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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参见《古老遗嘱之谜》（15世纪）：古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军官曾列举43种武器，在《圣坎特恩殉道者》（15世纪末）中，罗马军队首领列举45种武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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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比如在格里美豪森（Grimmelshausen）的《讽刺的香客》（Der Satyrische Pylgrad，1666）中，有20个陈述语首先以正面意义出现，后来又以贬义重新出现，最后表现为双重意义（非褒非贬）。颂言形式在中世纪神秘剧和讽刺滑稽剧中大量存在。参见Montaiglon，《15和16世纪法国诗歌集》（Recueil de Poésies françaises des XV et XVI siècles），巴黎，P.Jannet-P.Daffis，1865—1878年，第一卷第11—16页，第三卷第15—18页，还有《民间故事集》（Dits de pays），第五卷第110—116页。关于颂言，参见H.Gaidez和P.Sébillot所著《法国民间颂诗》（Blason populaire en France），Paris，1884；G.D’Harcourt G.Durivault，《颂言》（Le Blason），Paris，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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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关于安托万·德·拉萨尔作品中的引用和袭用问题，参见M.Lecourt，《安托万·德·拉萨尔与西蒙·德·艾斯丹》（A.de la Sale et Simon de Hesdin），收入《致埃米尔·夏特兰信札》（Mélanges offerts à M. Emile Châtelin），巴黎，1910年，第341—350页；《安托万·德·拉萨尔的一个借鉴：西蒙·德·艾斯丹》（Une Source d’ A.de la Sale
:Simon de Hesdin），收入《罗马尼亚》（Romania），第76期，1955年，第39—83，183—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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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我们知道在中世纪初期，书籍经历了一段被“神圣化”（圣书=拉丁文书籍）的时期，之后书的地位被降低，出现了由画本代替文字的现象。而“自12世纪中期，书的作用和地位发生了变化。作为生产和交换场所的城市接受了书籍的存在并引发了书籍的产生。人们的言行在其中产生反响，在一种活跃的气氛中交流和丰富。书籍成为最需要的产品，进入了中世纪的生产体系中：它变成一种可以货币买卖的产品，也是一种受保护的产品”（Albert Flocon，《书的世界》L’Univers des livres，Hermann，1961，p.1）。一些非宗教的书籍开始出现，如罗兰系列；还有宫廷小说：亚历山大大帝传奇、底比斯传奇；布列塔尼传说：亚瑟王、寻找圣杯的故事、《玫瑰传奇》；法国南方和北方的情诗，鲁特伯夫的诗歌，寓言诗、《列那狐传奇》，圣迹剧和宗教戏剧等。手抄书本形成一种真正的商品交易，并在15世纪获得长足发展：在欧洲各大城市巴黎、布鲁日、格朗德、安德卫普、奥格斯堡、科隆、斯特拉斯堡、维也纳的集市上，在教堂附近，书本抄写者摆摊设位展示他们的商品（参见Svend Dahl，《从古至今话书籍》，Histoire du livre de l’antiquité à nos jours，P.-Ed.Poinat，1960）。在安托万·德·拉萨尔作品所奉职的安茹朝廷（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关系密切），历任国王都非常尊崇书籍：勒内国王拥有24部土耳其和阿拉伯手抄本，在他卧室中悬挂着“一幅巨画，上面写着所有基督教国家和撒拉逊国家的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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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西方思想似乎历来把任何文字都视为次要，是言语之后的事物。这种对文字的轻视，正如许多哲学先决命题，要追溯到柏拉图：“我肯定没有写过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将来也不打算这样做，因为这种学说是无法像其他学问一样见之于文字的。倒不如说，要熟悉它就要长期接受这方面的教导，与之保持亲密关系，然后终有一天，它就像突然迸发的火花在灵魂中生成，并马上成为不证自明的东西。”除非文字能够等同于一种权威，一种永定的真理：“写成这样一本能够给全人类带来巨大利益，把事物的本性启示给所有人的著作。”可是，唯心主义以怀疑的态度发现“语言是一种无能的工具。（……）因此，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会如此大胆地把他用理性思考的这些东西置于语言当中，尤其是以一种不可更改的形式，亦即用所谓书写符号来表达”（柏拉图《第七封书信》）。研究文字的历史学家普遍认同这个观点（参见James G.Février，《文字的历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Paris，Payot，1948）。相反，张成明（Tchang Tcheng-Ming）在《中国文字与人类行为》（L’Ecriture chinoise et le Geste humain，Paris，1937）中和P. Van Ginneken在《人类古老语言的类型重建》（La Reconstitution typologique des langues archaïques de l’humanité，1939）中肯定书面文字先于声音语言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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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参见P. N. Medvedev，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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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short story”一词总是意味着一个故事，而且要满足两个条件：短小的篇幅和重视结局。B.Eikhenbaum，《论散文体作品的特征》，《文学理论》（Théorie de la Littérature），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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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游吟诗歌以及民间故事和游记等，在作品结束时往往引入言语者机制，作为所叙述“事实”的见证者或参与者。可是在小说结语当中，作者发表话语并不是为了见证某个“事件”（如同在民间故事中），也不是为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艺术”（如同游吟诗歌），而是为了把前面假装转让他人（小说人物）的言语主权收归所有。