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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些意见不应该被理解为诗的某种实体观。反之，它们稍后将帮助我们在生产集体性的所有表意举动的整体中为诗歌言语定位，并突出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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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某种普遍的彻底的类似穿越所有这些举动。被视作空间而非目的论的社会史也从其所有层面（包括诗的层面，它像所有其他层面一样，把整体的一般功能外在化）结构为复量（自然—社会、法律—革命、个体—群体、阶级—阶级斗争、线性历史—表格历史等为非排他性对立组，在它们中间，对话关系和永远重新开始的“违规”现象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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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刚刚陈述的诗歌语言的三大独特性排除了诗歌言语（在我们的等级化社会里被视为“装点”“多余”和“不正常”言语）的孤立化，并赋予它某种社会实践的定位，这种社会实践是复量的，既表现在文本的耦合层面，也表现在明确的信息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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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既然复量现象更容易从诗歌言语的层面给予描述，符号学应该首先从诗语层面捕捉它，然后再展示它在整个思维生产性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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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二、作为具有不确定性编码的诗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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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诗性语言运行情况（在这里这个术语既可以指诗语独有的运行情况，然而也可以指散文的运行情况）的描述如今是语言学旨在解释语言机制的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甚至是最令人担心的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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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描述的趣味具化为两个事实，它们大概名列当今“人文科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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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语言属于某种最敏感的形式主义（取该词的数学意义），它是全部语言都作为互补性结构的唯一的语言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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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次发现陪伴整个科学史之科学方法的局限性是关于科学逻辑无法在不扭曲其性质的情况下把诗歌言语的功能形式化。某种歧异出现了：社会建立起来用以解释自己（用以论证自己之平静心境和其种种决裂）的科学逻辑与某种魔幻的、解构的、多少排除社会功利性的逻辑不兼容。显然，作为补充性体系的诗歌语言服从于某种不同于科学路径的逻辑，对诗语的描述要求某种重视这种诗歌逻辑之特征的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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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日常言语以及语言科学对它的理性化，遮蔽了这种补充性逻辑，但并没有因此而摧毁它，把它简化为社会上（等级化社会）和空间上（欧洲）颇受限制的种种逻辑类型。（我们这里不触及这种遮蔽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语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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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源自这种遮蔽现象的偏见影响着对诗歌信息之独特性的研究。用V·维诺格拉多夫（V. Vinogradov）的话说[5]，像一棵介于语言学与文学史之间的坏草而疯长起来的风格学，倾向于把“各种比喻”或“各种风格”当作正常语言的众多偏离现象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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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研究人员都认同，诗歌语言的独特性是正常编码的某种“特殊性”（巴伊［Bally］，马尔迪［A. Marty］，斯皮策［L. Spitzer］，内费尔［Nefile］，etc.）。他们赋予诗歌语言的定义或者通过采纳某种无法解决语言结构自身提出之种种问题的哲学体系或形而上学体系，而走出了文学和语言领域（一方面是沃斯勒［Vossler］、斯皮策，另一方面是克罗齐［Croce］或洪堡［Humboldt］），或者过度扩展了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把诗歌语言的问题改变为任何语言现象研究的问题性（沃斯勒）。在诗语编码方面做出了最有意义的研究成果的俄罗斯形式主义者，把它视为对常用语言规则的某种“侵犯”[6]。最近进行的一些调查很有意义，它们无论如何都属于这样一种观念。