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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克里斯蒂娃的42部学术著作中遴选出《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和《克里斯蒂娃自选集》译介给读者，一方面出于读者可以整体把握其理论体系的考虑（我国克里斯蒂娃早期学术著作翻译介绍缺失，中后期翻译成中文的只有涉及文学批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方面的六部）；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三部著作自身的经典性、代表性，集中映射了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由语言学—符号学—人文学科全域发展的路径；当然也有彰显克里斯蒂娃符号学家、语言学家身份的考虑。克里斯蒂娃最初踏上学术征程，正是从语言学思考开始的：她传承了罗兰·巴特等学者建构的文本理论体系，充分运用“文本”这个区别于结构主义静态观的动态理念，从互文性文本分析出发，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术语和研究范畴。她批判性地解读结构主义语言学，将关注的焦点锁定于探讨语言的意义。为了探索语言意义的极限，她以博士论文为中心展开系列文学语言的研究，引出了语言意义的生成问题，并结合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将语言学、符号学研究的视野扩展到精神分析、哲学、女性主义、社会学等众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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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出版于1969年。出版其时，学界正是结构主义的一统天下。由语言特征出发的法国结构主义当时尚不了解俄国形式主义大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克里斯蒂娃将巴赫金引入法国，由此生发出互文性理论，并在论文集《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的论文《词语、对话和小说》中全面阐释了互文性理论。在论文集中，克里斯蒂娃以文本为核心概念，视文本为超语言的装置，提倡将超语言的生产性的文本当作研究对象的新符号论。从出版时间、理论的前瞻性、系统性方面看，作为克里斯蒂娃的首部专著，《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毫无疑义地占据了学术思想体系中开端作兼奠基作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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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作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同年出版，时间稍晚。在书中，克里斯蒂娃通过对西方语言思想作系统的历时梳理，在肯定结构主义语言学历史功绩的同时，指出了它的局限性：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抽象方法将社会历史和语言主体排除在研究之外，因而无法直面语言的意义和个体的语言经验，无法揭示语言的本质。由此，克里斯蒂娃从精神分析、语言实践、符号学三个方面构想了能向主体和历史开放的新语言学的面貌，实现了对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的超越。此书虽属四十多年前的语言理论阐释，但读来全无过时之感，思想火花随处烁动、语言智慧时时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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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通过梳理西方语言学史为语言研究的发展找到了方向，那么《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就反映了作者通过符号意义及其生成过程的学术思考朝这个方向所做的竭诚努力。互文性理论、符义分析方法、诗歌语言理论等一系列克里斯蒂娃的著名思想都见于此书。从这里，可以隐约得见她日后广博思想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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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两部著作不同，《克里斯蒂娃自选集》中的论文汇聚了作者从《恨与谅》（2005）和《时间的冲突》（2012）两本文集中选出的九篇论文。论题涉及精神分析、美学、文学批评、符号学、语言学、文化学、女性主义、宗教学、社会学、艺术史等诸多方面，覆盖了她学术人生的几乎全部思考领域。从出版时间看，《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语言，这未知的世界》代表着作者的学术起点、前期成果，《克里斯蒂娃自选集》则代表着作者最近的、最新的思考；从选题的丰富内涵看，此书还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对读者的关爱，即《克里斯蒂娃学术精粹读本》译丛要满足所有学科读者的阅读需求。此书鲜明地体现了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的深邃广博，读来如同享用一场思想盛宴。虽然这些论文横跨多个学科，但都贯穿了克里斯蒂娃从早期符号学思想中发展而来的基本理念：抽象结构不能取代个体经验，人类实践强调个体异于常规的特质及个体对结构的反抗。拒绝抽象结构的压制，人文学科的研究要从个体的鲜活经验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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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为了完整体现克里斯蒂娃“语言学—符号学—人文学科”的学术轨迹，帮助致力于克里斯蒂娃理论研究的海内外学者从其思想发展的“森林”中得到启示，促进学术思维的转型与创新，我们遴选了上述三本著作进行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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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符号和数码普遍化，全球已进入了网络化时代。人类的思维方式正在改变，以“互文本”为特色的超语言装置正在全面促动人类交流模式的重新塑形。克里斯蒂娃和巴特、德里达等一批学者在四十多年前的纸媒时代就规划了电子时代的文本发展空间，并超越时代地预见了这个更加注重体系性、关系性、空间性的符号时代的来临。克里斯蒂娃在1978年重印《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的“序”中断言：“这个时代充满着科学前景，但也机械地压制着团体和个人的能动性。说赋予人的唯一自由就是与符号一起或反对符号的不可预测的、惊人的、奇特的游戏。”综观我们今天拥有的学术范式和描写机制，面对当下多元时代符号文本的异质性，我们显然缺乏深入系统的把握和足够的解释力，亟需导引他山之石来论证先驱学者关于广袤文本世界的理论诉求，回答有关文本现象的实践问题。