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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通过叙事行为，叙事主体面向另一个人或他者；在与另一个人或他者的关系中建构叙事（在这种交流关系的影响下，蓬热（Francis Ponge）对“我思，故我在”提出了自己的改写：“我说，你听，故我们在。”从而，他假设了一种从主体性到双值性的转变）。因此，我们认为叙事（超越了能指/所指关系）是叙事主体（Sujet）和受话者（Destinataire）——他者之间的对话。受话者就是阅读主体，代表着一个双重定位的统一体：相对于文本它是能指，相对于叙事主体它是所指。因此，这个统一体是一个二元对立体（D1和D2），双方彼此交际，建构起一个代码系统。叙述主体（S）被引入，简化为一个代码、一个非个体性的人或匿名者（anonymat）（作者，即言说主体），并由第三人称“他”（人物，即阐述主体）作为中介承载。因而，作者因进入了叙事体系被改造为叙事主体；叙事主体不是任何物，亦非任何人，而是从S置换到D、从“历史”转换成“话语”、从“话语”转换成“历史”的可能性。他变得隐匿、不在场、空位，从而使结构得以这样存在。在叙事的源头，在作者出现的那个时刻，我们遭遇了虚空经验。因此，当文学触到了写作的关注中心，即通过叙事结构（文类）把各种语言系统外化的书写文字，我们看到了死、生和性等问题的出现。从作者所处的这种无名氏位置、从这个零度开始，人物的“他”行将诞生。在稍后的某个阶段，“他”就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Nom propre）。因此，在文学文本中，“0”是不存在的；虚空转眼间被“1”（“他”，专有名词）取代；而这个“1”其实是“2”（主体与受话者）。正是受话者、他者、外在性（它的对象是叙事主体，后者同时被表现和表现着）将主体转变成作者，也就是说，是他让叙事主体走过作者所构成的这种零度、否定、排斥的阶段）。因此，在主体与他者之间、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交互运动中，作者建构成能指，而文本被建构成两种话语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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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人物（“性格角色”）的构成允许把S分裂成Sa（言说主体）和Se（阐述主体）。这种变化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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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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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涵盖了精神分析学家在分析对象的话语里发现的代词系统的结构[13]（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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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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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本（能指）层面Sa与Se的关系中，我们发现了主体与受话者的对话，任何叙事都是围绕着这个对话建构的。阐述主体相对于言说主体扮演受话者相对于主体的角色；他通过让经过虚空阶段将其植入书写系统。马拉美（Mallarmé）把这种运作称为“声音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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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主体既表现言说主体，也作为言说主体的对象被表现。故与作者的隐匿状态有可转化性，而正是从零开始到双重性的这种生成，产生了人物（性格角色）。他是对话性的，S与D都隐藏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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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才描述的这种面对叙述和小说的方法，由此取消了文学实践中无能为力的“所指·能指”的概念区分；取而代之的，是“对话性能指”。“能指对于另一能指来说代表着主体”（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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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历来都是由该叙事所指向的受话者建构为对话矩阵的。任何叙事，包括历史叙事与科学叙事，都包含由叙述者与他者共同形成的这种对话二元体，这个二元体表现为Sa/Se的对话关系，Sa和Se彼此互为能指和所指，但只能构成两种能指的对调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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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只有通过一定的叙事结构，这种对话，符号对二重性的这种拥有，书写文字的这种双值性，才能外化于（诗性）话语的组织，展现于（文学）文本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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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走向言语的类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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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动态分析导向文体的重新分类：巴赫金进行重新分类的彻底态度促使我们采纳同样的态度，以期建构起言语的类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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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义者所使用的“叙事”（récit）术语，对于它所指称的文类而言，过于模糊。但我们至少能分别出两种不同的叙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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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独白话语，它包括：1）描写和叙述的再现方式（史诗）；2）历史话语；3）科学话语。在所有这三种叙事中，主体都承担着1（上帝）的角色，并通过同样的路径而臣服于它；内在于任何言语的对话性被禁律、审查所窒息，以至于该言语拒绝反观自身（拒绝“对话”）。给出这种审查的各种模式，不啻于描述两种话语之间的差异本质：史诗话语（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与违背禁律的梅尼普讽刺体（狂欢节文体，小说文体）的话语。独白话语相当于雅各布逊所谈论的语言的聚合性；也有人提到它与语法的肯定和否定的类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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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话话语，包括：1）狂欢式话语；2）梅尼普式话语；3）（复调）小说的话语。在这些话语结构中，书写阅读另一书写，亦阅读自身，并在解构过程中建构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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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1705229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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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史诗性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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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文化融汇（syncrétisme）时期形成的史诗话语，在后融汇时代凸现出语词的双重意义：不可避免地被语言穿越的主体（“我”）的话语，成为既是具体的又是普世的，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载体。但是在史诗阶段，说话者（史诗的主体）并不掌握他者的话语。作为符号关联的语言的对话游戏，两个能指对话性地对调一个所指，这种游戏发生在叙事层面（在作者的直接词中，或者文本的内在性中），这种情况并没有外化于文本的表现层面，小说结构即是这样。正是这种图式在史诗中上演，尚未出现巴赫金所说的双值词问题。因此，史诗结构的组织原则仍然保持着独白性。语言的对话性在史诗中仅仅出现在叙事的基础结构中。在外显的文本组织层面（历史阐述/言语阐述），不存在对话关系；阐述行为的两种风貌仍然受叙述者视角的限制，这种视点与神或共同体的整体视点相吻合。我们在史诗独白中发现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指出的这种“超验性所指”（signifié transcendantal）和这种“自我在场”（présence à s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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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诗空间里占主导地位的，是语言的聚合方式（mode systématique；按照雅各布逊的说法是相似性方式）。语言的组合方式（axe syntagmatique）特有的换喻性毗邻结构在那里很少见。作为修辞格的组合和换喻确实存在，但并不因此而确立为结构的组织原则。史诗逻辑从特殊中寻求一般；它因此而在实体结构中设置了等级；因而它是因果的，亦即神学的：它是一种本义上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