他以话语（而不是一系列事件）的表演者身份存在，在所有情节性意义都完成之后（比如主要任务的死亡）还一直追随到话语的结束（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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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比如，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的书《公园》（Le Parc，1961）在描写作为言语现象（表现）的作品所产生的逼真效果之前讲述了写作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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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关于语音思想（phonétisme）对西方文化产生的影响，参见德里达（J.Derrida）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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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词语、对话和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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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人文”科学领域，使用科学方法进行操作的有效性总是受到质疑，引人注目的是，此种质疑首次产生于研究对象的结构内部，而该种结构的逻辑恰恰不同于科学逻辑。这里涉及的是语言逻辑（尤其是诗性语言的逻辑）；这种逻辑的彰显来自于“书写文字”（l’écriture）——我指的是那种能够让诗性意义变得可感可触的“动态书写”（gramme dynamique）。于是，文学符号学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沉默与放弃，要么继续努力，建构起一种与此种非科学逻辑同构的模式，亦即与诗义的建构同构的模式，而诗义的建构正处于当今符号学关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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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形式主义被当代结构分析尊为思想源头，当文学和科学之外的种种理由中止了俄罗斯形式主义的研究时，它面临着相同的选择。然而研究得以继续，并在最近得以问世的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e）的分析中获得呈现。它们代表了这个学派最卓著的成果及其最强有力的超越。巴赫金远离语言学家们的专业技术规范，他写作文思泉涌，甚至带有预言性。他触及当今叙事结构研究所面对的种种根本性问题，而这使得他在大约四十年前所构拟的文本阅读具有了当下意义。巴赫金既是作家，也是学者，他率先推翻了文本的静态切割，用某种动态的模式取而代之，在那里，文学结构不是不变的存在，而是相对于另一结构而建构的。结构主义的这种动态化只有从下述观念出发才是可能的，按照这种观念，“文学语词”不是一个“点”（一种固定的意义），而是多重文本的“平面交叉”，是多重写作的对话。书写者包括作者、读者（或角色）以及当下或过去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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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将词语的地位（statut du mot）界说为最小的结构单位，并把文本置入历史和社会当中；历史和社会本身也被视为作家所阅读的文本，作家通过重写文本而将自己嵌入其中。于是乎，历时转化为共时，而在这种变化中，线性的历史呈现出抽象化。作家参与历史的唯一方法就变成了通过“书写—阅读”而背离这种抽象化，亦即一种意义结构与另一意义结构产生相关或相反关系的实践。历史和伦理在文本的基础结构中被书写和被阅读。多价的、多元定位的诗性语词有一种超越性，它超越了编码化的语言逻辑，而这种逻辑只有在主流文化的边缘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因此，正是在狂欢节中，巴赫金去寻找这种逻辑的根源，他是率先研究这种逻辑的第一人。狂欢话语突破了语法和语义所操控的语言法则，与此同时，它也是对社会和政治的某种质疑：而挑战正统的语言法典与挑战官方法律之间，不是对等的关系，而是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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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文本空间内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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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文类（或文本）内部建构词语的特殊地位，作为不同感知方式（文学感知方式）的能指，把诗性分析置于当今“人文”科学的关注中心：置于语言（langage，思想的真实实践[1]和空间（espace，意指通过种种差异的汇集而耦合成意义的一个总体）的交汇处。研究词语的地位，首先意味着研究这个词（作为义素组合）在句子中与其他词语的耦合情况，然后在更大序列的关联层面重新找到同样的功能（即关系）。面对诗性语言实践的这种空间观念，有必要首先界定文本空间的三个维度，不同的语义组和诗性序列的各种活动就是在这个空间中实现的。这三个维度分别是：写作主体、读者和外部文本（处于对话中的三种成分）。于是词语的地位[2]决定于a）横向轴：文本中的词语同时属于写作主体和读者，b）纵向轴：文本中的词语指向先前的或共时层面的文学文本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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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文本的对话空间中，受话者仅作为话语本身而存在。它融入与作者本人的书写形成对照的他话语（他文本）；于是，横向轴（主体—读者）和纵向轴（文本—语境）汇聚一处共同揭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每一个词语（文本）都是词语与词语（文本与文本）的交汇；在那里，至少有一个他语词（他文本）在交汇处被读出。另外在巴赫金那里，被他分别称为对话性（dialogue）和双值性（ambivalence）的两个轴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分。然而，这种见解与其说是严谨不足，毋宁说它体现了巴赫金为文学理论首次做出的一个深度阐释：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从而，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概念取代主体间性概念而确立，诗性语言至少能够被双重（double）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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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作为文本最小单位的词语就担任了中介者（médiateur）的角色，连接结构模式与文化（历史）语境；另外，它还担任着把历时性转变为共时性（转变为文学结构）的调节者（régulateur）的角色。通过“地位”概念，词语被置于空间之中：它在三个维度（作者—读者—语境）中运作，作为一个对话中的义素组，或一个双值的元素组。基于此，文学符号学的任务就是在文本的对话空间中，找到与词语（序列）不同组合模式相对应的各种形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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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描写词语在不同文类（文本）中特定的运作模式要求一种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que）的方法：1. 视文类为非纯粹的符号体系，“它的意义藏在语言下面，但永远不脱离语言”；2. 以更大的言语单位如句子、回应、对话等运行——不一定遵循语言学的模式——这种活动由语义扩张的原则所论证。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出并论证以下假说：文学体裁的演化均为语言结构在不同层面上的无意识的外化。小说尤其是外化了语言的对话活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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