这也许正是我们推出“克里斯蒂娃学术精粹选译”的当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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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译者序 符号学的得与失——从几个关键词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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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号学旅程的简要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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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的得与失”这个题目太大，故以副标题“从几个关键词谈起”限定之。但这几个术语又是符号学生命攸关的关键概念，所以主标题又对它们有所提升。另外，拙文还可能涉及几个独立的学科，它们亦可以从属于符号学，题目小了便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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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这个概念最早是索绪尔在1916年发表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提出来的。索绪尔当时已经提出了更应该属于符号学的概念signifiant和signifié，即“表意手段”和“表意对象兼表意结果”。后来这两个概念被语言学先用了，通译为“能指”和“所指”。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复量”（paragramme）概念。“复量”概念是巴赫金“复调”概念的先声，遗憾的是，《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整理者、索绪尔的学生兼同事夏尔·巴伊（Charles Bally）未能充分论述索绪尔的这一思想，中译本的译者未必准确把握了这个概念。李幼蒸先生在没有语境、未读原文的情况下把这个术语译为“副语法”显然属于误译[1]。这个概念的发现，说明笔者在《从对话原则引出的双重思考》里的下述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上述20世纪初出现在现象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学、阐释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对话思想或对话现象的例子，使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论：一、对话理论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二、对话的真谛即泛对话。我的意思是说，对话是各种学科、各种领域的普遍现象，绝不仅仅发生在小说体裁范畴之内。当然，巴赫金的功劳是巨大的，是他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对话理论。”[2]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皮尔斯也有符号学的萌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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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起，罗兰·巴特、朱莉娅·克里斯蒂娃、A·J·格雷马斯、热拉尔·热奈特等人，从不同但又比较接近的渠道，在法国真正开始了符号学研究。罗兰·巴特于1964年发表了《符号学原理》一文，1985年结集出版了《符号学的机遇》（L’aventure sémiologique）[3]一书。《符号学原理》后来出了中文的单行本。这是他研究符号学的两部主要著作。其他多部著作如《时尚体系》（Système de la mode，1967）、《S/Z》（1970）、《文本的乐趣》（Le plaisir du texte，1973）、《叙事诗学》（Poétique du récit，1977）、《符号的帝国》（L’Empire des signes，1970）、《明室》（La Chambre claire）、《艾菲尔铁塔》（La Tour Eiffel，1989）等，都有显著的符号学研究的影子。《符号学原理》从四个维度即语言与话语、能指与所指、范式与系统、外延与内涵的区分方面阐述符号学的基础知识。《符号学的机遇》一书除了《叙事结构分析导论》和《旧修辞学——记忆术》属于原理性阐述，其他文章更多的是符号学方面的分析实践。罗兰·巴特的特点是高屋建瓴，简练，善于总结，几乎总是站在旗手的位置上。笔者以为，他的符号学思想大概与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最为接近。索绪尔当初可能也是想开发、总结出若干最有概括性的概念，作为符号学这门学科的支柱就行了，可能并没有想搞出那么多数学公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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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马斯是巴特的朋友，是他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介绍罗兰·巴特阅读索绪尔的著作的，从而开启了巴特的理论探索之路。格雷马斯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词汇学和语义学。1966年，他在巴黎举办了“结构语义学”的讲习班，重在探讨方法论。这个讲习班和格雷马斯的这部讲稿培养了后来在法国逐渐鹊起的一代理论家。格雷马斯的讲稿是自成体系的，他创立了语义学这门学科及其方法论。格雷马斯的特点是低调、厚重、深邃，善于做系统性研究。80年代中期，当陈述诗学在法国学术界兴起，主张以动态的学理关系代替结构主义包括结构主义语义学的静态关系时，格雷马斯没有与之争论，他明白学术领域后浪推前浪的道理，默默地继续自己的学术耕耘。蒋梓骅译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4]最后收录了这位学术大家1947—1998年的著作目录（格雷马斯于1992年去世），让我们一睹他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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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是罗兰·巴特的学生，一代才女。她来自东欧的保加利亚，熟悉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也了解巴赫金的思想。她思维敏捷，善于发挥自己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学识渊博，思想开放，追踪前沿。