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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的两端之间所构成的路径彻底消除了我们哲学领域中的因果、目的等关系问题，并欲将对话原则置于比小说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对话原则超越二元主义，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智识结构的基础。小说与双值文学结构的优势，（狂欢式的）群体活动对年轻人的吸引力，量子交换，对中国哲学的关联性象征系统的兴趣，我们暂时谨以这几个当代思想的显著因子为例，它们都强化了这一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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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祝克懿、宋姝锦 译黄蓓 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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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的理论起点源于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e）的两本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Problemi poetiki Dostoievskovo，Moscou，1963）以及《拉伯雷的著作》（Tvorcbestvo Francois Rabelais，Moscou，1965），论文作于1966年。巴赫金的研究明显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语言文学领域的一些苏联理论家（Voloshinov和Medvedev等）。他目前正在从事一本有关话语类别新书的写作。当时巴赫金还在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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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见K. Marx，F. Engels，L’idéologie allemande（《德意志意识形态》），Etudes philosophiques，Ed. Sociales，1961，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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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词语的地位出发，巴赫金正在撰写一部关于“话语的种类”的著作（Voprosy Literatury，1965年8月）。巴赫金的见解有与索绪尔（“Anagrammes，”Mercure de France，1964）形成交集的部分，也提供了文学文本分析的新方法。我们在此只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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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际上，结构语义学家提及文本的语言学基础时，指出一节扩展开的段落可被视作等同于一种语法上更为简单的交际信息单位，并将扩展称为“自然语言运作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A. J. Greimas，Sémantique structurale，p.72）。正是“扩展”这一理论原则允许我研究文体结构中语言内在结构的外化（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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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 F. Boudé，Kistorii velikoruskix govorov（Pour une bistoire des parlers de la Grande Russie/《俄国口头语言历史》），Kazan，1869.此书为俄文版，括号里为法文书名翻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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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 V. Czerba，Vostotchno-luzhickoe narechie（Le dialecte des Loujiks de l’Est/《Loujiks de l’Est的辩证法》），Petrograd，1915.此书为俄文版，括号里为法文书名翻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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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V. V. Vinogradov，O dialogicheskoj rechi（Du discours dialogique/《论辩证文本》），in Russkaja retchⅠ，p.144.此书为俄文版，括号里为法文和中文书名翻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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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V. V. Vinogradov，Poetika（《诗学》），1926，p.33.此书为俄文版，书名为希腊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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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似乎那个被一直称为“内心独白”的东西就是一种明证：从中可以看出文明如何将自己视为一种同质的构成，一种有组织的混乱，最后就是一种超验。但是，这种“独白”可能只存在于那些自称能够重现“语流”的心理现实的文本中。因此，西方人的“内心”不过是一种有限的文学效果（忏悔，持续的心理言说，自动书写）。我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弗洛伊德的“哥白尼”变革（主体内部分裂的发现）结束了对内心声音的虚构，而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基础：主体根本外在于语言及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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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言说主体和阐述主体为叙述主体的下位类型。言说主体是面向某个隐匿的他者而建构叙述行为的主体。阐述主体是叙述行为中由言说主体建构出的人物自身。——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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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需要强调的是，将集合论的观点引入到对诗学语言的思考中仅仅具有隐喻意义。这么做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们可以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和诗学逻辑的关系与可量化和无穷尽的关系之间进行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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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义词”的法语原文为“mot dénotatif”。在语言学术语中，“dénotation”与“connotation”相对；前者指字典给出的定义，后者指该词在字典定义之外，在具体使用中所暗含的其他意义，具体内容取决于结构、语境、文化传统等不同因素。例如，“红”的本义是三原色中的一种，但在文本或画面的具体使用中，可包含革命、愤怒、激情等意义。在本文中，“本义词”与“双值词”相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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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语里的“histoire”有故事和历史两个意思。本维尼斯特区分“历史陈述”和“言语陈述”。“言语”必然是一个主体行为，“历史”（histoire）则由自行产生的事件构成，不含主体。在“历史陈述”中，虽有人说话，但说话者不作为主体。参见［法］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61—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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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参见Luce Irigaray，“Communication linguisitique et communication spéculaire”（《语言交流与镜像交流》），in Cahiers pour l’Analyse，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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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我很想强调西方个人主义的模糊角色。一方面，身份概念使它从属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因果与原子的思想——这一思想为后世西方文化中的行动主义、科学主义或神学所加固。另一方面，因为它的建立基础是“自我”与“世界”的差异原则，所以，引起了对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中介物的寻找，或者是对各自层次划分的搜寻，从而使在形式逻辑的要素之上建立起一种关联逻辑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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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Théâtre de la Cruauté，残酷戏剧（或称残酷剧场）是法国戏剧家安托南·阿尔托在其著作《戏剧及其重影中提出的一种超现实主义戏剧形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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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巴赫金思想中也许是这种场景，当他写“小说的语言既不存在于一个平面，也不存在于一条直线。它是多个平面交叉的系统。作者就像一个造物主一样创造与小说有关的所有事，并不能停留在任何单一的语言平面上。相反，他驻扎在由各种（平面）相交所形成的控制中心里。而不同平面与作者中心的距离各各不同。”（“Slovov romane，”in Voprosy literature，8［1965］）。实际上，作者只不过是这些中心的连接而已。给他确定唯一的中心，就会将他强制于一个独白性的、神学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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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所有的小说理论家都知道这个观点：A. Thibaudet，Réflexions sur le roman，1938;Koskimies，“Théorie des Romans，”Annales Academiae Scientarum Finnicae，I，ser. B，t. XXXV，1935; G. Lukacs，la Théorie du roman（Ed. fr.，1963）等。韦恩·布斯（Wayne Booth）的《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接近“作为对话的小说”的观点。他的“可靠性叙述者”与“不可靠性叙述者”接近巴赫金的小说对话理论；但是他没有建立小说“乱真”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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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在现代物理学和中国古代思想中也有同样的逻辑方式，因为这两者也同样反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反对独白性，具有对话性。参见Hayakawa S.I.，“What Is Meant by Aristotelian Structure in Language”，Language，Meaning and Maturity，New York，1959; Chang Tung-sun，“A Chinese Philosopher’s Theory of Knowledge，”Our Language and Our World，New York，1959，以及Tel Quel杂志第38号，题为“La Logique Chinoise”（中国式逻辑）;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Ⅱ，Cambridge，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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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参见Communications1966年第8期叙事结构研究专刊。这本论文集非常重要，收录了Roland Barthes、A. J. Greimas，Claude Brémond，Umberto Eco，Jules Gritti，Violette Morin，Christian Metz，Tzvetan Todorov and Gérard Genette等学者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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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本文的翻译工作得到了台湾辅仁大学陈永禹教授的帮助，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忠义先生的精心指导，在此谨致谢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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