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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表达性所指的缺口很快就被支撑胡塞尔意义上的标志并向它投入“意味”的因果性给焊接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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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依然突出两种表意方式的差异,并从“思想的结合”中(在那里,“某种共存关系构成了一种所属关系”)看到了指示的实现,甚至“成了某些思想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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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表达类型,它应该囊括“任何言语和言语的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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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不管是种种标志还是各种表达,都向“我们排除了各种表情学的游戏和肢体动作”。因为“就其本质而言,这类‘表达’没有意指”,而第二个人之所以赋予它们某种意指,那仅仅是在他阐释它们的范围内;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没有语言符号丰富意义上的意指,而仅仅是标志意义上的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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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胡塞尔对标志与表达的区分就没有触动肢体动作的生产空间,即使肢体的阐释很像标志。没有意味,亦没有论证某种原因、某种表达或标志,肢体动作划定了空白空间,那里发生着可以被想象为标志和/或表达的东西。在那里,在这种另外情况下,不管是标志还是表达,都是外部界限,它们最终合并为一种,符号出现的界限。肢体动作让我们依稀看到的东西,因而就并非较少被表达、而更多被标志所排除(因为它的生产远离符号被体系化的表面),这是我们想喻示给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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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必要提醒大家:我们远非捍卫某些有关肢体动作研究中的常见论点,它们想把肢体动作视为语言的起源。倘若我们把指代强调为符号文本的基础功能,但是并没有把它视为根源,不认为肢体动作从历时维度上先于语音或笔画。我们的做法仅仅是,从不能压缩为声音(因而也不能压缩为意指、压缩为交际)的肢体动作出发,把符号文本某种普遍的特殊性界定为关联性、交换性和摧毁性的实践,各种语言交际理论一向把这种特殊性打入冷宫。并由此而提议普通符号学与生产理论和潜意识研究的某些设论(主体的解体)之间的密切合作。肢体动作的研究作为这样一种合作的领域并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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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文本先于意指的指代功能,在它勾画出的思考场必然引向某些概念,我们在肢体动作达到某种高度符号化的所有文明里都看到了这些概念的出现。首先是间隔概念:空白、跳跃概念,它与“物质”即声音的再现或视觉的再现并不对立,而是与后者一致的。间隔是某种无法阐释的耦合,对于一般符号文本的置换是必要的,可以通过代数类型的某种表示而触及,但是外在于信息空间。同样,作为对符号实践(借助其指代性的光芒来考察)中各种不同期限的毁灭的否定性概念[16],是不断生产的某种程序,但自我毁灭,只能事后通过叠加语词来中止。肢体动作也是不断生产死亡的典范本身。在它的领域里,个体是无法构成的——肢体动作是一种无人称的方式,因为它是一种不生产的生产力方式。它是空间的——它走出了“线”和“面”(因为后者是交际的拓扑学区域),并要求对空间类型进行某种新的格式化。指代性的符号文本并不必然要求与某种典范类型的(逻辑)结构连接:它是反常、不和谐、摆脱,因而也是创造其他符号文本的某种持久的可能性。由此,对肢体动作作为生产的研究可以作为一定社会所有颠覆性和“偏离性”实践之研究的某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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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在把肢体动作作为社会实践的某种研究中,意指问题是次要的。这等于说,瞄准某种普遍符号学的肢体动作的科学并不必然要符合各种语言学的模式,而是通过把“意义”视为指示,把“符号”视为“指代”开始,穿越它们,扩展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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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肢体动作之功能性质的所有这些看法仅仅为了喻示,一种把肢体动作作为不可压缩为表意交际的研究路径是可能的。显然,它们质疑当代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且只能从某种公认的方法论中找到它们的方法。我们的目的仅仅在于提醒大家,正如雅各布森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语言学长期以来为了“兼并话语的语音(强调为我们所加)……并把语言的种种意指囊括进来”而斗争[17],把肢体动作兼并进来并把生产力纳入符号科学的时代也许已经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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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在美国运动学里所体现的最完美建构形式的肢体动作科学的现状还远离这样一种词义。