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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将词语的地位（statut du mot）界说为最小的结构单位，并把文本置入历史和社会当中；历史和社会本身也被视为作家所阅读的文本，作家通过重写文本而将自己嵌入其中。于是乎，历时转化为共时，而在这种变化中，线性的历史呈现出抽象化。作家参与历史的唯一方法就变成了通过“书写—阅读”而背离这种抽象化，亦即一种意义结构与另一意义结构产生相关或相反关系的实践。历史和伦理在文本的基础结构中被书写和被阅读。多价的、多元定位的诗性语词有一种超越性，它超越了编码化的语言逻辑，而这种逻辑只有在主流文化的边缘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因此，正是在狂欢节中，巴赫金去寻找这种逻辑的根源，他是率先研究这种逻辑的第一人。狂欢话语突破了语法和语义所操控的语言法则，与此同时，它也是对社会和政治的某种质疑：而挑战正统的语言法典与挑战官方法律之间，不是对等的关系，而是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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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文本空间内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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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文类（或文本）内部建构词语的特殊地位，作为不同感知方式（文学感知方式）的能指，把诗性分析置于当今“人文”科学的关注中心：置于语言（langage，思想的真实实践[1]和空间（espace，意指通过种种差异的汇集而耦合成意义的一个总体）的交汇处。研究词语的地位，首先意味着研究这个词（作为义素组合）在句子中与其他词语的耦合情况，然后在更大序列的关联层面重新找到同样的功能（即关系）。面对诗性语言实践的这种空间观念，有必要首先界定文本空间的三个维度，不同的语义组和诗性序列的各种活动就是在这个空间中实现的。这三个维度分别是：写作主体、读者和外部文本（处于对话中的三种成分）。于是词语的地位[2]决定于a）横向轴：文本中的词语同时属于写作主体和读者，b）纵向轴：文本中的词语指向先前的或共时层面的文学文本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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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文本的对话空间中，受话者仅作为话语本身而存在。它融入与作者本人的书写形成对照的他话语（他文本）；于是，横向轴（主体—读者）和纵向轴（文本—语境）汇聚一处共同揭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每一个词语（文本）都是词语与词语（文本与文本）的交汇；在那里，至少有一个他语词（他文本）在交汇处被读出。另外在巴赫金那里，被他分别称为对话性（dialogue）和双值性（ambivalence）的两个轴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分。然而，这种见解与其说是严谨不足，毋宁说它体现了巴赫金为文学理论首次做出的一个深度阐释：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从而，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概念取代主体间性概念而确立，诗性语言至少能够被双重（double）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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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作为文本最小单位的词语就担任了中介者（médiateur）的角色，连接结构模式与文化（历史）语境；另外，它还担任着把历时性转变为共时性（转变为文学结构）的调节者（régulateur）的角色。通过“地位”概念，词语被置于空间之中：它在三个维度（作者—读者—语境）中运作，作为一个对话中的义素组，或一个双值的元素组。基于此，文学符号学的任务就是在文本的对话空间中，找到与词语（序列）不同组合模式相对应的各种形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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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描写词语在不同文类（文本）中特定的运作模式要求一种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que）的方法：1. 视文类为非纯粹的符号体系，“它的意义藏在语言下面，但永远不脱离语言”；2. 以更大的言语单位如句子、回应、对话等运行——不一定遵循语言学的模式——这种活动由语义扩张的原则所论证。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出并论证以下假说：文学体裁的演化均为语言结构在不同层面上的无意识的外化。小说尤其是外化了语言的对话活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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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词语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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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形式主义学者执著于“语言对话”的思想。他们强调语言交际的对话性[4]，并且认为独白作为通用语（langue commune）的“萌芽形式”[5]晚于对话。他们中的一些人把“相当于一种心理状态”的独白话语[6]与作为“独白话语之艺术模仿”[7]的叙事相区别。