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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与肢体之间的类似性,作为运动学的基础,首先强加了把肢体编码分成不同层面的必要性:或者与自然语言之语言学所接受的层面相对应的层面;或者有助于研究语言与肢体相互依存关系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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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方向里,沃格林(Voegelin)借助于受舞谱启示的某种标记体系,得以从肢体语言里找到了与一种自然语言字母数量相当的区分有致的符号数量,并从这一事实得出下述结论,即肢体语言可以从两个层面去分析,这两个层面与自然语言的音位学和词素学层面类似[43]。另一个肢体分类学由斯托科(Stokoe)提出[44]:他把基础的肢体成分称作“体素”;每个肢体的词素(=承载意义的更小单位)由三个体素组成:位、形、动的结构点,分别叫做位素(tab)、形素(dez)、动素(sig)。肢体研究在这位作者那里意味着三个层次:“体素学”(体素分析)、“体态学”(体素的配合分析)和“体义学”(词法和句法)。相反,在其他研究者看来,肢体语言不包括任何与音素(音位)对应的单位:分析应该停留在与词素相对应的单位层面[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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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个方向里,我们有必要在雷·伯德惠斯特勒(Ray Birdwhistell)的论点停留下来,他的理论是美国运动学最有建树的理论。在他看来,如果说肢体动作是某种赘物,是言语信息的陪衬,它不光是这些:它有自己的种种独特性,它们赋予交际多重风貌。由此就产生了语言与肢体语言两个层面的种种相似和差异。伯德惠斯特勒表达了对肢体动作与有声语言之间某种过分并行观的保留态度。“我们极有可能强行把形体运动的资料拉向某种准语言学的网络里。”[46]他之所以仍然接受了这种并行观,那更多的是出于功利原因(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非坚信这样一种并行主义的最终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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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术语里,与有声语言里语音/音位层面相对应的肢体编码的最小单位叫做体势(un kiné)和势位(un kinème)[47]。体势是可以看见的身体运动的最小成分,例如眉毛的上扬和下垂(bb ʌ v);在同一信号里该动作停留在0位置(初始位置)之前的重复构成了某种势位。势位之间互相结合,同时又与其他发挥前缀、后缀、中缀和跨缀的作用的运动形式相结合,这样就构成上一级的单位体势组(kinémorphes)和势位组(kinémorphèmes)。“眉毛运动”体势(bb ʌ)可以与“点摇头”体势(h ʌ)、“手部体势”(/ ʌ)或重音等构成势位组。势位组随后又可以组合成复合势位建构(constructions kinémorphiques complexes)。以至于肢体编码的结构可以与“音”“词”“分句”“句子”甚至“段落”的言语结构相媲美(眉毛运动可以外延怀疑、问题、请求等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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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语言与肢体语言的差异化从哪里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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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伯德惠斯特勒而言,两类现象似乎首先出现在运动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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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现象出现在有话语或没有话语的交际中,它们被叫做宏观运动态势(des donnés macro-kinésiques)。因而宏观运动学讨论复合势位建构的结构成分,即肢体编码中可以与词、分句、句子和段落相比拟的那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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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现象仅与话语潮流相关联,被称做超节段势位组(des kinémorphèmes supra-segmentaux)。头部的轻微运动、眨眼睛、咬唇、下巴、双肩和双手的颤动等被认为构成了某种四部紧张运动体系(“quadripartite kinesic stress system”)。这种强调(重压)体系的超节段势位组拥有某种句法类型的功能:它们标志着形容词与名词、副词与动名词的特殊组合,甚至参与了分句的组织或者把句法上复杂句子内部的分句关联起来。超节段势位组所内含的四个重点是:主要重点、次要重点、无重点、去重点[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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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现象是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的,它们不拥有宏观运动成分或超节段运动成分的结构特性,另外,它们还与特殊词项的特殊类别联系在一起。肢体编码这第三层面的成分叫做运动标志,它们与人们通常称作“姿势”(“动作”)相区别。伯德惠斯特勒具体描述说,“姿势”是某种“连贯的形态”(bound morph),这意味着各种姿势都不能独立存在,它们要求中缀、后缀、前缀或跨缀等运动表现以获得某种“身份”。姿势是某种类型的“跨缀”,因为它们与言语交际分不开[49]。同样,运动标志只有与某些听觉句法类型联系在一起,才能获得意指,区别是,与姿势相反,可以说运动标志服从于某种特殊的语音环境。