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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同时又是科学整体的组成部分，因为拥有自己独特的对象：表意的方法和规律（社会、思想），还因为建构于其他学科之交汇处、又保留一定理论距离的缘故，使它得以思考它参与其中的种种科学言说，并同时从中分离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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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斯在其科学分类中为理论学科保留了某种特殊位置，介于哲学与专门学科（l’idioscopie，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属于后者）之间[14]。理论学科是哲学学科（如逻辑学、美学、伦理学等）的子类，位于皮尔斯称作“必然哲学”（“necessary philosophy”）的旁边，按照皮尔斯的意见，“必然哲学”可以名之曰“认识论”（“epistemy”），因为在众多学科中，它是唯一实现柏拉图，广而言之实现希腊该观念的学科”。“该子类只有两个分支，人们勉强可以将其分为范畴或者宁愿分为家族：时间理论（la chronothéorie）和行为理论（la topothéorie）。这类研究还处于其童年时代。很少有人承认理想的思辨之外还有其他东西。上述子类将来有可能由其他范畴来补充。”我们觉得，符号学今天可以建构为这样一种理论：时间科学（chronothéorie）和表意行为的形态学（topographie，topothéo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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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思考成义过程之规律而不陷入传达型言语之逻辑（其中没有主体的位置）的建制而把自己的拓扑学纳入自己理论化的轨迹中，并由此而返回自身，一如返回自己的对象之一，这样建构的符号学和符义分析确实就像某种逻辑学一样。然而它超越某种形式逻辑，似乎更应该是我们称作“辩证逻辑”（“logique dialectique”）的东西；这一术语的两个成分相互抵消（对方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目的论和形式逻辑对主体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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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社会学、数学、精神分析学、语言学与逻辑学之间的“应用交际”（“échange d’applications”）的符号学，成了引导科学走向建构某种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杠杆。由于符号学的介入，科学体系去中心化，且必须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并使后者亦能够看到指意行为的建立，即生产某种认识论。科学体系走出自己的平庸形态，增加了思考构成它自身的程序的深度：思考表意路径的某种深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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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作为符义分析和/或其自身方法论（由符号提出的它的对象、方法和言说）的批评，符号学参与了某种哲学（取该语词的康德之义）方法。须知，正是符号境界调整了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该境界并由该境界起，哲学不能无视科学言说（表意体系），而科学也不能忘记它们是言说，是表意体系。作为科学进入哲学的领域和科学方法的批评分析，符义分析呈现为促成某种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中的表意体系和作为表意体系的历史的某种科学理论——的破碎建构、成层建构、异化性建构的关联组合（l’articulation）。因此我们说，符义分析把科学之表意体系的全部从非批评性的单向思维（面向它们的对象而无视它们的主体）中抽离出来，批评性地排列表意体系，并因此而帮助建立并非一种大写的知识体系，而是建立关于表意实践的一个审慎的建议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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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的计划首先是批评，无意建构成“符号结构百科全书”类完成物，更不想成为鳞次栉比、各自以他者为内容层面的所有言语的顶峰，即成为它们的“终极的”和“饱和的”元言语（le métalangage）。如果这是耶仁姆斯列夫（Hjelmslev）建立元符号学（métasémiologie）的意图，符义分析则相反，将撕碎超越具体的和极端逻辑的元言语的潜在中立性，并指出各种言语的最终程序，以确定它们的主体和历史。符义分析远离诠释学（la glossématique）——它影响了坚信其超验性程序之普遍性、以系统化著称的理性的“黄金时代”——的激情，却感到了来自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主体与其言说的震撼，于是没有提出普遍化的封闭体系，其形式化的努力在于解构。这样，它就避免了言语盲目地自我运转，为其指示了某种外在性，即带逆反性的“客体”（表意体系），符号学分析它，把它的形式主义纳入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后者从侧向审视这种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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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被科学主义和意识形态分割的符号学，犹犹豫豫地进入“社会”领域和“思想”领域的所有“客体”，这意味着它进入了社会科学并探索它与认识论言说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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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符号学仅跨出最初几步，以科学之身摸索前进，当它接触我们上边提到的文本这个特殊对象时，它的问题还澄清得不够明确。各路科学理论家和分类学家如果不是排除、那么亦很少在他们的图式中严肃考虑某种文本科学的可能性。社会活动的这一区域似乎推给了意识形态，甚至宗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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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文本恰恰是不能用建构现今智慧的一整套观念体系去思考的，因为恰恰是文本勾勒了它们的局限性。考问划定某种认知逻辑的场域之物由于它被排除在该场域之外，并因为被排除本身，该物才使某种对陌生的它展开并由它支撑的考问得以继续：这大概是种种表意体系之科学应该尝试的关键一步，它研究它们，既不同意排除使科学成为可能的上述之物，亦不根据关于其内在性（如“结构”，或者更特殊的“精神症状”［“névrose”］、“反常”［“perversion”］等）的观念来衡量它并把它据为己有，而是开始时记录下这种相异性（altérité）、这种外在性（dehors）。