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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思考都设定了符号体系相对于“被分割之真实”的共时性前在性，令人惊异的是，与人种学家的解释相反，这种前在性不是相对于某种声音（所指—能指）的一种概念的前在性，而是相对于意识、思想的某种展示、指示、动作指示的前在性。在符号（这种前在性是空间的而非时间的）和任何意指问题（以及表意结构）之前[11]，人们能够想到某种指示实践，某种肢体动作，它不是为了表意，而是为了把“主体”、“客体”和实践囊括在同一空间里（没有义与词、所指与能指的二元对立），我们不妨说囊括在同一符号文本中。这种程序把“主体”、“客体”和实践概念变成不可能成为独立实体的概念，然而把它们包容在某种指陈类型而非表意类型的某种空洞关系中（肢体动作＝展示），它仅在某种“之后”——在它之后的（有声）语词及其结构中——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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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现代语言学作为科学是从语音学和语义学开始构成的；也许现代到了从这些语音学和语义学模式出发亦即从结构出发尝试接触非它、不能压缩为它或者完全与它失之交臂的东西。显然，语音—语义结构的这种他者的路径只有通过这种结构本身才是可能的。因此，我们赋予一般符号文本的这种基础功能——指示的、关系的、空洞的功能——以“指代”的名称，同时提示该术语在结构性句法中的意指[12]和它的词源。指代功能，亦即关系功能，是违反有声言语结构的，我们有必要通过后者来研究它，这种指代功能内含着某种开放，某种延伸（“后”于它的符号体系的开放和延伸，然而通过这种体系，它必然事后得到了思考），人种学家的资料只能确认这种开放和延伸（在刀贡人看来，阿麻手指造世意味着“开放”、“延伸”、“某种成果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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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一般符号文本的指代功能（今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术语作为“肢体动作”的近义词来使用）构成某种程序发生的背景（或中继点？）[13]：作为静止的和再现性质的意指只能从话语和书写文字两点上捕捉到。在声音和书写之前与之后，都有指代存在：肢体动作指示、建立种种关系并取消实体单位。人们证明了象形文字与肢体动作的关系[14]。刀贡人的符号体系归根结底更像一种书写的符号体系，而非有声的言语体系，它也建立在指示的基础上：对于他们而言，学习说话就是学习通过划痕来指示。在这个民族的符号学里，指示在何种程度上发挥着首要作用被下述事实所证明，即每句“话”上都增加了某种指示它但不代表它的其他东西。这种指代或者是某种书写支撑，或者是某种自然的或人为制作的物质，或者是某种肢体动作，后者指示着符号体系建立的四个阶段（一如“遵守规则的人们的话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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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肢体动作视为指代实践之举关闭了借助于符号模式（即借助于语法类型、句法类型和逻辑类型）研究肢体动作的做法，并向我们喻示了通过函数范畴的数学类型来触及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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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指代的这些看法重温了胡塞尔（Husserl）关于符号性质的思考。事实上，当胡塞尔把符号术语定义为双重意义时，他区分了那些表示意味的表达符号与不表达任何东西即去除了“意味”功能的标志（Anzeichen，指示）符号。后来德里达（Derrida）所分析的这种区分（cf.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似乎在胡塞尔的体系中标志着某种开放（这种开放很快就被重新关上了），在那里，作为“意味”的表意一词不再通行：它成了指示的边缘。论证在判断行为——对于思考者而言，拥有指示性能的事物的形态在判断行为中构成——与被指示形态之间建立了某种象形的统一性，后者不应该被设想为建立在判断行为基础上的“结构性品质”（Gestaltqualität），指示的本质正驻足于它（Recherches logiques，t. II，p.31）。除了这种非结构性之外，胡塞尔还强调了标志的不明显性。但是，他仍然把指示关系确定为某种论证关系，其客体性关联词是“因为”，它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对因果关系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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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表达性所指的缺口很快就被支撑胡塞尔意义上的标志并向它投入“意味”的因果性给焊接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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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依然突出两种表意方式的差异，并从“思想的结合”中（在那里，“某种共存关系构成了一种所属关系”）看到了指示的实现，甚至“成了某些思想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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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表达类型，它应该囊括“任何言语和言语的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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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不管是种种标志还是各种表达，都向“我们排除了各种表情学的游戏和肢体动作”。