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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学者们对克里斯蒂娃的多元学术评价与身份界定，完全取决于关注焦点的选定。关注其哲学思考、女性研究的，誉之为“哲学家、思想家、女性研究专家”；推崇其跨领域发展成就的，敬之为“符号学家、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精神分析学家”；欣赏其四部小说独特的创作模式和语言风格的，称之为“小说家”。斯罗文尼亚学者波拉·祖潘茨·艾塞莫维茨（Paula Zupanc Ecimovic）在《符号与象征的辩证空间——朱丽娅·克里斯蒂瓦哲学述论》（金惠敏译，《女性主义学刊》2004年第1期）中直接评述道：她“不仅被公认是西方符号学界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而且在文学理论、美学，在文化批评、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等方面也有着强劲而独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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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内学界，更多学者关注的还是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创始人的身份，倾力于传播与深入探讨本质上属于文本理论的互文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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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语言学视角解读互文性理论，认为这一理论给出了一个观察语言生态的崭新视角和描写语言结构的多维视野，发掘出线性、静态、微观角度下的语言研究所不能展示的文本世界；我们还归结出互文性理论具有“宏观、动态、多元”的认知维度和由“系统、关系、层级”作为支柱构成的学科范式，确立了以“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的再认识与互文性理论的中国化”为语言学理论建设的目标。而这种“再认识”与“中国化”的建构过程，有力地帮助我们打破了已有的知识结构框架，彻底改变了过去的狭隘认知，即只知晓互文性理论源自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可实际上，一方面，前起陀思陀耶夫斯基、巴赫金、马克思、黑格尔，后至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德里达、福柯、本维尼斯特、巴特、索莱尔斯、弗洛伊德、拉康、格雷马斯、阿兰·巴迪乌，特别是中国哲学家张东荪，其相关思想都伴随着互文性理论的发展形成。而互文性理论正是在这些学者思想的养护浇灌下不断完善，形成了内蕴丰富的多元性特征。另一方面，克里斯蒂娃创建的互文性理论虽本质上属于文本理论，但其学术思想被跨界运用到文学、符号学、语言学、心理学、女性主义、政治学等学科领域，形成这些学科范式下的分支理论和范畴理论。不言而喻，由于互文性理论具有源自哲学、符号学的宏阔学术视野，其精锐思想和前瞻意识也确实对多门学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和研究实践的启迪。借鉴其邻近学科、相关学科多源理论的强有力支撑和反刍其他学科的多领域性，克里斯蒂娃的学术思想先在欧洲，后在美洲、亚洲形成了相当的学术影响力，也成就了她在世界各地的卓著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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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产生了一种直觉，好像我们直面的克里斯蒂娃的学术思想体系不仅只有互文性理论这一棵独立生长、枝繁叶茂的大树，它更像一片蓊蓊郁郁的森林，而且不知道哪里是中心，哪里是边际。要走近克里斯蒂娃，要走进其学术思想体系这片森林，我们就不能只从一棵树（互文性理论）而应该从一片森林（克里斯蒂娃的学术思想体系）的整体观来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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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尝试从五个方面来读解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克氏人生镜像和法国学术思想编年史的半自传体小说《武士》；中国哲学家张东荪中西哲学理念对克氏互文思想形成的影响；克氏与巴赫金互为成就的关系；克氏学术思想对索绪尔、本维尼斯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传承与创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克氏的互文研究开辟的新天地。通过这五个方面史实的挖掘，力图从理论来源的角度论证互文性理论是一种不断创新发展、内蕴丰富的多声构成。（参见《互文性理论的多声构成：〈武士〉、张东荪、巴赫金与本维尼斯特、弗洛伊德》，《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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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推进，我们又尝试将克里斯蒂娃的学术思想分为三个阶段，整体考察其源起与流变：互文性理论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初期）、符义分析阶段（20世纪70年代）和精神分析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三个阶段的研究看似是三种完全不同的理论模式，实则有一条全面贯通的脉络：符义分析是对互文性理论的深化和升华，为互文性理论提供了动力支持，而精神分析阶段的研究则是以符义分析思想为据点向整个人文学科的发散。通过梳理克氏思想的发展轨迹，从共时层面和历时层面的双维视角复原学术语境中的克里斯蒂娃，从多学科视域中探索其理论思想的全貌，为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的多元思维特征提供了又一理论依据（参见《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的发展流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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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通过多个选题、从多个角度对学术思想体系的“多元性特征”进行多重考量。基于这种考量，我们认为：“多元”应该是互文性理论未被提取而与“互动”并列的思维特征，它们是支撑起互文性理论体系的支柱与核心。我们进一步推论：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体系也是以“互动”“多元”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互动”特征（“符号”“文本”“主体”“意义”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特征等）已经广为证明；而“多元”特征还未得到深刻认知和充分论证。