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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埃奈（Enée）和狄东（Didon），古希腊神话人物：埃奈是特洛伊的王子，狄东是蒂尔王（Tyr）的女儿。故事取材于公元前1世纪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埃奈曲》（Eneide），后来又被绘画、歌剧等各种艺术形式所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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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对于这些结构句法术语，请参见吕西安·泰尼埃（L.Tesnière）的《结构句法初论》（Esquisse d’une syntaxe structurale，P. Klincksieck，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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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葛兰言（M. Granet），《中国人的思想》（La Pensée chinoise），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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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在史诗中，人的个性受限于两种简单类型：好人和坏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人物心理状态似乎“无关于性格，因此有可能以惊人的速度发生转变而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状态。好人可以变成坏人，而其中的心理变化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进行的”。D.S.Lixachov，《古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人物形象》（Chelovek v literature drevnej Rusi，Moscou-Leningrad，1958，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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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加兰·德·蒙格朗》（Garin de Monglan）是法国中世纪末期的武功歌作品，可能形成于15世纪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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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杜恩·德·马扬斯》（Doon de Mayence）又称“离经叛道的贵族”系列武功歌，其中的主人公形象与中世纪传统的道德规则相悖，“拉乌尔·德·康布莱”（Raoul de Cambrai）是其中一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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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参见Alois Richard Nykl，《与古代普罗旺斯诗人关系中的西班牙—阿拉伯诗歌》（Hispano-arabic poetry on its relations with the old provençal troubadours），巴尔的摩，1946年。这份研究论证了阿拉伯诗歌虽然没有对普罗旺斯地区诗歌产生生搬硬套的“影响”，但是如何通过与普罗旺斯地区话语体系的接触在内容、体裁和节奏、诗韵、诗节等形式方面推动了贵族爱情诗歌的形成和发展。然而，苏联学者N.I.Konard又证明了，阿拉伯世界的另一端与东方及中国保持接触（公元751年，巴格达哈里发军队与中国唐朝军队曾在怛逻斯河边交战）。两部公元3—4世纪的中国诗集《乐府》和《玉台新咏》在主题和结构上与公元12—15世纪普罗旺斯的贵族爱情诗歌有近似之处，当然，中国诗歌自成体系，属于另外一种思维体系，但是仍然应该看到阿拉伯文化与中国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接触和融合的事实（中国的伊斯兰化+中国的符征结构、艺术、文学在阿拉伯修辞体系中以及由此对地中海文化的渗入）。参见N.I.Konard，《当代比较文学的各种问题》，收入苏联Izvestija Akademii nauk，“文学与语言”系列，1959年，第18卷（fasc.4），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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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J.Coulet，《普罗旺斯诗人吉莱姆·蒙塔加尔》（Le Troubadour Guilhem Montahagal，Toulouse，Bibl. Méridionale，1928，12esérie，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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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法国南方城市阿尔比在历史上是一座圣城，中世纪异端——“纯洁教派”的信徒们正是用这座城市的名字为本教派命名——阿尔比教派（Albigeois），他们在13世纪时遭到了天主教会的镇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讨伐异端教派的十字军东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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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J. Anglade，《普罗旺斯诗人吉罗·利奇耶：古代普罗旺斯诗歌的衰落》（Le Troubadour Guirault Riquier，Etude sur la decadence de l’ancienne poésie provençale），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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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Campaux，《15世纪的妇女问题》（La question des femmes au XVe siècle），刊于《法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教学杂志》，I.P.1864年，第458页起; P.Gide，《古代法律和现代法律中的女性隐私情况研究》（Etude sur la condition privée de la femme dans le droit ancien et moderne），1885年，第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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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比如有名的“巴黎城叫卖声”——重复性、列举性、褒扬性的陈述语，在当时社会中起着现代社会中的广告作用。参见Alfred Franklin，《古代的个人生活》（Vie privée d’autrefois）中第一章“布告与广告”，1881年；J.-G. Kastner，《巴黎之声——民间叫卖的文学和音乐史》（Les Voix de Paris，essai d’une histoire littéraire et musical des cris populaires），18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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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参见《古老遗嘱之谜》（15世纪）：古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军官曾列举43种武器，在《圣坎特恩殉道者》（15世纪末）中，罗马军队首领列举45种武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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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比如在格里美豪森（Grimmelshausen）的《讽刺的香客》（Der Satyrische Pylgrad，1666）中，有20个陈述语首先以正面意义出现，后来又以贬义重新出现，最后表现为双重意义（非褒非贬）。