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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文本不是语法所规范的交际言语，它不满足于再现，不满足于指意真实。凡是它表意的地方，从它再现时展现的差动效果中，它即参与自己在非封闭状态下捕捉到的真实之运动和变化。换言之，它并非汇聚——模拟某种固定的真实，而是建构该真实之运动的活动舞台，它贡献于该运动，又是它的表征。通过改造语言材料（语言的逻辑组织和语法组织），并为之带来历史舞台之社会力量的关系（通过已传达的陈述文中由主体调节的其种种表意结果），文本与真实有着双重联结：与语言（差动和改造后的）的联结，与社会的联结（与社会的改变相吻合）。如果说文本干扰并改变调节社会交往的符号体系，同时又在言说建制中散布社会进程的活跃建制，它在组成（articulation）过程的前期或后期，或者总体上，都不会自我构成某种符号。文本不命名也不决定某种外在事物：它以某种表征（某种认同）指称任何言语—符号理论都难以接受的这种赫拉克利特式动态，并挑战柏拉图式关于事物本质及其理式的公设[3]，以另一种言语、另一种知识取而代之，人们刚刚开始从文本中捕捉该言语、该知识的物质性。总之，文本有两种导向：导向它产生于其中的表意体系（语言和一时代及一具体社会的言语），亦导向它作为言说而参与的社会进程。其两条路径的运行各自独立，在微观实践中可以分别行之，表意体系的调整不触动它所承载的意识形态表现，反之亦然；两条路径在表示历史版块的文本中则重新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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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义过程成了无限的差异过程，后者的组合无边无涯，永无止境，“文学”/文本避免了主体与所传达言说的同一，并以同一运动打碎反映某外在事物之“结构”的镜子的布局。由某真实的外在事物所产生，其物质运动具有无限性（但不是前者的因果性“效果”），并把其接受者（son“destinataire”）纳入自己特征的组合中，文本构成某种标记和间隔（intervalles）的多重区域，标记和间隔的非集中性登录实践着某种多价性（une polyvalence），而不可能拥有统一性。文本言语的这种形态和这种实践使其免除了对某种形上外在性的任何依赖，哪怕后者是意向性的，即免除了对任何抒发主义（expressionisme）和任何目的性（finalité）的依赖，亦即免除了对进化论的依赖和对无语言历史时期的工具性依存[4]，但并不因此而把它从其历史舞台的角色中分离出来：通过把历史真实和社会真实的变化应用于语言的物质之中而标志这些变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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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这种能指（它不再是一，因为不再依赖一种意义）是表示和/或联结历史版块之变动的差异网络。从主体的传达链条和表述链条观照，网络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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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神圣性：当主体想到网络是一种意向性媒介中心时的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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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魔力：当主体防止外部的主导型建制，而网络反其道而行之，以主导、改变、导向为目的时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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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文学）功效（“美”）：当主体认同其他者、认同接受者，向他（也向自己）提供某种幻觉形式、某种愉悦之替代品的网络时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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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网络从“一”、外部和他者的三重纽结中分离出来（主体常常深陷这类纽结之中以自立），大概是从它的真正特征中接触它，如它使自己类型承受的变化，并在这些类型之外建构其领域。也是以同一举措为自己在文本中获取某种新的观念场，任何言说都无法提供这种观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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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为社会现实和历史的特殊场，文本禁止把意义传达之体系的言语等同于某种线性整体的历史。意即它禁止建构某种象征连续体以置换历史线性，不管人们如何从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向它提供论证，它亦永远不会向传达型语言表面的语法理由和语义理由支付其欠账（sa detteà la raison grammaticale et sémantique de la surface linguistique de comminication）。