只有这样，在这种意义上，该科学才是唯物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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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把文本作为符号学认识对象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大胆的举措，我们并非不知道其过分性质和困难。然而，我们觉得，这条探索之路又必须继续下去，在我们看来，它有助于建构一种不因无视文本这种特殊实践的指意理论的种种预设而瘫痪的符号学，并由此而能够重建成义过程理论，后者因此而成为某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这一贡献归功于下述事实，即相对于文本，由于该物质的独特性，符号学必须比在其他领域中更多创新，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矩阵（ses matrices）和范式，重建它们并赋予它们能够默默地使它们立足的历史规模和社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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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使符号学直面位于亚里士多德式逻辑之外的某种运作，要求重建另外一种逻辑，并因此而把知识言说推到末端，甚至过于决绝，使后者不得不因此而退让或重新造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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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文本向符号学提出某种问题域，后者穿越指意的某产品物质的密实性并在产品中（在现在的言语汇集中）浓缩意义生产和改造的双重程序。正是在符号学理论化的这一领域中，精神分析科学挺身而出，提供了能够通过语象（le figuré）捕捉语言中的语象性（la figurabilité，物象性）的观念化资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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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向精神分析学征询时，可以“反具体化”（“désobjectiver”）地观照自己的对象：在它针对该特殊对象提供的观念化过程中，尝试考虑某种既无起始亦无终结的纵切面，一直上溯成义过程的生产，只要该生产不是产品的起因，不满足于物质整体表面上的排列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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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诸学科向该方法提供形式范式和操作观念；社会科学和哲学明确其对象的各种坐标并确定其探索谈论内容的出发地。文本科学就这样提出某种形式化但不局限于它，却一直摹拟其舞台，即记录成义过程某种类型的规律，它是分析意义上的历史实践的浓缩（condensation），是历史的语象性（物象性）的科学：“在某种结果性的抽象形式和理论形式中对历史进程的思考，修正的思考，然而依据真实的历史进程提供给我们的规律，以至于进程达到完全成熟和其经典形式的每个时期都可以从其生产视角考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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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几篇论文写于两年间，其中的不平衡或矛盾之处与一项既非终极性亦未完成的研究的不同阶段相关，体现了理论建构的最初尝试，这是与当今文本实践和表意科学同时代的理论建构。它们试图通过语言捕捉其各种习惯所陌生并干扰其惯例的东西：文本及其科学，并把它们纳入某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建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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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忠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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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equi signifie，即通常所说的能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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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最早的形而上学即诗人之神学开始，并依靠从中诞生的诗性逻辑，我们现在来探索语言和文学的起源。”（G·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新科学》［La Science nouvelle］，Ed. Nagel，1953，§428）“因此，在我们看来，显然，从人性的必然规律出发，诗语先于散文的出现……”（同上书，§460）赫尔德（Herder）从诗歌行为中寻找早期语词出现的范式。同样，卡莱尔（Carlyle，《未终结的德国文学史》［Histoire inachevée de la littérature allemande］，Ed.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51，p.3）坚持文学范畴“位于我们最隐秘的本性之中，并囊括思想和行动起源时的最初基础”。我们在尼采关于巫术的论文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思想，他在追溯过去时，恢复了人类的童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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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知道，对于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而言，教育最重要的部分是熟悉诗（338e），而柏拉图即使不指责诗对群众（Loù）的改造性影响和自由化影响时，亦不重视诗的“智慧”（《克拉底鲁篇》［Cratyle］，391—397）。令人惊奇的是，被语言中诗的工作（其流动性与缺乏固定性等）所质疑的柏拉图的形式理论（théorie des Formes，理式理论），同时也从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那里找到了不驯服的对手。那么非常自然的是，柏拉图在为确立自己用于训教之表达工具的语言观（387 a，b）和固定不变的事物本质观、名称乃骗人的意象（439 b）——因此应该认识事物之本质而不通过其名称：这是后柏拉图式形而上学直至今天的出发点——的斗争中，继贬低诗人（荷马的文本不能向他提供本质固定不变的证据）之后，终于向赫拉克利特的弟子和赫拉克利特的变化原则发起攻击（参阅《克拉底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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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典理论一般把文学和艺术视为模仿（imitation）：“模仿是人的本性，自孩童时代即表现出来……其次，所有人都乐于模仿。”