‘赐’）贝给叔勉”，这句话中王姒是施动者，叔勉是被动者，这儿的被动意义是用“于”来表示的。这种“于”字句是汉语被动句式里起源最早的一种。在上古时，表示被动意义的“于”字句经常出现在当时的文献中。例如《周易·困》里有“困于酒食”、“困于葛藟”，即“被酒食所困”、“被葛藟所困”。《诗经·邶风·柏舟》中有“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其中“愠于群小”，即“被众小人所怨恨”。《孟子·滕文公上》中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其中“劳力者治于人”即“劳力者被人所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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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时期，人们还经常使用一种“见”字句来表示被动。例如《孟子·尽心下》中有“盆成括见杀”一句，意即“盆成括被杀”。《晏子·谏上》“晏子请发粟于民，三请不见许”中的“三请不见许”即“多次请求不被允许”。《庄子·天下》“见侮不辱”即“被欺侮而不以为耻辱”。“见”字句还可和“于”字句结合使用，这种用法在西周金文中就已被发现，例如西周的沈子簋的铭文中有“见厌于公”一句，意即“被公所厌”，这可证明“见”字句和“于”字句一样古老。这样的用法在先秦文献里也经常出现。例如《庄子·秋水》“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吕氏春秋·贵信》“以四百里之地见信于天下”，《韩非子·说难》“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这些都是先秦时“见”字句结合“于”字句的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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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汉语的被动句式还有一种“为”字句，这种“为”字句在当时用得也很普遍。例如《论语·子罕》“不为酒困”，意即“不被酒所困扰”。《庄子·天下》“道术将为天下裂”，意即“道术将被天下人所分裂”。“为”字句在先秦有时还和“见”字句结合使用，如《庄子·至乐》中有“烈士为天下见善矣”一句，即“烈士被天下人赞美”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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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字句、“见”字句和“为”字句是汉语中最早出现的被动句式，这三种被动句式一直沿用到汉代，在汉代的文献里还可看到使用这些句式的句子。汉代以后，表示被动的“于”字句渐渐不再被人使用，这是因为“于”字句表意不明确，容易和不表被动而形式近似的句子搞混。例如《庄子·山木》中有“吾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一句，其中的“吾再逐于鲁”和“围于陈蔡之间”是被动句，意思是“我被鲁国再次驱逐”，“（我）被陈蔡那儿的人围困”。但形式相似的另外三个分句却都不是被动句，其中的“于”是表示处所的介词，意思近乎“在”，如“伐树于宋”即“在宋国伐树”，这种形式的句子属于主动句，它很容易和表示被动的“于”字句相混，使人产生理解上的困难。和“于”字句的命运差不多，“见”字句在汉代以后也逐渐退隐不用，到现在只是在一些较固定的格式里还可见到它的残迹，如现在有“请勿见怪”、“请勿见笑”之类的说法，而且其中的“见”也已虚化，谈不上有什么被动意义了。不过，先秦时产生的“为”字句却被保存了下来，并且在汉代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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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时，“为”字句开始发展成了“为……所……”式。例如《史记·项羽本纪》“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为人所制”即“被别人所控制”的意思。《汉书·霍光传》“卫太子为江充所败”，意即“卫太子被江充打败”。“为……所……”式一直被沿用了下来，在现代汉语里也是经常被使用的一种被动句式。由于这种被动句式带有文言色彩，因此现在常被用于书面语中，例如我们可以说“调查研究切不可为表面现象所迷惑”、“要使敌人为我所用，而不要使我为敌人所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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