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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符号任意性概念的批评，见E·本弗尼斯特（E. Benveniste）“Nature du signe linguistique”，收入《普通语言学问题》（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书，Gallimard，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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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参阅罗兰·巴特（R. Barthes）：“Eléments de sémiologie”，见《通讯》（Communication），no4，雅克·德里达（J. Derrida）：《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Ed. de Minuit；“Grammatologie et sémiologie”，见《社会科学信息》（Information sur les sciences sociales），no4，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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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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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之后，现代唯心主义哲学，不管是主观唯心主义（如维也纳实证主义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如新托马斯主义），都试图指出科学在人类活动体系中的位置并确定不同科学之间的关系。许多著作讨论这些问题（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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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idioscopie”一词借自本瑟姆（Bentham），表示“专门科学”，皮尔斯写道：“依赖特殊的观察，还通过其他挖掘或其他感觉……”（“Philosophie and the Science：A Classification”，见《皮尔斯哲学文集》，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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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俄罗斯形式主义大概第一个开辟了文学文本之符号学的路径。布拉格语言学团体小心谨慎地试图会同前者的现象学的实证主义学风，亦勾画了文学艺术符号学的轮廓，最有影响的著作是让·穆卡若夫斯基（Jan Mukařovsky）的《作为社会事实的功能、规范和审美价值》（Esteticka funkce，norma a bodnota jako sociálnífakty），Praha，1939；《作为符号现象的艺术》（L’Art comme fait sémiotique），发表地址不详，等等。文学理论的一种波兰流派，既受俄罗斯形式主义、亦受波兰逻辑学家著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文学研究中继承了这一符号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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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弗洛伊德的梦逻辑理论，通过对梦的系列生产程序和变化程序的分析证明梦不能还原为已传达之言说，从而游移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指示了文本符号学可能建构的方向。弗洛伊德这样说：“梦形成中的精神工作分为两种程序：梦之思想的生产，它们变化为梦的内容……确实属于梦的这种工作，与清醒时的思想很不同，远远超出最热衷于还原梦形成中精神活动之份额的理论家们的想象。两种形式的思想的差异是性质的差异，因此我们不能比较它们……”（《释梦》［L’Interprétation des rêve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26［1967］，p.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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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Oeuvres choisies），第一卷，Gosposlitisdat，Moscou，1955，p.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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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肢体动作，实践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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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不懂我们的语言，你就不理解我们的思维，倘若没有嗓音时，请你用原始的肢体动作对我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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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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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肢体动作，他停留在生物类别界限的内部，即停留在现象世界的内部，而通过声音，他把现象世界化解为它的第一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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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任何肢体动作都有一种声音与之相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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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象征性模拟与声音的最密切和最常见的联姻构成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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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观》（1870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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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语词文化之外，还存在着肢体文化。世界上，除了我们的西方语言之外，还有其他许多语言；我们的语言选择了剥离思想和使思想干枯化的道路，在我们的语言里，各种思想是以没有活力的形态呈现给我们的，不像在东方语言里那样，顺便带动了整整一个自然类似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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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托：《关于语言的信札》，1（1931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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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一、从符号到指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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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选择如此狭小的思考，并非仅仅为了指出，“反规范”思想一直对肢体动作感兴趣，经过19—20世纪的认识论决裂之后，当它通过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和某些诗性文本（洛特雷阿蒙、马拉美、鲁塞尔/Roussel），试图逃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性（“主体”、言语、交际）的藩篱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兴趣。而是更多地为了突出某种（它们的）矛盾，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了突出现在语言学创新所面对的这种（它们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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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我们的文化从它的构成物——语词、观念、话语——中被捕捉时，它也尝试超越这些基石以期采纳某种位于它自身体系以外的其他视点。在关涉符号体系的这场现代思想运动中，两种倾向似乎浮出水面。一方面，作为把声音视为思想之合谋者并进而视为智识化重大手段的希腊思想原则的组成部分，文学、哲学和科学（包括在它们最少柏拉图色彩的表现中，一如埃斯库罗斯和尼采语录所证明的那样）选择了有声言语的优越地位，把它视为表达某种“现象世界”、某种“意志”或某种思想（意义）的某种声音工具。在这样切割的意指场和交际场中，符号实践的概念被排除，并通过这种排除，任何肢体性被展示为机械性的、相对于声音是多余的，而声音是话语的演示和分身，因而肢体性更多的是视觉而非行动，是“辅助性的再现”（尼采）而非程序。马克思的思想摆脱了把任何实践性（肢体性）压缩为某种再现（视觉、听觉）的西方预设：它研究作为生产力（劳动+产品交换）的体现为交际（交易体系）的某种程序。而这种情况是通过把资本主义体系当作一台“机器”来分析的，对机器的分析又是通过机器人概念即某种并非戏剧场景，而是没有作者（主体）、没有观众（信息接收者）也没有演员的自动调节场景进行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施动者”又自我毁灭这种角色，既是他的场景，又是他自己的肢体动作[1]。这样，在西方思想通过自我质疑而自我肯定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就发现了走出意指（主体的、再现的、言语的、意义的）而带之以“他者”的某种尝试：作为动作的生产，因而是无目的的，因为它毁灭“语音中心主义”（“verbalisme”，我们用这个术语表示意义的固定化和/或我们文明的文化的封闭结构）。然而，符号学还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中吸取重新融化它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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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一种触及有声语言之符号学实践以外的其他符号学实践的倾向越来越清晰地得到肯定，这种倾向与对不可能压缩为我们的文化图式的欧洲外文明的兴趣并行[2]，与对动物的符号学实践（“最经常的是类似的实践”，而在人的语言中，部分交际已经实行了数字编码[3]）或者非语音的符号学实践（书写文字、书法、行为表现、标签）的兴趣并行。若干专注于肢体动作不同风貌的研究人员已经发现并尝试把肢体动作不可压缩为有声语言的性质格式化。肢体动作研究的大专家皮埃尔·奥莱龙（Pierre Oléron）在证明语法类型、句法类型和逻辑类型不能应用于肢体动作因为后者是以其他分类来运行的之后，这样写道[4]：“模拟语言不仅是语言，它还是行动和对行动的参与，甚至是对事物的参与。”最新近的研究在承认语言模式对初始切入这些实践的必要性的同时，尝试从语言学的基础图式中解放出来，在新的文本汇集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模式，然后扩展语言程序本身的能量（即修订语言的概念本身，不再把后者理解为交际，而是理解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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