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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并不沿着这种思考一直走下去，谨在下文中强调它的结论之一：基于0—1序列的逻辑系统（真—假，虚无—存有）对解释诗性语言的运作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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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语言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建立在希腊（印欧）句式基础上的逻辑方法，这种句式以“主语+谓语”为构架，以一致性、判断（détermination）和因果（causaité）关系为推导手段。从弗雷格（Gottlob Frege）和皮阿诺（Giuseppe Peano）到卢卡西维茨（Jan Lukasiewicz）、阿克曼（Robert Ackermann）和彻奇（Alonzo Church）的现代逻辑，都是在0—1维度范围内演进的，甚至布尔（George Boole）的现代逻辑，作为集合论的一部分，给出了与语言运行同构的种种形式化格式，但是它们在诗性语言的领域内都是无效的，因为在诗性语言里，“1”不再是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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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定要将诗性语言用现存的逻辑方法（科学方法）来形式化，就会扭曲诗性语言的性质。必须在诗性逻辑（logique poétique）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文学符号学，在诗性逻辑中，连续体的能量（puissance du continu）概念可以囊括0—2区间，这是一种连续体，其中的0是最基本的意义，1则隐性地被僭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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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0到2这种诗独有的“连续体的能量”中，人们发现：（语言的、心理的和社会的）“禁律”是1（上帝、法律、规定），而唯一摆脱此“禁律”的语言实践，是诗性话语。亚里士多德式逻辑应用于语言时的缺陷被指出，这绝非偶然：一方面被中国哲学家张东荪（Chang Tung-Sun）所指出，他来自另一种语言视野（即表意文字的视野），在那里，阴—阳“对话”的展开取代了上帝；另一方面被巴赫金所指出，他试图在一个革命的社会中通过一种动态的理论建构来超越形式主义。巴赫金将叙事话语等同于史诗话语，他认为叙事话语是禁令，是独白式的，是编码对1、对上帝的从属。因此，史诗是宗教的和神学的，而任何服从0—1逻辑的“现实主义”叙事都是教条主义的。被巴赫金称作独白式小说（如托尔斯泰的小说）的现实主义小说倾向于在这样的空间内发展演进。现实主义描写，一种“性格”的确定，一个“人物”的塑造，一个“主题”的发展，叙事的所有这些描写成分都属于0—1区间，因此也都是独白式的。0—2诗性逻辑完全实现的唯一话语大概是狂欢话语。它通过采纳梦境的逻辑，僭越了语言编码的规则和社会道德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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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狂欢节对语言规则（逻辑规则、社会规则）的僭越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且有效，是因为它赋予自己另一套法则。对话性并不是“畅所欲言的自由”，它是一种悲剧性的“戏谑”洛特雷阿蒙），一种有别于0的另样命令式。需要特别强调僭越的对话是违规的，同时又自立规则的特性，以此彻底和果断地区别于某种现代“情色”文学和戏仿文学所体现的伪僭越。后者自视为“自由放浪”和“相对主义”，实际上它存在于已预期了对自身的僭越的法则（loi prévoyant sa transgression）的行动场；因此，它只是独白式的某种补偿，并没有把0—1区间转移出去，且与对话主义的理论建构毫无关系，后者蕴含着与规范的形式决裂，其所包含的对立因素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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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了狂欢节结构的小说被叫做复调小说（polyphonique）。巴赫金举的例子包括拉伯雷（Rabelais）、斯威夫特（Swift）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ïevski）。我们还可以补上20世纪的“现代派”小说，如乔伊斯（Joyce）、普鲁斯特（Proust）、卡夫卡（Kafka）的小说，而且指出，面对独白式小说，现代派复调小说具有以往对话小说的类似定位，但却明显区别于后者。这种断裂发生于19世纪末，以致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对话还是再现式的、虚构性的，而我们这个世纪的复调小说却变得“无法解读”（乔伊斯），并内在于语言（普鲁斯特、卡夫卡）。（断裂不仅存在于文学领域，还存在于社会、政治、哲学等领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互文性问题（文本间的对话问题）才真正被提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巴赫金的理论本身（以及索绪尔的“易位构词法”理论）也源于这种断裂：巴赫金能够从马雅可夫斯基（Maïakovski）、赫列布尼科夫（Khlebnikov）和别雷（Andrei Bjelyï）的作品中发现文本对话现象（仅以这些革命作家为例，因为他们在这一书写断裂的过程中留下了显著的痕迹），然后才把他的理论扩展到文学史，作为所有的颠覆力量和质疑生产性（productivité contestative）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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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巴赫金的术语“对话性”作为法语的义素组，蕴含着双重性、语言和另一种逻辑。以这个术语为起点，诗性文本研究的一种新的方法论脱颖而出。文学符号学可以采纳这一术语。“对话性”包括以下几点：（1）一个句子中或一个叙事结构中，不同成分之间的距离与关联逻辑，指示变化过程，与连续性和实体性相反，后两者遵循本体逻辑（logique de l’être），并被认为是独白式的。（2）一种类比和非排他性对立的逻辑，与因果关系和同一性判断（détermination identifiante）层面相对立，后者被指示为独白式话语。（3）一种“超限定（transfini）”逻辑，我们向康托（Georg Cantor）借鉴了这个概念，它从诗性语言的“连续体能量”（0—2）出发，引入了第二个建构法则：诗歌节段，较之于先它出现的亚里士多德式链条（科学的、独白的或叙事的）所有序列，拥有“即时升级”（immédiatement supérieure）的特征（而非因果关系的演绎）。因此，小说的双值空间展现为由两种建构法则调控：独白法则（每个后续序列由前一序列决定）和对话法则（种种超限定序列立即高于先前的因果系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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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狂欢语言的结构中，对话结构显得最明显，其中的象征关系和类比关系优先于实体—因果（substance-causalité）关系。双值性的概念将应用于人们在小说结构中观察到的两种空间的交替：对话空间与独白空间的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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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学语言的对话性和双值性观念出发，巴赫金对小说结构进行了再评价。