因为“就其本质而言，这类‘表达’没有意指”，而第二个人之所以赋予它们某种意指，那仅仅是在他阐释它们的范围内；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没有语言符号丰富意义上的意指，而仅仅是标志意义上的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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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胡塞尔对标志与表达的区分就没有触动肢体动作的生产空间，即使肢体的阐释很像标志。没有意味，亦没有论证某种原因、某种表达或标志，肢体动作划定了空白空间，那里发生着可以被想象为标志和/或表达的东西。在那里，在这种另外情况下，不管是标志还是表达，都是外部界限，它们最终合并为一种，符号出现的界限。肢体动作让我们依稀看到的东西，因而就并非较少被表达、而更多被标志所排除（因为它的生产远离符号被体系化的表面），这是我们想喻示给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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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必要提醒大家：我们远非捍卫某些有关肢体动作研究中的常见论点，它们想把肢体动作视为语言的起源。倘若我们把指代强调为符号文本的基础功能，但是并没有把它视为根源，不认为肢体动作从历时维度上先于语音或笔画。我们的做法仅仅是，从不能压缩为声音（因而也不能压缩为意指、压缩为交际）的肢体动作出发，把符号文本某种普遍的特殊性界定为关联性、交换性和摧毁性的实践，各种语言交际理论一向把这种特殊性打入冷宫。并由此而提议普通符号学与生产理论和潜意识研究的某些设论（主体的解体）之间的密切合作。肢体动作的研究作为这样一种合作的领域并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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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文本先于意指的指代功能，在它勾画出的思考场必然引向某些概念，我们在肢体动作达到某种高度符号化的所有文明里都看到了这些概念的出现。首先是间隔概念：空白、跳跃概念，它与“物质”即声音的再现或视觉的再现并不对立，而是与后者一致的。间隔是某种无法阐释的耦合，对于一般符号文本的置换是必要的，可以通过代数类型的某种表示而触及，但是外在于信息空间。同样，作为对符号实践（借助其指代性的光芒来考察）中各种不同期限的毁灭的否定性概念[16]，是不断生产的某种程序，但自我毁灭，只能事后通过叠加语词来中止。肢体动作也是不断生产死亡的典范本身。在它的领域里，个体是无法构成的——肢体动作是一种无人称的方式，因为它是一种不生产的生产力方式。它是空间的——它走出了“线”和“面”（因为后者是交际的拓扑学区域），并要求对空间类型进行某种新的格式化。指代性的符号文本并不必然要求与某种典范类型的（逻辑）结构连接：它是反常、不和谐、摆脱，因而也是创造其他符号文本的某种持久的可能性。由此，对肢体动作作为生产的研究可以作为一定社会所有颠覆性和“偏离性”实践之研究的某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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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在把肢体动作作为社会实践的某种研究中，意指问题是次要的。这等于说，瞄准某种普遍符号学的肢体动作的科学并不必然要符合各种语言学的模式，而是通过把“意义”视为指示，把“符号”视为“指代”开始，穿越它们，扩展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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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肢体动作之功能性质的所有这些看法仅仅为了喻示，一种把肢体动作作为不可压缩为表意交际的研究路径是可能的。显然，它们质疑当代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且只能从某种公认的方法论中找到它们的方法。我们的目的仅仅在于提醒大家，正如雅各布森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语言学长期以来为了“兼并话语的语音（强调为我们所加）……并把语言的种种意指囊括进来”而斗争[17]，把肢体动作兼并进来并把生产力纳入符号科学的时代也许已经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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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在美国运动学里所体现的最完美建构形式的肢体动作科学的现状还远离这样一种词义。它仍然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理由是，它试图独立于有声言语语言学的图式，而并不因此成为某种普通符号学建构的决定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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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二、美国的运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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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论，运动学讨论运动中的身体学得并被结构化的行为的交际风貌”[18]，美国的运动学家雷·伯德惠施特勒（Ray Birdwhistell）在他的著作如此写道，我们在下文中参照了他的著作。