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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的“模糊化”同样引申到一种终极意义和一种神学原则（神旨，“意义”）。前提是以分离功能作为起点，然后贯彻合二为一的意图，仿佛以统一“忽略”对立，同样，对立并不因为“在意”统一而存在。后来如果上帝出现，表明以非交替性否定为原则的符号思维范式到此终结，显然，这种终结在第一阶段的简单绝对对立（非交替性分离阶段）中已经存在。正是在这种分化的否定中产生了一切摹仿论（mimésis）。非交替性否定是叙事法则：任何叙述都以时间、意图、故事情节和神为要素。史诗和叙事性散文使这个间隔发挥作用，其目的在于表现由非交替性否定衍生的神学意义。我们应当到其他文明中去寻找一种科学的或宗教的、道德的或仪式性的非摹仿性言语，它匿形于节奏性交替中，用协调性行为包容了一组组语义对立的矛盾[18]，在此过程当中形成了自己。小说也不例外，符合这种叙事法则。在各种各样的叙事文中，小说的特性在于不分离功能落实在整个小说陈述的每个叙事层次中（主题、意群、行动元，等等）。此外，主导小说意素的正是非交替性否定的第二阶段，即非析取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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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实，析取式逻辑（生—死、爱—憎、忠诚—背叛这一主体环）是小说的框架，我们在小说开篇的封闭型构思中已经有所发现。然而，只有当对立项之间的分离在得以保存、肯定和认可的同时又可以被否定时，小说才有可能展开。因此，小说中的析取式逻辑主要表现为双重一体（un double），而不是两个不同体（deux irréductibles）。背叛者、受嘲弄的君主、失败的战将、不忠的女人等形象都源自小说起源时期就出现的这种非析取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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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主要围绕着排他性析取或者是不相容析取式逻辑而进行。在《罗兰之歌》和所有“圆桌骑士”系列传奇中，英雄与叛徒、善人与恶人、战士的职责与内心的爱情等贯穿小说始终，成为不可调和的冲突，没有任何折中的可能。因此，服从于不相容析取式（象征）逻辑的“经典”史诗中不可能产生性格塑造和心理描写[19]。随着非析取式符号思维出现才产生人物心理描写，并且在模糊暧昧状态中找到适合表达曲折心理的土壤。通过史诗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双重性形象的出现成为性格塑造的前身。于是，在12世纪末，尤其是13、14世纪，一种模糊的史诗性作品发展起来，其中的皇帝被人嘲弄，宗教和贵族变得滑稽可笑，英雄也有懦弱和可疑之处（《查理大帝朝圣记》），国王愚蠢无比，美德不会得到回报（《加兰·德·蒙格朗》[20]），背叛者成为主宰（《杜恩·德·马扬斯》武功歌系列中的《拉乌尔·德·康布莱》[21]）。既非讽刺，也非赞扬，既不批判，也不认同，这种史诗体现了一种建立在相反亦相像基础上、赋有兼容并蓄和暧昧模糊特征的双重性符号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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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从象征到符号的过渡中，法国南方的贵族爱情文学（la littérature courtoise）表现出特殊价值。最近的一些研究[22]证明了法国南方文学中对贵族女性的崇敬与中国古代诗歌之间的一些相似。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建立在“合取性析取”（辩证的否定）思维方式上的象形表意实践首先也就是既相同又截然不同的两种性别之间的“合取性析取”，它对以非析取式对立为特点的表意实践（基督教，欧洲）产生了影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一种西方社会中的表意实践（贵族情诗）赋予“他者”（女性）结构上最重要的角色。不过，在从象征到符号过渡中的西方文化体系里，对合取式析取的歌颂转变为对两个对立项中的唯一一项——他者（女性）——的赞扬，而本者（作者，男性）在其中找到认同并且后来与之融合。于是自然会产生对他者（Autre）的排斥，这必然表现为对女性的排斥，表现在对性别（和社会）对立的不认同。东方文学作品中所固有的阴阳之序在合取性析取（男女神结合）中安排性别（差异），到了西方就被一个以他者（女性）为中心的体系所取代，而这个中心的存在只是为了让本者（Même）能够从中找到认同。因此这是个伪中心，一个故弄玄虚的中心，一个盲目的中心，它有益于本者，他自立了一个他者（中心），实际上是为了在此一、同一、唯一当中感受自己。对这个盲目的中心（女性）所持的排他性肯定（positivité exclusive）被无限放大（“高贵”，“心灵的美德”），消泯了析取（性别差异）并且融入（从天使到圣母玛丽娅）一系列形象当中。因此，在没有指定他者（女性）作为对立方，与此同时也是与本者（男性、作者）地位平等的对立方之前，在它自身还没有被对立之间的联系（男女有别同时又具有同一性）否定之前，这个尚未完成的否定行为已经构成一个被神学化的行为。在恰当的时候，它与宗教行为联系起来，把未竟的事业敬献给柏拉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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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族爱情文学的神学化过程中，有人认为那是为了从宗教迫害[23]中拯救爱情诗歌，或者相反，有人认为那是阿尔比人[24]在法国南方教会势力溃败[25]之后，宗教裁判所或多明我修会（ordre dominicain）和方济各修会（ordre franciscain）对文学的渗透。无论事实情况如何，在这种以伪否定、不承认语义项合取式析取为特点的符号学实践结构里，贵族爱情文学的宗教化已经是不争事实。在这样的意素中，对女性（他者）的理想化意味着拒绝承认对立群体之间存在角色差别（différentiel）但无等级之分（non-hiérarchisant）的状况，同样也拒绝承认这个社会在结构上需要一个转换中心，一个只在同性当中具有交换物（objet d’échange）价值的异性（autre）。社会学已经描述了女性如何占据这个转换中心（交换物[26]）的位置。