文本使语言的表面破裂，它是能够打碎实现历史线性之机械观念并阅读某种层化历史的“物体”，这里的层化历史是指截取一定时间段的、循环的、辩证的历史，不可浓缩为单一方向，但由表意实践之类型构成，表意实践的多重性既无起始亦无终结。这样，支撑线性历史的另一历史浮现出来：这是众多成义过程循环型的层化历史，传达型言语及其内在意识（社会学的、历史的或主观的意识）只是这些成义过程的表层。在当今的任何社会，文本都发挥着这样的作用：文本潜意识地要求这种作用，禁止这种作用或者在实践中把它搞得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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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说文本可以把历史线性变成板块，它与正在流动中的历史即与演进中的社会板块之表意实践的各种类型所保持的种种具体关系，却不因此而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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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史前时期或前科学时期，语言中的工作与神秘活动相对立[5]，且不陷入巫术显现的偏执之中[6]，而是与其擦肩而过，可以说熟识这种偏执；该工作呈现为两种绝对之区间：位于参照系之上的无语言的意义（即神话之规律）与囊括真实的语言物体（即巫术礼仪之规律）之间。该区间被置于装饰的破碎地位，但允许体系语词的运作。在年代的进程中，该区间逐渐远离礼仪而走近神话：奇怪的是，这种接近是现实主义之某种社会需求所要求的，这种现实主义可理解为对语言物体的某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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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文本通常与形式化的科学知识相对立[7]，“是语言所陌生的”，如今呈现为穿越语言、引导上述工作的程序本身，该工作显然需要科学去研究，却被话语的再现型和传达型内涵所遮蔽，即不受某意义调节中心之制约、接受种种解释的开放体系的多重化。文本不反对科学行为（今天没有发生“概念与意象”之争），远未与它争雄并试图取而代之，它透过意识形态，把自己的领域建立在科学之外，把科学标记纳入语言。因之，对于社会史而言，文本把成义过程的历史变迁转移到言语之中，这些变迁使人想起科学发现在其自身领域所发生的变迁。如果文本的形式化不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即建立在时代先进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上述转移不可能封闭性地发生在它的另一精神的和主观的天地中，或者将毫无效力。于是，转移科学记录之某种程序并谈论某种阶级态度，即在被理解为某种意义（某种结构）的表意结果中再现上述阶级态度的文本实践，不啻把主体从某种言说（某种意义、某种结构）中分离出来，并把自己建构为无限差异化的雾化程序。同时，文本避免对表意无限性之“科学”开发的检查，某种审美态度和某种幼稚的现实主义却同时关注这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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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今天人们看到文本成了认识论调整、社会调整和政治调整发生、实践和展现的场地。如今，文学文本穿越作为言说的科学、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表层，理直气壮地让它们摩肩接踵，展开之，重新熔炼之。呈多重性、有时甚至多语言性、经常多声部（因其组合在一起的陈述类型众多）的文本，把从成义过程无限旅程某一具体点、该无限旅程矢志不移历史的现在一点所提取的其工作结晶的书写符号现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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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表述的文本的独特性把它彻底与“文学作品”的概念相分离，后者是由表达类和现象学类阐释建立起来的，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但对语言多层多重性表意手段内在的鳞次栉比的差异化层状结构路径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与享受密切相关且雾化主体的差异化和成层化现象明显被弗洛伊德的理论所洞悉，与马克思主义所开展的认识论决裂同时和以后的所谓先锋派的文本实践则以显著的历史性方式突出了上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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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说这里提出的文本概念避免了庸俗社会学和唯美主义一致欢迎的文学客体的影响，我们亦不能把它与语言学提出并极力明确其组合和变化的“可验证规则”的文本这一平凡客体所混淆。对语法性（句法性或语义性）或反语法性的某种实证主义描述不足以界定这里所解读的文本的独特性。其研究属于表意行为的分析，质疑语法性的分类本身，因而无意亦不可能提供一套最终无遗漏地涵盖成义过程之工作情状的形式规则体系。该工作永远都是超越传达型言说规则的某种多余，并以此坚持在文本格式的现状中。文本不是语法型或反语法型陈述小句的整体；它是通过语言此处显示的成义过程之各种层面的此种齐聚的独特性而让人读出的言外之物，文本唤醒了对它的记忆，唤醒了它的历史。