它仍然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理由是,它试图独立于有声言语语言学的图式,而并不因此成为某种普通符号学建构的决定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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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二、美国的运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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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论,运动学讨论运动中的身体学得并被结构化的行为的交际风貌”[18],美国的运动学家雷·伯德惠施特勒(Ray Birdwhistell)在他的著作如此写道,我们在下文中参照了他的著作。他的定义给出了这种新兴学科的特征和界限,并把它置于交际理论和行为主义的边缘。我们将在之后回到这样一种依靠给运动学带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此前,我们先介绍它的历史,同时介绍其仪器的一般风貌及其运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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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运动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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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学家们把达尔文(Darwin)指示为“身体运动交际研究”的起源。《人和动物的激情表达》(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the Animals,1873)经常被引述为当今运动学的开山之作,尽管学术界对达尔文关于肢体动作的研究缺乏“交际”观点(社会学观点)持保留态度。其次,弗朗兹·博厄斯(Franw Boas)的著述点缀着美国运动学的诞生之路:人们熟知这位人种学家对西北科斯特部落形体表现的兴趣,一如他鼓励埃伏龙(Efron)研究意大利犹太人与东欧犹太人形体动作的鲜明对比一样[19]。然而,尤其是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的人类学兼语言学路径,特别是他有关形体动作是一种编码、应该好好学习以获得交际的成功的论点[20],喻示着当今运动学的趋向。随后,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的研究以形体表现的相对性为重心:韦斯顿·拉巴尔(Weston LaBarre)[21]演示了马利诺乌斯基(Malinowski)的“应酬性”交际(Communication phatique)概念并提供了语音言语之前的“准语言”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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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尤其在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著作中所显示的“微型文化分析”加上她对录像的使用以及对行为中文化决定论的突出似乎对运动学的发展尤其发挥了激发作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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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大约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的通力合作就已经勾勒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围:作为某种特殊编码的形体表现。于是,能够阐释并理解这种新编码的某种特殊科学的必要性就提了出来,新编码被视为交际的一个新门类。肢体动作的新科学将从布卢姆菲尔德(Bloomfield)[23]以及萨丕尔[24]、特拉格(Trager)和施密斯(Smith)[25]等人的美国语言学里寻找它的范式,以期构成某种结构科学。这样,通过我们刚刚描述的路径,雷·伯德惠施特勒的著作《运动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Kinesies)1952年就面世了,它标志着某种形体表现的结构研究的开端。我们知道语言在萨丕尔理论中的心理学词义和经验社会学词义:他对某种自成一统的“个性”与影响它的“文化”环境的区分导致了“语言现象”研究方法中某种“社会视点”与某种“个人视点”之间的机械的和笼统的差异化及偏爱“个人”视点的倾向[26]。如今这种很难支持的论点(经过弗洛伊德,广而言之经过精神分析学把个人雾化为“行为间”实体之后),决定着运动学的方法。尤其是,萨丕尔关于言语可以分割为一系列分析“层面”来研究以便能够准确指出引导我们做出这种或那种个人判断的言语情结之所在的论点[27]。