这个研究采取的形式是在叙事中对词语进行分类——分类与语言的类型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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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1705229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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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叙事中的词语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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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巴赫金的研究，人们可以在叙事中区分三类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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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直接词（mot direct），直接词指向它的意义所指，在所给语境的限制下，由言语主体表达最基本意义的词。直接词是作者宣告、表述的词，是可以提供直接、客观理解的本义词（mot dénotatif）[11]，这类词只关注自身和它所指称的对象”，并努力与后者吻合（它对他语词的各种影响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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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对象词（mot objectal）表达各种“人物”的直接话语。它拥有直接的客观意指，但是与作者的言语不处在同一层面，与它有距离。它既面向自己的对象，自身又是作者面向的对象。它是一个他语词，作为作者的理解对象而从属于叙事的语词。作者面向对象词但并不进入、改变它；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既不改变其意义，也不改变其语调；他让它从属于它自身的任务，不向它引入其他意指。一个词（对象词）就以这种方式成为另一个词（本义词）的对象，但并不自知。因而对象词与本义词一样，都是单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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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然而作者可以使用他人语词，给它一个新的意思，同时保留它原有的意义。结果就是一个词获得了两个意指：它变成了双值的（ambivalent）。这种双值词就是两种符号系统汇合的结果。在文体类型的演进中，双值词随着梅尼普文体和狂欢文本而出现（我们将回到这一点）。两个符号系统的汇合使文本具有相对性。这是风格化的效果，风格化建立与他人语词的某种距离，与模仿相反。模仿（更确切地说，巴赫金指的是重复）严肃对待被模仿物（被重复物），将它变成自己的对象，将其占为己有而没有相对化。这类双值词的特点是作者为了自己的目的而采用他人的话语，但却不触及其思想；他遵循着自己的方向，同时又将其相对化。双值词的第二种类型中绝无此类情况。戏仿（parodie）堪称第二种类型的典型。作者在这里引入了一种意指，后者与他人语词的意指相反。至于双值词的第三种类型，内在暗辩体（polémique intérieure cachée）是这种类型的典型，它的特点是他人语词对作者语词产生了能动的（亦即产生改动后果的）影响。作者在“说话”，但是“某外来言语”持续不断地出现干扰作者的话语。在双值词的这种主动类型中，他人语词被叙述者的语词所再现。自传和论辩性忏悔，问答和隐迹对话就是这种类型的一些例子。小说是唯一拥有双值词的体裁类型；这是小说结构的独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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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本义词或历史词的内在对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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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白和被等同于独白的史诗、抑或本义词和对象词的单义性或客观性的概念，都无法抵御语言的精神分析和意指分析。对话性与话语的深层结构共同延伸。尽管巴赫金和本维尼斯特没有这样说，我们还是从巴赫金的本义词层面，找到了作为普遍陈述原则的对话性，同时也在本维尼斯特的“历史（histoire）”层面，找到了对话性[12]，“历史”与本维尼斯特的“言语（discours）”层面一样，设置了说话者对叙事的某种介入和对他者的某种面向。为了描述本义词或历史词的内在对话性，我们需要借助于书写的心理机制，作为写作者与自己（与他者）对话的痕迹，作为作者与自身的距离，作为作家分解为阐述主体和言说主体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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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通过叙事行为，叙事主体面向另一个人或他者；在与另一个人或他者的关系中建构叙事（在这种交流关系的影响下，蓬热（Francis Ponge）对“我思，故我在”提出了自己的改写：“我说，你听，故我们在。”从而，他假设了一种从主体性到双值性的转变）。因此，我们认为叙事（超越了能指/所指关系）是叙事主体（Sujet）和受话者（Destinataire）——他者之间的对话。受话者就是阅读主体，代表着一个双重定位的统一体：相对于文本它是能指，相对于叙事主体它是所指。因此，这个统一体是一个二元对立体（D1和D2），双方彼此交际，建构起一个代码系统。叙述主体（S）被引入，简化为一个代码、一个非个体性的人或匿名者（anonymat）（作者，即言说主体），并由第三人称“他”（人物，即阐述主体）作为中介承载。因而，作者因进入了叙事体系被改造为叙事主体；叙事主体不是任何物，亦非任何人，而是从S置换到D、从“历史”转换成“话语”、从“话语”转换成“历史”的可能性。他变得隐匿、不在场、空位，从而使结构得以这样存在。在叙事的源头，在作者出现的那个时刻，我们遭遇了虚空经验。因此，当文学触到了写作的关注中心，即通过叙事结构（文类）把各种语言系统外化的书写文字，我们看到了死、生和性等问题的出现。从作者所处的这种无名氏位置、从这个零度开始，人物的“他”行将诞生。在稍后的某个阶段，“他”就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Nom propre）。因此，在文学文本中，“0”是不存在的；虚空转眼间被“1”（“他”，专有名词）取代；而这个“1”其实是“2”（主体与受话者）。正是受话者、他者、外在性（它的对象是叙事主体，后者同时被表现和表现着）将主体转变成作者，也就是说，是他让叙事主体走过作者所构成的这种零度、否定、排斥的阶段）。因此，在主体与他者之间、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交互运动中，作者建构成能指，而文本被建构成两种话语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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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人物（“性格角色”）的构成允许把S分裂成Sa（言说主体）和Se（阐述主体）。这种变化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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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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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涵盖了精神分析学家在分析对象的话语里发现的代词系统的结构[13]（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