这样,伯德惠斯特勒就正确地指出,把运动标志概念引入肢体编码是两种立场的某种妥协,前者可能把这样一种表现界定为宏观运动,而后者则可能赋予它符号体系中的某种超语言定位或超运动定位。运动标志的分类根据它们与之结合的词汇类型而操作,这就在肢体编码的建构中再一次赋予语言结构以优先权。运动标志拥有四个普遍的特点:(1)它们的耦合性能可以出现在对立的类别中;(2)运动标志出现在某种不同的句法环境中(它们与之结合的词素属于区别明显的句法类别);(3)存在着不同环境下的耦合性对立(它们可以缩小信号的混淆);(4)如果它们的耦合单位无法区分时,这种区分便依赖句法环境的对立。这样,运动标志就可以定义为某种特殊环境中一系列对立的表现[50]。学者们分析了多种运动标志。例如与代词结合在一起(或代替代词)的代词式运动标志(Kp),按照远近距离的对立而结构:他、她、他(她)的、他们的(她们的、它们的)、他们(她们、它们)、那个、那些、那时、在那里、没有任何人、一些/我、我的、我们的、我们、这个、这儿、现在等。扩展后的同一姿势把代词式的运动标志多元化:这样人们就获得了多元化的运动标志(kpp),它们表示:我们、我们的、我们中的某些人、他们(她们、它们)、这些、那些、他们(她们、它们,作宾格)、我们的、你们、你们全体、你们中的某些人、你们的、他们的(她们的、它们的)。人们还区分与不中断动作的代词式运动标志(Kp)结合在一起的言说标志,在这些标志中,时间标志(kt)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还要记住那些外延“在……之上”“在……的上方”“在……之下”“在……旁边”“穿过”“在……背后”“在……前面”等意义并陪伴动词的场所标志(ka);记住那些与句子结合在一起的诸如“一小会”“很长时间”或者“缓慢地”、“一语双关地”等方式标志(km)。表示证明标志(kd)的种类尚在争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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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强调这个层面的运动学分析的重要性。如果说肢体编码里的运动标志似乎与形容词和副词、代词和动词类似,它们并非被视为派生于有声语言。它们构成第一次尝试,尝试把肢体编码作为某种自立于话语的体系来研究,尽管接触该体系需要通过后者。颇有意义的是,这种摆脱语音主义的尝试必然导致了某种不再通过“发声器官”而是通过“书写器官”的术语:伯德惠斯特勒谈论标志时犹如人们以前谈论“痕迹”和“克数”一样。姿势被视为标志,或者也许标志被视为姿势:这些就是有待于发挥的哲学前提以期重新启动作为非独占性语言学的符号科学的运动学,并以期昭明下述事实,即建立在种种言语交际体系基础上的语言学方法论仅是这个除了声音以外还囊括诸如肢体动作、书写、经济等各种不同生产方式的总体文本的一种可能的路径,甚至不是唯一的和根本性的路径。美国的运动学家们似乎意识到不附属于语言学图式的肢体动作的研究可能带来的开阔前景:“运动标志和语言标志可以是异种同类形式,即其一相对于另一种、另一分析层面的种种结构变体。”[51]然而,如果说这种方向趋向于使交际概念灵活化(伯德惠斯特勒认为,“交际理论的重新评估具有承认下述事实的重要性,即中性的、循环的或甚至新陈代谢的程序是一些心理内的体系”[52]),却并不因此而走出它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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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动学的这种成形上,应该加上某种增生:通常与宏观运动分析层面结合在一起的副运动表现(comportement parakinésique)研究。副运动学是与萨丕尔所主张的副语言学并行的肢体表现研究,副语言学研究言语的发音以及一般意义上耦合的附属现象[53]。对于运动学而言,在肢体交际这种社会程序中,副运动效果把个人的表现独特化,且反而使某种个性表达体系的社会决定因素的描述成为可能。一旦那些宏观运动成分分离出来之后,它们就呈现出来并因此而使穿越、改变并赋予运动线某种社会色彩的东西显形。这种“副运动材料”包括:运动的修饰物(qualificateurs de mouvement),它们改变体势现象或势位现象的小节段;活动的修饰物(qualificateurs d’activité),它们描述身体的全部运动或一行为间活动的参加者们的运动结构;最后还包括活动的就位品质(set-quality activity)[54],即某种多维度的肢体动作,其研究还有待展开,主要分析游戏、猜字、舞蹈、戏剧表演等活动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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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伯德惠斯特勒还是与其他作者们一样[55],赞同下述意见,即运动现象与副语言现象之间的某种类同甚至替代是可能的:每个个体根据自己的特异性决定(研究该现象的责任就落在了心理学家身上)选择陪伴其言语的自己的发音表现或运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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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运动学既处于从方法论方面被心理学、经验社会学及其同谋交际理论和语言学模式的同时制衡,又趋向于使语音结构主义灵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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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从于某种实证社会学的种种偏见,运动学也通过下述见解而活动,这些见解如语言学(精神分析学或“次要模式体系”的符号学)的发展本身正在横扫“主体”“感知”“感觉”的一致或差异、“人”、信息的“真实性”、作为主体间性的社会等概念。属于交流社会及其“交际”结构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可能对种种符号实践强加某种阐释(“符号实践就是交际”),并遮蔽这些实践的建构程序本身。捕捉这种建构不啻要走出“交流”的意识形态,即走出交际观,而尝试把肢体语言公认为生产中的符号文本,即不受语言的封闭结构制约的文本。运动学可能有助于其构成的这种超语言学在建构自己的“仪器”之前,要求修正音位语言学的基础模式。