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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模式蕴含着一种对话关系。第二种蕴含着对话实现中的方式关系。第一种模式决定文体类型（史诗，小说），第二种模式决定文体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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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的复调结构中，第一种对话类型（S↔D）完全在书写话语中发挥作用，又一直呈现为对该话语的质疑。作者的对话者就是作者自己，他此时作为另一文本的读者。写作者与阅读者是同一人。由于他的对话者是一部文本，他自己也就只是一部在自我重写的过程中重读自己的文本。因此，只有当一部文本相对于另一部文本建构自身，形成双值性的比照中，对话结构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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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在史诗中，D是一个外在于文本的绝对实体（神，共同体），它把对话性相对化直至排除对话性，并把它压缩为某种独白。于是很容易理解，为什么19世纪的所谓经典小说和任何意识形态的命题小说都趋向于史诗叙事，并构成真正小说结构的偏移。（参阅：托尔斯泰小说的独白性，属于史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对话性，属于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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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种模式的框架内，可以看到若干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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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阐述主体（Se）与言说主体（Sa）的零度状态相吻合，言说主体（Sa）可以用“他”（非个人化的名字）或用专有名词指称。这是叙事产生初期最简单的叙述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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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阐述主体（Se）与言说主体（Sa）一致。这是由“我”承担的第一人称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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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阐述主体（Se）与受话者（D）一致。叙述由第二人称“你”承担。例如《罪与罚》（Crime et Châtiment）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对象词。米歇尔·布托尔（Michel Butor）在《变化》（La Modification）中不断地探索这种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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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阐述主体（Se）同时与言说主体（Sa）和受话者（D）一致。小说于是就变成了对书写的某种叩问，并展现出该书对话结构的场景。同时，文本就成了对外在文本汇集的阅读（引用和评注），因此形成了双值性。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的《戏剧》（Drame），通过运用人称代词和不注明出处的引语，便是此种情况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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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巴赫金的阅读呈现下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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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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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想强调巴赫金这些概念的重要性：关于词语地位、对话性与双值性，以及它们所开拓的某些新视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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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词语的地位定位为文本的最小单位，巴赫金就超越了句子和修辞格，从最深层捕捉结构。“地位”的概念给作为原子集的文本形象增加了一个维度，即文本的关系维度，在关系文本中，词语像量子一样运作。那么，诗性语言模式的构成问题就不再是线性或表层问题，而是空间和无限性问题，集合论和新数学为之提供了形式化的可能性。现在对叙事结构的分析精细到区分种种功能（主要功能或辅助功能）和标记（严格意义上的标记或信息），或能够看到叙事按照逻辑图式或修辞范式自我建构。这些研究的价值当然是无可置疑的[19]，但是我们也可以追问，层层划分叙事或异于叙事本身的“元语言”的各种先验的条条框框是否过重地压在这类研究之上，而巴赫金以词语及其在对话中（在一段引语的评论中）的无限可能性为中心的朴素的方法，是否更简单和更富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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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原则的理念得益于黑格尔甚多，但不应该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混淆。黑氏的辩证法建立在三元组之上，亦即建立在某种斗争和投射（超越）之上，并没有僭越建立在实体与因果关系之上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对话原则取代了这些观念，把它们吸纳进关系概念里，它并不追求超越，而是追求和谐，同时蕴含着作为改造方式的断裂（对立，类比）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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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原则把哲学问题置于语言内部，更准确地说，置于作为文本关联的语言内部，作为与非亚里士多德式的、组合关系的、相互关联的、“狂欢”式逻辑并行不悖的“书写—阅读”中。因此，当今符号学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恰恰就是这种“另一逻辑”，它等待人们准确而又不扭曲其本性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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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双值性”完全适用于欧洲文学当下这段过渡时期，它是一种共存（双值性）。既是“经验的重影”（现实主义，史诗），也是“经验”本身（语言探索，梅尼普讽刺体），然后也许落脚于与绘画思维相似的思想形式：通过形式传达本质，（文学）空间的构造本身揭示（文学）思想而不必借助“写实”。它通过语言反馈到小说空间及其变化的研究，从而建立起语言与空间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迫使我们把它们作为思维方式来分析。通过戏剧表演（现实的再现）与经验本身（修辞）的双值性研究，我们可以把握它们之间断裂（或联结）的那条界线。这将是我们的文化抽离出自身从而超越自身的那条运动的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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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的两端之间所构成的路径彻底消除了我们哲学领域中的因果、目的等关系问题，并欲将对话原则置于比小说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对话原则超越二元主义，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智识结构的基础。小说与双值文学结构的优势，（狂欢式的）群体活动对年轻人的吸引力，量子交换，对中国哲学的关联性象征系统的兴趣，我们暂时谨以这几个当代思想的显著因子为例，它们都强化了这一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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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祝克懿、宋姝锦 译黄蓓 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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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的理论起点源于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e）的两本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Problemi poetiki Dostoievskovo，Moscou，1963）以及《拉伯雷的著作》（Tvorcbestvo Francois Rabelais，Moscou，1965），论文作于1966年。巴赫金的研究明显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语言文学领域的一些苏联理论家（Voloshinov和Medvedev等）。他目前正在从事一本有关话语类别新书的写作。当时巴赫金还在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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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见K. Marx，F. Engels，L’idéologie allemande（《德意志意识形态》），Etudes philosophiques，Ed. Sociales，1961，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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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词语的地位出发，巴赫金正在撰写一部关于“话语的种类”的著作（Voprosy Literatury，1965年8月）。巴赫金的见解有与索绪尔（“Anagrammes，”Mercure de France，1964）形成交集的部分，也提供了文学文本分析的新方法。我们在此只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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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际上，结构语义学家提及文本的语言学基础时，指出一节扩展开的段落可被视作等同于一种语法上更为简单的交际信息单位，并将扩展称为“自然语言运作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A. J. Greimas，Sémantique structurale，p.72）。正是“扩展”这一理论原则允许我研究文体结构中语言内在结构的外化（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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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 F. Boudé，Kistorii velikoruskix govorov（Pour une bistoire des parlers de la Grande Russie/《俄国口头语言历史》），Kazan，1869.此书为俄文版，括号里为法文书名翻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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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 V. Czerba，Vostotchno-luzhickoe narechie（Le dialecte des Loujiks de l’Est/《Loujiks de l’Est的辩证法》），Petrograd，1915.此书为俄文版，括号里为法文书名翻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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