“多元”特征首先体现为它是构成多元的一片“森林”，这片“森林”是一个克里斯蒂娃学术“树木”的大荟萃，是众多学者精粹思想参与构建的大体系。哲学理念指导着思想分析的方法，由互文性理论牵头，符号学理论、语言学理论、文本理论、精神分析作底，女性主义、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传播学等交融其中。森林的名字叫人文学科，互文性理论是母体，其余理论是母体繁衍出来的子体。其学术生态就这样在三个层面清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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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克氏理论的人文学科的基础，盘根错节的根系四处延伸，广泛吸收营养，有的交叉渗透至自然学科的领域（如数论、拓扑学等），但都深深地扎根于人文学科的土壤之中，交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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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克氏理论的主体，主干茁壮，互文性理论、符义分析、女性主义等都是一个个独立的体系，都有代表性著作支撑，但都围绕着互文性理论这个中心，其理论基础——根系，交织着人文学科多种类型的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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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由克氏的42部著作、百余篇文章等语言文字符号体系建构起来的学术思想体系，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富有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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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森林的后部还接续绵延着一片又一片广大无垠的森林，那是她成长的那个杰出思想激流勇进的伟大时代中那些杰出学者的学术高地，是一批又一批后起学者创造辉煌的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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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走近克里斯蒂娃，穿过互文性理论这棵“树木”走进那片“森林”的学术愿景。许多学者披荆斩棘，已经撞入森林的深处，收获了颇多的惊喜。据统计，21世纪以来，以“互文性”为题的论文千余篇，译著、专著数十部。而我们感觉好像还盘桓在森林的边缘，还没找到通达中心的有效路径。因为克里斯蒂娃等学者的著述主要由法语写成，中国的教学与研究又是以英语为主要语种的体制，所以我们接触到的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的资料或者是中国学者译介、研究的资料，连其代表性理论——互文性理论的核心理念也是通过中国学者的已有研究来了解，无力去把握克氏的思想脉络和体系。于是，直接从原著中汲取理论精髓就成了我们翻译经典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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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得益于台湾辅仁大学陈永禹教授的援手，我们得到了一批由哥伦比亚大学翻译成英语的克里斯蒂娃的文献资料，并将其首创互文性理论的代表论文《词语、对话和小说》（《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4期）翻译成中文。更属一种机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孟慧丽博士得知我们拟将克里斯蒂娃的语言学专著《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翻译成中文后，即向她的师兄——复旦大学出版社新闻政法编辑室主任章永宏博士推荐了这个项目。非常幸运的是，章永宏博士是一位极具前沿意识、又非常有学科建设理想的出版人，翻译出版一批克里斯蒂娃原著的计划很快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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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9日，时任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先生与克里斯蒂娃教授会晤，正式确定了翻译出版克氏的三本原著（《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克里斯蒂娃自选集》）；孙晶总编辑为这个项目申请到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的出版资助；有幸的是译丛还得到了法国驻华使馆翻译中心“傅雷图书资助出版计划”的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著名翻译家史忠义先生，史先生在瑞士共同攻读博士学位的同学、美国丘博保险集团公司资深程序分析师马新民先生，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讲师赵英晖女士以高度的热忱、科学的精神迎接高难度的挑战，完成了翻译工作；责任编辑余璐瑶女士又以她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和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完成了极其复杂的编辑工作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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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克里斯蒂娃的42部学术著作中遴选出《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和《克里斯蒂娃自选集》译介给读者，一方面出于读者可以整体把握其理论体系的考虑（我国克里斯蒂娃早期学术著作翻译介绍缺失，中后期翻译成中文的只有涉及文学批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方面的六部）；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三部著作自身的经典性、代表性，集中映射了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由语言学—符号学—人文学科全域发展的路径；当然也有彰显克里斯蒂娃符号学家、语言学家身份的考虑。