他的定义给出了这种新兴学科的特征和界限，并把它置于交际理论和行为主义的边缘。我们将在之后回到这样一种依靠给运动学带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此前，我们先介绍它的历史，同时介绍其仪器的一般风貌及其运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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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运动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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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学家们把达尔文（Darwin）指示为“身体运动交际研究”的起源。《人和动物的激情表达》（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the Animals，1873）经常被引述为当今运动学的开山之作，尽管学术界对达尔文关于肢体动作的研究缺乏“交际”观点（社会学观点）持保留态度。其次，弗朗兹·博厄斯（Franw Boas）的著述点缀着美国运动学的诞生之路：人们熟知这位人种学家对西北科斯特部落形体表现的兴趣，一如他鼓励埃伏龙（Efron）研究意大利犹太人与东欧犹太人形体动作的鲜明对比一样[19]。然而，尤其是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的人类学兼语言学路径，特别是他有关形体动作是一种编码、应该好好学习以获得交际的成功的论点[20]，喻示着当今运动学的趋向。随后，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的研究以形体表现的相对性为重心：韦斯顿·拉巴尔（Weston LaBarre）[21]演示了马利诺乌斯基（Malinowski）的“应酬性”交际（Communication phatique）概念并提供了语音言语之前的“准语言”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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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尤其在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著作中所显示的“微型文化分析”加上她对录像的使用以及对行为中文化决定论的突出似乎对运动学的发展尤其发挥了激发作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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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大约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的通力合作就已经勾勒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围：作为某种特殊编码的形体表现。于是，能够阐释并理解这种新编码的某种特殊科学的必要性就提了出来，新编码被视为交际的一个新门类。肢体动作的新科学将从布卢姆菲尔德（Bloomfield）[23]以及萨丕尔[24]、特拉格（Trager）和施密斯（Smith）[25]等人的美国语言学里寻找它的范式，以期构成某种结构科学。这样，通过我们刚刚描述的路径，雷·伯德惠施特勒的著作《运动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Kinesies）1952年就面世了，它标志着某种形体表现的结构研究的开端。我们知道语言在萨丕尔理论中的心理学词义和经验社会学词义：他对某种自成一统的“个性”与影响它的“文化”环境的区分导致了“语言现象”研究方法中某种“社会视点”与某种“个人视点”之间的机械的和笼统的差异化及偏爱“个人”视点的倾向[26]。如今这种很难支持的论点（经过弗洛伊德，广而言之经过精神分析学把个人雾化为“行为间”实体之后），决定着运动学的方法。尤其是，萨丕尔关于言语可以分割为一系列分析“层面”来研究以便能够准确指出引导我们做出这种或那种个人判断的言语情结之所在的论点[27]。还是萨皮尔承认形体表现在交际中的重要性并指出它与某些言语层面的密切关系：我们下面将看到，这个论点提供了运动学的重大关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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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词汇问题[28]和风格问题[29]的美国语言学的同样“个性的”潮流中，泽利格·哈里斯把言语的结构当作主体间形体表现的某种场域[30]，然而他的种种分配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使运动学家们超越被神圣化的单位和安排和传统的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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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动学的这些语言学渊源上，还可以加上沃夫（B. Whorf）[31]和奥斯古德（Ch. Osgood）[32]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他们通过对作为思想和实践模式的语言角色的分析，把运动学研究引向交际与作为文化性质和个性承载者的其他文化体系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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