颂言形式在中世纪神秘剧和讽刺滑稽剧中大量存在。参见Montaiglon，《15和16世纪法国诗歌集》（Recueil de Poésies françaises des XV et XVI siècles），巴黎，P.Jannet-P.Daffis，1865—1878年，第一卷第11—16页，第三卷第15—18页，还有《民间故事集》（Dits de pays），第五卷第110—116页。关于颂言，参见H.Gaidez和P.Sébillot所著《法国民间颂诗》（Blason populaire en France），Paris，1884；G.D’Harcourt G.Durivault，《颂言》（Le Blason），Paris，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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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关于安托万·德·拉萨尔作品中的引用和袭用问题，参见M.Lecourt，《安托万·德·拉萨尔与西蒙·德·艾斯丹》（A.de la Sale et Simon de Hesdin），收入《致埃米尔·夏特兰信札》（Mélanges offerts à M. Emile Châtelin），巴黎，1910年，第341—350页；《安托万·德·拉萨尔的一个借鉴：西蒙·德·艾斯丹》（Une Source d’ A.de la Sale
:Simon de Hesdin），收入《罗马尼亚》（Romania），第76期，1955年，第39—83，183—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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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我们知道在中世纪初期，书籍经历了一段被“神圣化”（圣书=拉丁文书籍）的时期，之后书的地位被降低，出现了由画本代替文字的现象。而“自12世纪中期，书的作用和地位发生了变化。作为生产和交换场所的城市接受了书籍的存在并引发了书籍的产生。人们的言行在其中产生反响，在一种活跃的气氛中交流和丰富。书籍成为最需要的产品，进入了中世纪的生产体系中：它变成一种可以货币买卖的产品，也是一种受保护的产品”（Albert Flocon，《书的世界》L’Univers des livres，Hermann，1961，p.1）。一些非宗教的书籍开始出现，如罗兰系列；还有宫廷小说：亚历山大大帝传奇、底比斯传奇；布列塔尼传说：亚瑟王、寻找圣杯的故事、《玫瑰传奇》；法国南方和北方的情诗，鲁特伯夫的诗歌，寓言诗、《列那狐传奇》，圣迹剧和宗教戏剧等。手抄书本形成一种真正的商品交易，并在15世纪获得长足发展：在欧洲各大城市巴黎、布鲁日、格朗德、安德卫普、奥格斯堡、科隆、斯特拉斯堡、维也纳的集市上，在教堂附近，书本抄写者摆摊设位展示他们的商品（参见Svend Dahl，《从古至今话书籍》，Histoire du livre de l’antiquité à nos jours，P.-Ed.Poinat，1960）。在安托万·德·拉萨尔作品所奉职的安茹朝廷（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关系密切），历任国王都非常尊崇书籍：勒内国王拥有24部土耳其和阿拉伯手抄本，在他卧室中悬挂着“一幅巨画，上面写着所有基督教国家和撒拉逊国家的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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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西方思想似乎历来把任何文字都视为次要，是言语之后的事物。这种对文字的轻视，正如许多哲学先决命题，要追溯到柏拉图：“我肯定没有写过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将来也不打算这样做，因为这种学说是无法像其他学问一样见之于文字的。倒不如说，要熟悉它就要长期接受这方面的教导，与之保持亲密关系，然后终有一天，它就像突然迸发的火花在灵魂中生成，并马上成为不证自明的东西。”除非文字能够等同于一种权威，一种永定的真理：“写成这样一本能够给全人类带来巨大利益，把事物的本性启示给所有人的著作。”可是，唯心主义以怀疑的态度发现“语言是一种无能的工具。（……）因此，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会如此大胆地把他用理性思考的这些东西置于语言当中，尤其是以一种不可更改的形式，亦即用所谓书写符号来表达”（柏拉图《第七封书信》）。研究文字的历史学家普遍认同这个观点（参见James G.Février，《文字的历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Paris，Payot，1948）。相反，张成明（Tchang Tcheng-Ming）在《中国文字与人类行为》（L’Ecriture chinoise et le Geste humain，Paris，1937）中和P. Van Ginneken在《人类古老语言的类型重建》（La Reconstitution typologique des langues archaïques de l’humanité，1939）中肯定书面文字先于声音语言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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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参见P. N. Medvedev，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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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short story”一词总是意味着一个故事，而且要满足两个条件：短小的篇幅和重视结局。B.Eikhenbaum，《论散文体作品的特征》，《文学理论》（Théorie de la Littérature），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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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游吟诗歌以及民间故事和游记等，在作品结束时往往引入言语者机制，作为所叙述“事实”的见证者或参与者。可是在小说结语当中，作者发表话语并不是为了见证某个“事件”（如同在民间故事中），也不是为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艺术”（如同游吟诗歌），而是为了把前面假装转让他人（小说人物）的言语主权收归所有。他以话语（而不是一系列事件）的表演者身份存在，在所有情节性意义都完成之后（比如主要任务的死亡）还一直追随到话语的结束（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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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比如，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的书《公园》（Le Parc，1961）在描写作为言语现象（表现）的作品所产生的逼真效果之前讲述了写作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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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关于语音思想（phonétisme）对西方文化产生的影响，参见德里达（J.Derrida）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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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词语、对话和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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