这种贬低性质的崇尚预示了14世纪以后市民文学（寓言诗、滑稽剧、闹剧）中女性地位所受的明显贬抑，这两种现象其实并无本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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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托万·德·拉萨尔的小说介于两种类型的陈述之间，它包含了这两种思维方式：在小说结构中，贵妇是一个双重性形象。她不再纯粹是贵族情诗模式中那个被神化的爱情主宰，也就是说是非析取关系中被升值的一项。她也是不忠的女子、忘恩负义和卑鄙无耻的人。象征表意实践（贵族爱情文学陈述）中本应有的不相容析取式的语义对立项在《让·德·圣特雷》中不复存在；在这里，它们是说明符号意素内涵的双重统一体中不可分离的部分。贵妇既未被神化，也不被嘲讽，既非母亲，也非情人，她既不钟情于圣特雷，也不忠实于神甫，她是一个最典型的非析取式形象，这也是小说的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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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特雷也属于这种非析取式形象：少年与战将，侍从与英雄，情场受骗却从战场凯旋，既受到保护也曾被背叛，他是贵妇的情人但同时也是国王或是战友布希科的情侣（第141页）。他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男性化角色，在贵妇身边他身兼孩子—情人的角色，又与国王或布希科同床共枕，圣特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两性人，这个角色是对性的崇高化（而不是对崇高的性化），他的同性恋只是把他所隶属的符号学实践中非析取式逻辑加以故事化。他是一个位居轴心的镜子，小说系统中的其他论述投射其中并且自相融合：对贵妇来说，他既是异性又是同性（他虽是男性也仍然是孩子，所以她从中发现了与他者并无不同的自我身份，同时也并不排除两者之间不可忽视的差异），对国王、其他战友或布希科来说，他既是同性又是异性（他是男性，但也是主宰他们的女性角色）。圣特雷类似于贵妇的非析取式特性使他在男性社会中具有交换物的价值；而他本身所具备的非析取式特性使他在社会中男性与女性之间成为交换物。这两点共同将一个文化文本中的各个元素联系在一个以非析取式（符号）逻辑为主导的稳定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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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五、偏离性陈述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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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说非析取式功能体现在各种内容的陈述文之间的关联上，也就是各种偏离的连接（accord d’écarts）：原本对立的两个论述（形成主题环的生/死、善/恶、始/终等）通过一系列陈述文联系和协调起来；这些陈述文与预设的对立结构之间没有明显关系和逻辑上的必然联系；而它们之间的罗列和连接也并没有受到重大的阻碍。相对于小说整体的对立结构而言，这些偏离性陈述是对事物（服饰、礼物、武器）或事件（军队出征、节日庆典、战争场面）的褒扬性描写（descriptions laudatives）。比如书中对商品买卖、人物着装（第51、63、71—72、79页）和对武器装备（第50页）的描写。此类陈述反复出现，少有变化，使得文本形成一个回旋往复的整体，出现一系列围绕着各自中心点而存在的封闭、循环、完整的陈述，每一个中心点都是对空间（商贩的店铺、贵妇的闺阁）、时间（军队出发、圣特雷返回）和陈述主体的内涵做分别或同时的介绍。这些描写性陈述细致入微，而且周期性反复出现，其重现节奏可以为小说的时间性提供参照。事实上，安托万·德·拉萨尔不对任何事件在时间上的发展进行描述。当出现表演者（作者）的陈述来进行时间上的连接时，无非是言简意赅地把一些令读者身临其境的描写连缀起来，比如整装待发的军队、商家店铺、衣服首饰，这些赞美之辞并不包含任何因果关系。偏离性陈述的罗列可以没完没了，夸赞性描写可以永远重复，可是它们最终还是被小说陈述的基本运行机制——非析取式逻辑——结束了（封闭和终结）。用回顾的眼光来看就会发现，在结局中，原来的歌颂反过来变成了悲叹，最后以死亡而结束，因而这些受限于小说结构整体的褒扬性描写就失去了绝对性，变得模糊暧昧，具有迷惑性和双重性：其单义性变成了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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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了上述褒扬性陈述，非析取式逻辑连接的另一种偏离出现在小说进程中：拉丁语引文和道德说教。安托万·德·拉萨尔引用了蒂勒·德·米莱齐、苏格拉底、特里米德、皮塔库斯·德·米瑟莱恩、《圣经福音书》、加图、西尼加、圣奥古斯丁、伊壁鸠鲁、圣伯纳、圣格里高利、圣保罗、阿维森纳等，而且除了他所明确表示的引用之外还可以发现相当数量的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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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两种偏离陈述——褒扬性描写和引文——出自小说之外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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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文本外来源是集市、市场或是广场。言语来自夸赞自己商品的商贩之口或是宣告战争开始的传令官。语音话语、口头表述甚至是声音本身都变成了书：小说不完全是书面文字，它也是口头交际的记载。纸上记载了一个具有任意性的语音（话语＝声音），它想要与参照物和语义相符合，代表一个业已存在的“事实”，为表意手段补充表意对象并将其容纳到一个交流机制中，也就是把它限定为一个可操纵和交流的符号表现体（符号），其作用在于保证一个承载意义（价值）的交际（沟通）结构的完整和严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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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褒扬性表述在14、15世纪的法国大量存在，并以颂言（blason）之名为人所知。