克里斯蒂娃最初踏上学术征程，正是从语言学思考开始的：她传承了罗兰·巴特等学者建构的文本理论体系，充分运用“文本”这个区别于结构主义静态观的动态理念，从互文性文本分析出发，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术语和研究范畴。她批判性地解读结构主义语言学，将关注的焦点锁定于探讨语言的意义。为了探索语言意义的极限，她以博士论文为中心展开系列文学语言的研究，引出了语言意义的生成问题，并结合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将语言学、符号学研究的视野扩展到精神分析、哲学、女性主义、社会学等众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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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出版于1969年。出版其时，学界正是结构主义的一统天下。由语言特征出发的法国结构主义当时尚不了解俄国形式主义大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克里斯蒂娃将巴赫金引入法国，由此生发出互文性理论，并在论文集《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的论文《词语、对话和小说》中全面阐释了互文性理论。在论文集中，克里斯蒂娃以文本为核心概念，视文本为超语言的装置，提倡将超语言的生产性的文本当作研究对象的新符号论。从出版时间、理论的前瞻性、系统性方面看，作为克里斯蒂娃的首部专著，《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毫无疑义地占据了学术思想体系中开端作兼奠基作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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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作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同年出版，时间稍晚。在书中，克里斯蒂娃通过对西方语言思想作系统的历时梳理，在肯定结构主义语言学历史功绩的同时，指出了它的局限性：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抽象方法将社会历史和语言主体排除在研究之外，因而无法直面语言的意义和个体的语言经验，无法揭示语言的本质。由此，克里斯蒂娃从精神分析、语言实践、符号学三个方面构想了能向主体和历史开放的新语言学的面貌，实现了对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的超越。此书虽属四十多年前的语言理论阐释，但读来全无过时之感，思想火花随处烁动、语言智慧时时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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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通过梳理西方语言学史为语言研究的发展找到了方向，那么《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就反映了作者通过符号意义及其生成过程的学术思考朝这个方向所做的竭诚努力。互文性理论、符义分析方法、诗歌语言理论等一系列克里斯蒂娃的著名思想都见于此书。从这里，可以隐约得见她日后广博思想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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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两部著作不同，《克里斯蒂娃自选集》中的论文汇聚了作者从《恨与谅》（2005）和《时间的冲突》（2012）两本文集中选出的九篇论文。论题涉及精神分析、美学、文学批评、符号学、语言学、文化学、女性主义、宗教学、社会学、艺术史等诸多方面，覆盖了她学术人生的几乎全部思考领域。从出版时间看，《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语言，这未知的世界》代表着作者的学术起点、前期成果，《克里斯蒂娃自选集》则代表着作者最近的、最新的思考；从选题的丰富内涵看，此书还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对读者的关爱，即《克里斯蒂娃学术精粹读本》译丛要满足所有学科读者的阅读需求。此书鲜明地体现了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的深邃广博，读来如同享用一场思想盛宴。虽然这些论文横跨多个学科，但都贯穿了克里斯蒂娃从早期符号学思想中发展而来的基本理念：抽象结构不能取代个体经验，人类实践强调个体异于常规的特质及个体对结构的反抗。拒绝抽象结构的压制，人文学科的研究要从个体的鲜活经验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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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为了完整体现克里斯蒂娃“语言学—符号学—人文学科”的学术轨迹，帮助致力于克里斯蒂娃理论研究的海内外学者从其思想发展的“森林”中得到启示，促进学术思维的转型与创新，我们遴选了上述三本著作进行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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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符号和数码普遍化，全球已进入了网络化时代。人类的思维方式正在改变，以“互文本”为特色的超语言装置正在全面促动人类交流模式的重新塑形。克里斯蒂娃和巴特、德里达等一批学者在四十多年前的纸媒时代就规划了电子时代的文本发展空间，并超越时代地预见了这个更加注重体系性、关系性、空间性的符号时代的来临。克里斯蒂娃在1978年重印《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的“序”中断言：“这个时代充满着科学前景，但也机械地压制着团体和个人的能动性。说赋予人的唯一自由就是与符号一起或反对符号的不可预测的、惊人的、奇特的游戏。”综观我们今天拥有的学术范式和描写机制，面对当下多元时代符号文本的异质性，我们显然缺乏深入系统的把握和足够的解释力，亟需导引他山之石来论证先驱学者关于广袤文本世界的理论诉求，回答有关文本现象的实践问题。这也许正是我们推出“克里斯蒂娃学术精粹选译”的当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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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译者序 符号学的得与失——从几个关键词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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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号学旅程的简要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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