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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观代替作品观的体现之一是文本的碎片化现象，这种现象取代了作品和叙事的完整性。因为三言两语或者一个片断都可以是一部文本，于是碎片化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种碎片化现象，克里斯蒂娃和巴特都有论述，《文本理论》中说：“种种规约碎片、格式、节奏范式、社会言语之片断等，进入文本……”[8]但没有明确强调应该区别对待碎片化与完整性，反而有倡导之嫌，后来的社会风气中有他们的影响因素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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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观代替作品观的体现之二是主体的虚无倾向。本来文本是有作者的，不过这个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历史进程中的无数人。如上所述，他们被雾化在漫长的成义过程中，但这不等于语义和文本没有主体。对此，克里斯蒂娃和巴特也都有论述。但是，他们的另一些说法，却导致了人们的错误的或至少是模糊的理解。克里斯蒂娃说：“基因文本既非被结构物，亦非结构材料，它不认识主体。”[9]罗兰·巴特说：“成义生产是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文本‘主体’由于离开了‘我思故我在’型自我的逻辑而步入其他逻辑（能指逻辑和矛盾逻辑），与意义发生冲突且自我消解（‘自我迷失’）；成义过程直接区别于意指的地方，就是它是一种工作，但不是（未受触及和外在）主体试图驾驭语言（例如风格工作）的那种工作，而是主体透过这一过程发掘，发掘一旦自己进入语言（而非监控语言）、后者如何作用于主体并消解主体的彻底工作。”[10]这些说法都容易导致误解。加上罗兰·巴特那句“作者已死”的名言和人们对19世纪圣伯夫所倡导的传记批评的逆反心理等因素，批评中忽视文本主体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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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观代替作品观的体现之三是，“能指的无限性”和“游戏”说导致了对生活的脱离。其实，意义的生产、成义过程，是在历史长河的生活中发生的，各种意义都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的生产实践、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留下的痕迹。意义不是空穴来风的。离开了主体们，离开了绚丽多姿的生活，文本生产就变成了单纯物质性的符号游戏。这是现当代文学创作和文本分析中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文本理论》一文说：“……而建立另一种体积庞大的、既无底层也无表面的语言，因为其空间不是语象、场景和环境空间，而是组合游戏的立体空间，一旦我们走出日常交际（受舆论和常规制约）以及叙述真实或言语真实的限制，上述组合游戏就会无穷无尽”；又说：“其实，不知疲倦工作的是文本，而不是艺术家或消费者”[11]。这些话对上述现象的蔓延似有推波助澜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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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观代替作品观的体现之四是去价值化。西方传统的作品观崇尚崇高，中国传统的作品观崇尚真实。真善美是各民族文学作品追求的共同价值。“文本理论不以为有责任遵守‘好’、‘坏’文学的习惯区分；文本的主要标准有可能至少孤立地存在于被高雅的、人文主义文化（其规范由学校、批评界和文学史界等确定）所摈弃或所鄙薄的作品里；互文文本、文字游戏（能指游戏）可能出现在很通俗的作品里，成义过程可能存在于传统上被排除在‘文学’之外的所谓‘谵妄’文字中。”[12]文学“好”“坏”的区分，似乎最主要的是作品审美价值取向的区分。在一个愈来愈商品化、物质化的社会里，作品的审美价值取向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于世界和平，对于人类本身的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放弃引领人们行为导向的审美价值的取向，很容易产生社会的混乱局面。当代文学创作中忽视价值取向的现象，与文本观的广泛流行，似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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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析是多元的，作品分析其实也是多元的。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一书中提出了符义分析的方法论，以显示符义分析与文学符号学和作品分析的区别。据罗兰·巴特说：“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对精神分析的参照与否，符义解析参照精神分析，文学符号学则不参照精神分析（它仅对陈述文分类并描述它们的结构运行情况，而不关心主体、能指和他者之间的关系）。”[13]在凸显符义分析的特征时，克里斯蒂娃较多地引用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拉康的精神分析方法，也引用了《道德经》和印度的《梨俱吠陀》，还引用了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和索莱尔斯的《数论》，引用了西方的逻辑律，引用了马克思等。看得出，文本理论其实是一种先锋派理论，它的背后有着这个时代法国学术界崇尚差异、崇尚后结构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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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娃在引用微积分、逻辑率和数论分析诗歌文本时，得出了不少公式。后来她又把这类方法引入了小说文本的分析[14]。从认识论的维度看，这类分析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和认识方法。但从审美体验的角度看，这里的跳跃似乎稍嫌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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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是文本理论方面的纲领性文本。译完这部文本后，笔者写下这篇拙文，意在从40年的文本实践中做一点总结，以期对文本理论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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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符号学未来的发展和新观点，我们仍将持很开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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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忠义2014年4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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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历险》，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导论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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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拙著：《现代性的辉煌与危机：走向新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63—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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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幼蒸把书名译为“符号学历险”，见《符号学历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其实，《符号学的机遇》更符合20世纪60年代符号学似乎一下子就发展起来却涉及若干领域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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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蒋梓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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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兰·巴特：《文本理论》，史忠义译，《风格研究 文本理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3—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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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上书，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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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罗兰·巴特：《文本理论》，史忠义译，《风格研究 文本理论》，第301、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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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同上书，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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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Julia Kristeva，Sèméiotikè，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Paris，1969，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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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罗兰·巴特：《文本理论》，史忠义译，《风格研究 文本理论》，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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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罗兰·巴特：《文本理论》，史忠义译，《风格研究 文本理论》，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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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同上书，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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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罗兰·巴特：《文本理论》，史忠义译，《风格研究 文本理论》，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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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阅Julia Kristeva，Le Texte du roman，La Haye-Paris，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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