它来自口头交际话语，或在广场上大声宣读，目的是将有关战事的消息直接公布于众（士兵数量、来源、武器装备），或是市场里的叫卖声（商品名称、质量、价格）[27]。这些嘈杂纷乱、夸大其词而又郑重其事的罗列之辞属于一种语音（phonétique）文化：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才最终确立的这种以交换为意图的文化通过声音手段和话语体系（言语、声音）内的结构而进行——它必然指涉一个所认同的现实，并且（通过表意手段）赋予它表意效果。“语音”文学就是以这种褒扬性、重复性的表述和表述行为为特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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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颂言失去了单义性而变得模糊，往往兼具褒贬两种功能。到15世纪，颂言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非析取性表现形式[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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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托万·德·拉萨尔恰好在颂言产生褒与/或贬两重性之间的阶段使用了这一形式。书中所记录的颂言确实是单义性的褒扬之言。可是一旦从小说文本的整体结构来看，它们就变得模棱两可了：贵妇的背叛使得赞誉之辞显得虚伪和暧昧。如前所说，颂言变成了指摘，并且被融入小说的非析取式逻辑当中；形成于文本之外（Te）的性能在小说文本整体（Tr）中发生变化，并因此使小说成为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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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义性的分化是整个中世纪言语空间（口语）中的一个典型现象，尤其是在狂欢节情境中。分化是符号（事物—声音，参照物—语义—语音）的本质特征和交际系统的形态特征（主体—受述者，本着—假代者—他者），进入了陈述语（声音）的逻辑层次，并且表现为一种非析取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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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种偏离——引文——来自一个书面文本。拉丁语和其他（已读）书籍进入小说文本，或是被直接抄袭（引用），或是化为记忆的痕迹（回忆）。它们从自身空间原封不动地被转移到正在书写的小说当中，被加上引号袭用或是仿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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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末期重视声音文本并在文字文本中引入集市、市场、街头等（城市）空间，同时这个时期也以大量书面文本的进入为特征：书籍得到推广，不再是贵族和学者的特权[31]。这样的结果是声音文化也企图跻身于书写文化。由于在我们的文明中，任何书都是对口头言语的记录[32]，因而引用或抄袭与颂言一样具有语音文化特征，即使它们出自文字之外（言语）的来源参照的是安托万·德·拉萨尔的作品产生之前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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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尽管如此，对书面文本的引用扰乱了口头言语记录带入文本的规则：列举、重复，即时间性（如前所述）。书写机制带来了两个重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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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安托万·德·拉萨尔的文本中的时间性与其说是话语型（discursive）时间性（各个叙述段落并不按照言语段落发生的时间顺序来安排），不如被称为书写型（scripturale）时间性（各个叙述段落按照书写行为来引导和推进）。“事件”的进程（描写性陈述或是引用）服从于在空白之页上书写的手，服从于文字记录的布局。安托万·德·拉萨尔经常中断话语型叙述时间进程以引入文本书写工作的现在时。“言归正传”，“简而言之”，“何从说起”，“此处不言夫人及其女伴，且说圣特雷”，等等——类似的连接句标志着一种有别于话语型（线性）的时间性：表示（书写工作的）推论性陈述行为的现在时大量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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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音）陈述语被转录入纸面，其他文本（引文）被转载，两者共同形成了一个书面文本，其中书写行为本身退居其次，从整体上来说处于次要地位：仿佛进行了抄录工作，成为一个标记，这封“书信”似乎不再具有记录意义而成为一个交换物：“以之为书信相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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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结构的小说有如一个双重空间：同为声音陈述和文字陈述，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是话语（声音）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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