没有这样一项工作——美国的运动学尽管努力从语言学中解放出来,但证明这种工作甚至尚未开始——,就不可能打破“对语言的智识从属,赋予它某种新的更深刻的智识感,后者潜藏在肢体语言(阿尔托/Artaud)”和任何符号实践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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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史忠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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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这个概念的阐释,见L. Althusser,Lire Le Capital,t. Ⅱ,pp.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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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阅苏联符号学家的研究成果,如Trudy po znakovyn sislemam,Tartu,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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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里我们请读者参阅Th. A. Sebeok的重要论著,尤其是“Coding in the evolution of signaling behaviour,”in Bebaviorial science7(4),1962,pp.43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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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ierre Oléron,“Etudes sur le langage mimique des sourds-muets,”in Annale psychologique,1952,t. 52,pp.47-81. Contre la réductibilité de la gestualité à la parole :R. Kleinpaul,Sprach obne Worte. Idee einer allgemeinen Wusenschaft der Sprach,Verlag von Wilheim Friedrich,Leibzig,1884,456 p.A. Leroi-Gourhan,le Geste et la Parole,Alain Michel,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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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让·杜布瓦(Jean Dubois)曾经论证结构主义语言学在交际图式的遏制下,何以不能通过重新引入说话者主体的直觉而审视语言的生产问题:在现代思想的潮流中,这是倒退的举措(参阅:“Structuralisme et linguistique”,in la Pensée,oct. 1967,p.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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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f. M. Granet,la Pensée chinoise,ch. II et III,Paris,1934;“La droite et la gauche en Chine,”in Etudes sociologiques sur la Chin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3; les textes d’Artaud sur les Tarahumaras(la Danse du peyotl)ou ses commentaires du théâtre balinais; Zéami,la Tradition secrète du Nô,trad. Et commentaires de René Sieffert,Gall.,1967; la tradition indienne du théâtre Kathakali(Cahiers Renaud-Barrault,mai-juin,1967),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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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 Dieterlen,“Signe d’écriture bambara,”cité par Geneviève Calame-Griaule,Ethnologie et langue:la Parole chez les Dogons,Gallimard,1965,p.51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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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 Calame-Griaule,op. cit.,p.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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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G. Calame-Griaule,op. cit.,p.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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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Tchang Tcheng-ming,L’Ecriture chinoise et le Geste humain,doctorat ès lettres,Pari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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