由于她是巴特之外论述“文本”概念最多的学者，又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的概念，用它来阐释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又由于她提出了符义分析（sémanalyse）的方法论和“成义”（signifiance）以及“成义过程”（procès de signifiance）的观念，还由于她阐述了索绪尔的“复量”概念，她在符号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研究主要体现在《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Sèméiotikè，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和《小说文本，某种言语转换结构的符号学方法》（Le Texte du roman，approche sémiologique d’une structure discursive transformationnelle）两本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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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拉尔·热奈特的特色是成就了经典叙述学。他大大扩展了美国学者布思和巴特关于叙事规律的研究，集合了当时该领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并大大发挥了个人的创造力，他是经典叙述学的集大成者。叙述学既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一门新兴的独立的学科。热奈特的特点是淡泊名利，思维缜密，想象力强，创造力强。从学科的实际影响力来看，叙述学大概是影响最广泛、最扎实的学科。西欧若干国家的小学教育，大概从五年级开始，学生是要学习叙述学的几个最基础概念的，就像稍前刚刚学习的基础语法概念一样。中学要逐渐扩展叙述学知识。大学文学院的学生都要进行专门的叙述学训练，这是理解叙事的基础。经典叙述学很快传遍全球。热奈特后来还提出过一系列文本概念，并围绕其中的这种或那种概念，进行过若干年的专门研究。他被其他国家一些学者视为法国形式研究方面最杰出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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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这些开创者开始，符号学的范围在逐渐扩大。罗兰·巴特从符号学的视角研究过广告、城市规划、医学等，同时期的法国学术界还出现过电影符号学、绘画符号学、时装符号学等。但奇怪的是，符号学研究出现过词典，把所有研究热点和出现的新词都收进去，但似乎却没有出现过一部比较统一的教材。不像语言学、比较文学、文学理论等学科那样，每隔几年就出现一部新的教材，在先前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这大概就是符号学这门学科的特点：庞杂，涉猎面宽广，却难以总结出各学科和大部分学者都接受的基础知识，这一点是有违符号学的初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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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传到中国以后，也拥有大量的知音。李幼蒸、张智庭等人翻译了一些符号学的专著。叙述学的研究自然最热门，成果也最丰硕。全国每个省和每个中等以上城市，都有叙述学的研究者，涌现了像申丹这样国际知名的叙述学研究专家。申丹还大量介绍了英美的后经典叙述学研究成果。法语国家的后经典叙述学研究也有大量成果，但鲜有介绍。傅修延专注于汉语言文字特别是古汉语的叙述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四川大学赵毅衡的团队编辑了一份电子版的符号学研究专刊，不时刊发一些符号学方面的研究信息和成果。中国的符号学研究也扩展到绘画、摄影等多种领域，甚至也出现了符号经济学。但一个共同的现象是：我们没有符号学教材。笔者知道有些学者曾经向学生开设过符号学课程，编有符号学讲义，但那类讲义是很个性化的阐释。符号学研究中也有“走火入魔”的现象发生，例如有人提出“脑文本”“精神文本”等概念，自以为是创新。学术界有大量更有价值的研究值得去做，为什么要钻这种牛角尖呢？“脑文本”或“精神文本”是看不见的，如何去界定、去证实它的存在并进而进行分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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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二、文本理论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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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特1973年为法国《通用大百科全书》书写的“文本理论”词条是法国20世纪60年代真正兴盛起来的符号学的纲领性文件。这篇文章把文本方面的几个关键术语的提出和论证都归功于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文本理论提出的第一个功绩是从认识论方面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表意实践活动。克里斯蒂娃和巴特等人认为，在我们看到的表面文字即现象文本的背后，有一个更加广阔的无始无终的意义生殖空间，谓之曰基因文本。意义的生产力和生产活动、成义活动就发生在这个空间里。这个空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犹如考古中搞一个纵切面，人们可以从纵切面上看到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痕迹和地质层。在文本这个空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意义生成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层面。因而文本是一种多义空间，多种可能的意义交织其间。这样，成义过程就与意指概念相区别，文本与作品相区别。意指和作品属于产品、陈述文和交际活动范畴，而表意工作、文本、成义过程则属于意义生产、陈述活动和象征活动范畴。意指和作品的主体是比较明确的，而意义生产的主体则是裂变的、雾化在整个成义过程中、整个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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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理论的第二个功绩是，由于不再把作品视为单纯的“信息”和“陈述文”，而是视作永恒的生产过程，视作陈述活动，文本理论趋向于消除文类间与艺术间的分野。用巴特的话说：即“成义过程是工作中的文本，它不承认言语科学强制划分的领域（这些领域可以在现象文本层面得到承认，但却不能在基因文本层面得到承认）；成义过程是言语未确定性时隐时现、捉摸不定的微光，依稀存在于作品的所有层面：存在于声音之中，声音不再被视作专门确定意义的单位（音素），而被视为冲动运动；存在于义素之中，义素较少语义单位的性质，更是种种联结之树，并被内涵和潜在的多义性带入一种普遍化的换喻之中；存在于义群之中，其中互文性的冲击和回应比正统意义更重要；最后还存在于语篇之中，其‘清晰性’被不同于纯粹直陈式逻辑的某种多重逻辑所超越或所复加”[5]。绘画实践、音乐实践、影视实践等，所有的表意实践均产生文本。旋律也是一种文本，远甚于一种音乐类型，它是纯粹肢体能指的和声与语言的混合等。文类分野的消除便于打通，从跨文类的整体视野认识表意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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