这即是说，它是一种复杂的实践，其行迹需要由某种关注贯穿语言的独特表意行为的理论来捕捉，仅仅在这个尺度内，文本科学才与语言学描述有所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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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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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知之运动才是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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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哲学笔记》（Cahiers philosoph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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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问题就是肯定反映文本运作的某种言说存在的权利并勾勒建构该言说的最初尝试。今天，我们觉得符号学似乎提供了建构该言说的某种尚未圈定的场地。有必要提醒大家，关于符号的最早的系统思考是斯多葛学派的思考，这些思考与古代认识论的起源相吻合。符号学向人们心中的表意核心发起攻击，继承了言说科学（语言学、逻辑学）及其决定学科——数学漫长发展背景中的符号观，并记述为各种表意方式的逻辑计算（un calcul logique），例如莱布尼茨（Leibniz）的宏伟计划。这即是说，符号学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与布尔（Boole）、摩根（Morgan）、皮尔斯（Peirce）、皮诺（Peano）、策梅洛（Zermelo）、弗雷格（Frege）、鲁塞尔（Russel）、希尔佰特（Hilbert）等人建立的公理法接合起来。确实，符号学这一术语的现代使用应该归功于早期的公理学家之一查理·桑德斯·皮尔斯[8]。然而，如果说由数学领域输出的公理学路径走入了主观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死胡同［由R·卡纳普（R. Carnap）的《世界的逻辑建构》（la Construction logique du monde）奠定局面］，符号学计划的开放态势却未见收敛且充满希望。其缘由大概应到符号学的词义中去寻找，学术界可从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简略指示中分离出该词义[9]。对于我们，源自索绪尔的符号学（sémiologie）概念的重要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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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符号学将建构为某种言说科学。为达致科学的地位，它需要在第一阶段以某形式实体为基础而建构，即从反映某“真实”的言说中分离出某种无外在性的实体。对索绪尔而言，此即语言符号。它排除参照物及其任意性的特征[10]今天显现为允许或论证言说公理化之可能性的理论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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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学可以成为任何符号学的总老板[11]，尽管语言只是一个具体的体系。”[12]这就表述了符号学可以避开传达体系型言说之表意规律而思考成义过程之其他领域的可能性。反符号矩阵的第一个警示已经发出，以期进入索绪尔专注于文本的工作，即勾勒了不同于符号主导逻辑的某种文本逻辑的《易位构词法》（les Anagrammes）一书。对符号概念的批评检视问题因此而向任何符号学方法提了出来：其定义、历史发展、它在表意实践之各种类型中的有效性以及与这些类型的关系等。符号学只能一直坚持创始时的规律，即走出错综复杂的表意路径，才能立身；这意味着它永不停息地回到自身的根基，思考它们并改造它们。超越“sémiologie”或“sémiotique”所表示的学科意义，这门科学是作为意义、它的成分和其规律之批评、作为符义分析而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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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索绪尔写道：“确定符号学准确位置的使命落在了心理学家的肩上”，他因此而提出了根本问题，即符义分析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问题。今天，显然，心理学家甚至精神分析学家单枪匹马很难确定符义分析的位置：这种说明可能借助于象征运作的某种总体理论，而建构该理论，符号学又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还是应该把索绪尔的建议理解为某种警示，即符号学不能成为像纯粹公理学那样的形式中立，甚至也不能成为像逻辑学和语言学那样的中立物。挖掘“言说”的符号学参与诸多科学之间的“应用交际”，巴什拉尔（Bachelard）的理性唯物主义是最先思考该现象的学说之一，该现象位于多学科的交汇处，这些科学本身又是学科相互渗透程序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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