（亚里士多德：《诗学》）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的微妙远未揭示出来，在文学理论史的长河中，它被理解为对某种自在的外在的复制、反映或仿造，以支持某种文学写实主义的要求。感知领域被指给作为艺术的文学，与认知领域相对立。这种对立出现在普罗提诺（Plotin）那里（《九章集》［Ennéades］，IV，87：这样，自然就有两种面貌，一种可以认知，另一种可以感知），被提出“美学”一词并创立了美学言说的鲍姆嘉通（Baumgarten）所继承：“希腊哲学家们和教会神甫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区分被感知事物与被认知事物。当他们用认知一词赞美如此远离感官（亦远离形象）的事物时，十分明显的是，他们没有把可认知事物与可感知事物一视同仁。因此，可认知事物应被某种高级才能作为逻辑对象而认识；而可感知事物应由低级才能作为感知科学或美学的对象而研究。”（参见G·鲍姆嘉通：《关于诗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a poésie］，§116，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4）稍后还有：“一般修辞学（la rhétorique générale）可以定义为意义的表现，而一般诗学（la poétique générale）则是研究感觉再现之完美展现的科学。”（同上书，§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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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的唯心主义美学那里，“美学”是某种普遍的主观判断，因为与概念（conceptuel）判断相对立；在黑格尔那里，所谓的“诗”的动态艺术成了对理念（l’Idée）之独特化运动的最高级表达：“它（诗）囊括人类精神的全部，此即包括了它在各种方向的独特化。”（黑格尔：《美学》［Esthétique］，“诗”，Ed. Aubier，p.37）这样他就把诗与思辨哲学并列起来，同时又因诗所建立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把它与后者相区别：“无疑，其作品应该具有某种和谐的统一，而赋予整体以勃勃生气的东西也应该出现在个体中，但是这种出现不应由艺术刻意突出，而应保持某种内在的自在状态，犹如灵魂存在于所有器官但不赋予它们某种独立存在之表象。”（同上书，第49页）这样，作为理念之表达、之独特性的外在化，还因为它是语言，诗是某种内在化的再现，使理念尽可能靠近主体：“于是诗歌创作的力量在于诗内在地塑造某种内容，而不使用外在物象或旋律的承接：这样，它就把外在的客观性改造为内在的客观性，精神以这种客观化在精神中和应该在精神中处身的同一形式，把内在的客观性外在化而再现它。”（同上书，第74页）被用来论证诗歌运动之主观化的诗是语言的事实很快被排斥：黑格尔拒绝思考语言的物质性：“诗的语言性这一侧面可能引发无限的讨论和无限复杂的讨论，但是，我以为自己应回避这类讨论以关注等待我的更重要的主题。”（同上书，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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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文本观的某些思想片段——它们占据了页面的一半并试图侵占整个页面——，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指出，上面写出的这些文字，像一座冰山一样，将在沉重的传统背景下被解读。它们还指出了某种文本理论应该能够由其脱颖而出的背景的严重的唯心主义性质：即主体和表达背景，这一背景有时被唯物主义言说未加批判地继承，探讨在文学中表达历史的集体性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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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们可以把神话界定为这种言说，其中‘翻译即背叛’（traduttore，traditor）公式的价值几乎跌至零。在这方面，神话在语言表达方式的范围内与诗相对立，不管人们曾经怎样挖空心思地把它们拉在一起。诗是一种极难翻译成另一种外语的言语形式，任何翻译都会导致众多扭曲。反之，最差的翻译中，作为神话的神话价值得以维持。不管我们对采集到某神话的人民的语言和文化多么无知，在全世界范围内，该神话被任何读者都感知为神话。神话之精髓既不在于风格，也不在于叙事方式和句法，而在于其中叙述的故事。神话是言语；但该言语工作的层次很高，意义的莅临已经脱离了它开始启动时的语言基础。”（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Ed. Plon，1958，p.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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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格察·罗海姆（Geza Roheim）在分析原始社会的巫术时，把它等同于升华并肯定说：“巫术的早期形式和起源形式是思想的基本因素，是任何活动的起始阶段……朝向对象的倾向（里比多或破坏欲）转向并固定在自我身上（潜在性自恋），构建了许多媒介物（文化），并因此而掌控了现实，而这些仅仅因为我们自己的巫术的缘故。”（《巫术与精神分裂症》［Magie et schizophrénie］，Ed. Anthropos，1969，pp.101-102；关于罗海姆的这一观点，同时参阅《文化的起源和功能》［The Origin and Function of Culture］，New York，Nervous and Mental Descase Monographs，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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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正如克罗齐（Croce）指出的那样（《诗》［la Poési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1，p.9），“感受性认知概念的第一次被抛弃和实践认知概念的确立，都与诗相关”。与科学活动相比较而思考时，文学屈服于两种实质相同的检查性态度。它可以被逐出认知领域，而被宣称属于印象、激发、自然（例如因其服从“接受者精神能量之经济的原则”，参阅赫伯特·斯潘塞［Herbert Spencer］：《风格哲学论》［Philosophie of Style，An Essay］，New York，1980）范畴；属于鉴赏范畴［对查理·莫里斯（Charles Morris）而言，诗歌言说“以符号表意，其方式是鉴赏性的，且其主要目的是引发阐释者的认同，使被表达之义在他的鉴赏表现中占优越地位”，见《符号、语言和行为》（Signs，Language and Behavior），New York，1946］；属于与参照性言说相对立的情感范畴（对奥格登［Ogden］和理查兹［Richards］而言，参照性言说与言说的情感类型相对立，见《“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Meaning”］，London，1923）。根据古老的隐喻说法，“Sorbonae没有一点巴纳斯的汁液”（“Sorbonae nullum jus in Parnasso”），面对“情感言说”，任何科学方法都是不合适且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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