艾亨鲍姆（Boris Eikhenbaum）对果戈理（Gogol）的《外套》的著名研究就是基于上述观念。艾亨鲍姆发现，果戈理的文本参照了一种口头叙述形式及其语言特征（语调、口语的句法结构和词汇结构等）。艾亨鲍姆由此得出叙事中的两种叙述方式，即间接叙述和直接叙述，并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在大部分情况下，这部作品的作者固然参照了某种口头表述（discours），但这种口头表述首先参照了一种他者表述，而口头表述只是他者表述的一种副产品（“他者”是口头表述的承载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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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赫金看来，对话与独白的区别远远超过了俄国形式主义者使用它时的具体意义。它不等于叙事或剧作中直接与间接（独白与对话）之间的区别。在巴赫金那里，对话可以是独白的，而人们称之为独白的东西却经常是对话性质的。对他而言，“对话”与“独白”关涉到这样一种语言的基础架构：其研究落在了文学文本的符号学身上，而文学文本的符号学不应该满足于语言学方法或逻辑规则，而应从两者出发进行建构。“语言学研究语言本身，研究其特属逻辑和各种实体单位，它们使对话交流成为可能，但是语言学并不关心对话关系本身……对话关系也并不转化为逻辑关系或意指关系，后两者自身并不含有对话要素。它们需要语词成分，需要成为阐述行为（énonciation），成为使用语词的表达，成为不同主体的立场，它们之间才会出现对话关系……没有逻辑关系和意指关系，就没有对话关系。但是对话关系绝不能转化为逻辑关系和意指关系，因为它有自身的独特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Problemipoetiki Destoïevsk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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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在坚持对话关系与纯粹的语言关系间差异的同时，强调叙事结构所依赖的关系（如作者与人物的关系，我们可以加上言说主体（sujet de l’énonciation）与阐述主体（sujet de l’énoncé）[9]的关系）之所以存在，那是因为对话性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巴赫金没有解释语言的这种双重性具化为什么，但他强调“对话是语言存在的唯一可能。”今天，我们可以在语言的多个层面找到对话关系：第一，在语言（langue）/言语（parole）的二元组合中；第二，在语言系统（集体契约，独白系统，以及在与他人对话中实现的关联性价值系统）中；第三，话语系统（根本上是“组合的”，它不是纯粹的创造，而是在符号交流基础上的个人建构）中。在另一个层面上（可与小说的双值性空间相比较），人们甚至证明了“语言的双重性”：组合性（syntagmatique，通过换喻实现于延伸空间、在场）与聚合性（systématique，通过隐喻实现联想、不在场）。把这两个语言轴线的对话性交流作为小说双值性的基础，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它们相当重要。值得关注的还有编码（code）/讯息（message）的双重结构和它们的跨越关系（罗曼·雅各布森：《普通语言学文集》［Essai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第九章），它们也有助于具体阐明巴赫金关于对话性内在于语言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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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的观点指出了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在谈论“话语（discours）”时所指涉的东西，即“语言是个人所承担的活动”，或者用巴赫金本人的话来说：“为了使逻辑关系和意指关系变成对话性关系，它们应该脱胎换骨，亦即进入另一种存在范畴：成为话语，即被言说（énoncé），从而产生作者，即阐述主体的诞生。”（《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Problemipoetiki Destoïevskovo）。但是，巴赫金生活于关注社会问题的革命时期的俄国，对他而言，对话不仅仅是由主体承担的语言，而且是某种书写，人们从中可以读到他者（l’autre）（没有任何关于弗洛伊德的暗示）。由此，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认为书写（écriture）既有主体性又有交际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互文性。面对这种对话理论，“个人即写作主体”的概念渐渐消退，让位于另一种概念，即“书写的双值性（l’ambivalence de l’écriture）”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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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双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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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双值性”蕴含着历史（社会）植入一个文本和文本植入历史的性质；对于作家来说，这两者是一回事。当巴赫金提及“叙事中交汇的两种路径”时，他认为写作是对先前文本集合的阅读，而文本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与回应（他视复调小说的形成是对狂欢话语的吸收，而视独白体小说为文学结构的一种压制，因为它的对话性，巴赫金称之为“梅尼普［Ménippée］讽刺体”）。以这种观点来看，单从语言学角度是不能完全掌握文本的。