还是萨皮尔承认形体表现在交际中的重要性并指出它与某些言语层面的密切关系:我们下面将看到,这个论点提供了运动学的重大关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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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词汇问题[28]和风格问题[29]的美国语言学的同样“个性的”潮流中,泽利格·哈里斯把言语的结构当作主体间形体表现的某种场域[30],然而他的种种分配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使运动学家们超越被神圣化的单位和安排和传统的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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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动学的这些语言学渊源上,还可以加上沃夫(B. Whorf)[31]和奥斯古德(Ch. Osgood)[32]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他们通过对作为思想和实践模式的语言角色的分析,把运动学研究引向交际与作为文化性质和个性承载者的其他文化体系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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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人们可以发现,诞生于若干学科之交叉并被行为主义图式和交际图式所主导的运动学,很难圈定它的对象和方法,反而很容易滑向旁系学科,在这些学科里,资料工作的严谨与某种技术主义的膨胀和阐释观的天真并行。在扩大其调查范围的同时,美国的运动学碰到了肢体表现的意义问题,并尝试通过倚靠肢体动作的人种学[33]和不同群体的空间化肢体表现的研究[34]而找到解决方案,这些研究通过向它提供其空间化研究的某种文本汇编而间接与运动学关联起来。这也是行为主义取名“环境分析”的另一分支与运动学的关系,该分支提供了“今后对某种具体社会环境中个体间活动之结构逻辑进行系统描述”的丰富的社会学、人类学和精神分析方面的资料[35]。我们发现,最近几年肢体动作的行为主义研究又有了新扩展:空间关系学关注动作主体组织其空间的方式,视这种空间为交际程序中某种被编码的系统[36]。形体表现研究作为信息(交际)所采纳的所有这些具有一定程度探索性质和重要性的不同形式都记录在运动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库里,运动学把它空间化为某种语言人类学,结构并阐释为某种特殊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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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构成为科学的运动学面临两个主要问题:(1)它对语言学模式的使用问题;(2)它自己的基础单位的定义以及它们的耦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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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动学与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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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醒大家,最初的肢体语言研究远没有把肢体语言置于交际之下,更没有置于有声语言之下。这样,学者们就得以捍卫下述原则,即非有声语言以外的各种形形色色的语言(预兆符号、占卜、各种不同的象征体系、模拟和肢体语言等)比积淀成种种自然语言的有声语言更普遍。人们建议把属于肢体语言的符号的分布分为三种类型:(1)“无交际意向和无思想交流的交际”;(2)“有交际意向但无思想交流的交际”;(3)“有交际意向和思想交流的交际”[37]。这种肢体符号学,不管多么稚嫩,出现在把肢体表现作为人的实践来研究但并未试图一定为其强加上交际结构的视野上,这种视野此后被遗忘。某些对有声语言与肢体语言关系的分析捍卫后者相对于话语的自立地位,并证明肢体语言相当出色地体现了言语的方式(命令、怀疑、请求),但是相反却以不完美的方式反映了语法类型(名词、动词、形容词);证明肢体语言是不准确的和多义的;主—谓—宾的“正常的”句法顺序可能发生变化,但意思不会躲开人们的理解;肢体语言与儿童语言(突出具体和现在;反论;否定和疑问处于末位)和“原始”语言很相似[38]。肢体语言同样被视为“真正的”表达手段,可以提供某种普遍语言学的规律,在这种语言学里,有声语言只是一种局限在肢体内部的晚近的表现形式;“哑剧”形式可能从多重生成的角度缓慢地演变成有声语言,与无声现象向有声现象转化的同时;语言建立在摹拟(一个个人肢体的“蒙太奇”中对听觉“摹拟”行为的回收)的基础之上,后者拥有声音摹拟和形象摹拟两种形式;儿童的肢体语言属于形象摹拟,尤其突出身体动作(“manuelage”),当孩子后来成为“哑剧演员”时,上述身体动作就有连贯性了(游戏阶段),最后再到达清醒成年人的“命题动作”[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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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运动学的目的完全不同。美国运动学中肢体编码所服从的交际,作为经验心理学的一部分,被视为某种“多体结构”。“交际是相互依赖的多种编码的一种体系,这些编码通过以感觉为基础的种种影响渠道可以传达。”[40]在这样一种结构里,有声语言不是交际体系本身,而仅仅是基础交际层面之一。因而肢体编码研究的起点就是承认在交际体系内部身体表现的自立性,并承认不使用语音表现之藩篱来描述身体表现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基础设置之后,语言学与运动学的合作才可以开始,理由是,语言学自身的结构更先进一些。从现在起已经比较清楚了,而我们下面还会看得更清楚,这样设想的语言学与运动学的关系,倘若相对于语音语言学保留了运动学的一定的独立性,相反,却迫使它服从奠定语言学的各种基本的预设:那些赋予个体以价值同时又把他置于交流线上(甚至考虑“情感”表现和“认识”表现的二分法)的交际预设。这样,运动学远没有在各种语音模式中带来某种断裂,仅提供了这些模式的不同形态,它们肯定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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