巴赫金认为他所谓的，基于语言对话性发展出来的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que）科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互文关系，亦即在19世纪被称为文学的“社会价值”或道德“声音”的关系。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意图通过写作而臣服于一种“高等的道德”（haute moralité）；在他的实践中，这种精神追求实现为文本的双值性：《马尔多罗之歌》（Les Chants de Maldoror）和《诗集》（Poésies）自始至终都是与以往文学资料库的对话，是对之前文本不断的质疑。这样，对话性与双值性就呈现为唯一能够使作家进入历史的方式，宣扬某种双值性的道德，否定时亦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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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性和双值性可以得出如下重要结论：某一文本内部空间以及多种文本空间的诗性语言具有双重性。索绪尔所谈论的诗的复量（paragramme；易位构词法从零扩展到二：在它的场域里，单位“一”（定义，“真理”）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定义”“规定性”、符号“=”和符号的概念本身，都设置了一个纵向（层级的）分割能指—所指，它们都不适用于诗性语言，因为后者包含着无数配置和组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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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能指—所指/Sa-Sé）概念是科学抽象的产物（同一性［identité］—实体（substance）—原因（cause）—目的（but），印欧语句的结构），它指示一种纵向的、分层级的线性划分。双重性的概念则是深入思考诗性语言（非科学语言）的结果，标志着文学序列（语言序列）的空间化和关联化。它意味着，诗性语言的最小单位至少是双重的（不是能指/所指的二元分立，而是“一者”与“他者”的双重性），它使人们想到，诗性语言是以列表形式（modèle tabulaire）运作的，表中的每个“单位”（此后这个词就只能放进引号里使用了，因为每个单位都是双重的）都以一个包含多重因素的交汇制高点（sommet）来发挥作用。双重性是这种复量符号学的最小序列，复量符号学从索绪尔（易位构词概念）和巴赫金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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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并不沿着这种思考一直走下去，谨在下文中强调它的结论之一：基于0—1序列的逻辑系统（真—假，虚无—存有）对解释诗性语言的运作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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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语言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建立在希腊（印欧）句式基础上的逻辑方法，这种句式以“主语+谓语”为构架，以一致性、判断（détermination）和因果（causaité）关系为推导手段。从弗雷格（Gottlob Frege）和皮阿诺（Giuseppe Peano）到卢卡西维茨（Jan Lukasiewicz）、阿克曼（Robert Ackermann）和彻奇（Alonzo Church）的现代逻辑，都是在0—1维度范围内演进的，甚至布尔（George Boole）的现代逻辑，作为集合论的一部分，给出了与语言运行同构的种种形式化格式，但是它们在诗性语言的领域内都是无效的，因为在诗性语言里，“1”不再是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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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定要将诗性语言用现存的逻辑方法（科学方法）来形式化，就会扭曲诗性语言的性质。必须在诗性逻辑（logique poétique）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文学符号学，在诗性逻辑中，连续体的能量（puissance du continu）概念可以囊括0—2区间，这是一种连续体，其中的0是最基本的意义，1则隐性地被僭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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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0到2这种诗独有的“连续体的能量”中，人们发现：（语言的、心理的和社会的）“禁律”是1（上帝、法律、规定），而唯一摆脱此“禁律”的语言实践，是诗性话语。亚里士多德式逻辑应用于语言时的缺陷被指出，这绝非偶然：一方面被中国哲学家张东荪（Chang Tung-Sun）所指出，他来自另一种语言视野（即表意文字的视野），在那里，阴—阳“对话”的展开取代了上帝；另一方面被巴赫金所指出，他试图在一个革命的社会中通过一种动态的理论建构来超越形式主义。巴赫金将叙事话语等同于史诗话语，他认为叙事话语是禁令，是独白式的，是编码对1、对上帝的从属。因此，史诗是宗教的和神学的，而任何服从0—1逻辑的“现实主义”叙事都是教条主义的。被巴赫金称作独白式小说（如托尔斯泰的小说）的现实主义小说倾向于在这样的空间内发展演进。现实主义描写，一种“性格”的确定，一个“人物”的塑造，一个“主题”的发展，叙事的所有这些描写成分都属于0—1区间，因此也都是独白式的。0—2诗性逻辑完全实现的唯一话语大概是狂欢话语。它通过采纳梦境的逻辑，僭越了语言编码的规则和社会道德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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