作为正常语言偏离现象（“新现象”“分离”“从自发现象中解放出来”）的诗歌语言的概念，代替了作为对现实之反映（表达）的自然主义的文学观，而这种概念正在凝结为某种陈词滥调，阻挠对真正属于诗歌之形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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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视诗歌语言和随机分析资料的语言科学达到了语言编码可皈依性的思想，并指责应用于诗歌语言的偏离概念和不正常概念[7]。但是，作为某种等级的语言体系观（有必要强调这样一种观念的语言的和社会的原因吗），阻挠人们从诗歌语言（例如隐喻性创作）中观照“总编码之某种子编码”以外的其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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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这些著述的经验性结果只能从语言编码的非等级观念中找到它们的正确价值。问题不仅仅在于颠覆视野并以沃斯勒的方式设定日常语言是诗歌语言所代表的这种更广泛的形式主义的一种特殊情况。在我们看来，诗歌语言不是某种囊括其他编码的总编码，而是某种A系列，它与语言编码的不定函数φ（x1…xn）拥有同样的能量（参阅第208页的存在定理），而所有“其他语言”（“常用”语言，各种“元语言”等）是A在更受局限（例如作为形式逻辑之基础的主谓建构规则的限制）的延伸线上的商，且由于这种限制而遮蔽了不定函数φ（x1…xn）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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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诗歌语言（我们今后将用两个开头的字母lp来表示）包含着线性逻辑的编码。更有甚者，我们可以在它那里找到代数在某种人为制造的体系中所格式化的所有配合图像，这些图像在常用语言的表现层面并没有外在化。此外，在诗歌语言连接模式的运行中，我们还观察到符号充实意指或改变意指的动态程序。唯有在诗歌语言里，主体所掌握的编码的“全部”（相对于“全部”一词，我们更喜欢使用“无穷”一词）才实际实现。在这个视野里，文学实践揭示为语言各种可能性的挖掘和发现；犹如把主体从某些语言网络（心理网络、社会网络）里解放出来；犹如打碎语言习惯之僵化状态并赋予语言学家研究符号各种意指的唯一可能性的演变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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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语言是规律（日常言语的规律）与破坏规律（诗歌文本的独特现象）的不可分割的复合体，而“加”与“减”这种不可分离的共存性乃是出现在非单调文本（复量文本）所有耦合层面的某种建构性的补充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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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诗歌语言不可能是某种子编码。它是排序不确定的编码，是种种编码的某种补充体系，我们可以从这些编码中（通过抽象和对某定理的证明等方式）分离出某种常用语言、某种科学的元语言和所有人为制作的符号体系，它们都只能是这种不确定编码的子体系，把它的秩序显现在一个较小的空间上（它们的能量小于满射[8]出它们的诗歌语言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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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诗歌语言的这种理解蕴涵着用语言顺序概念代替语言规律概念的思想，以至于语言不再被视为由某些（依据编码使用情况预先确立的）原则所制约的某种机械主义，而是被视为某种组织，该组织的各个相互补充的部分互相依存，并在各种不同的使用条件下相继占据上风，却并不因此而脱离它们因从属于总体编码而呈现的种种独特性。这样一种辩证的语言观使我们想到了生理学体系，我们亦特别感谢李约瑟（Joseph Needham）教授建议我们谈论语言体系时使用“等级浮动”（“hiérarchiquement fluctuant”）的表述[9]。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改造方法已经赋予语法结构的特殊研究以活力：N·乔姆斯基（N. Chomsky）关于语法规则的理论就位于我们刚刚勾勒过的这种更广义的诗歌语言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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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反之，书则位于诗歌语言的不确定性之中，它是确定的、不开放的、封闭的，一蹴而就，变成了原则、一、规律，然而它只有朝着不确定性的可能的开放中，才能被解读为上述形态。这种封闭性向不确定性开放的可读性只有写作者才能完全接触到，即写作作为反思性生产力的视点时，才能完全接触到[10]。洛特雷阿蒙写道：“他只唱给自己，而不唱给他的同伙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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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书写者而言，诗歌语言呈现为某种潜在的不确定性（这里用该词在希尔佰特[12]观念里作为基础术语的意思）：（诗歌语言）的不确定集被视为种种可实现的可能性之集；这些可能性中的每一种分别都是可实现的，但是它们合在一起时则是不可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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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从自己的角度可以把诗歌语言概念作为无法再现的真实的不确定性而引入自己的思维，这就使他可以应用集论的方法，集论虽然带有怀疑意味，可以在某些限制下得以使用。在希尔佰特确定主义的指导下，诗歌语言之耦合的公理化将躲过集论所展示的各种困难，并同时把不确定概念纳入文本的方法论中，没有不确定概念，它就不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处理准确知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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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诗学”探索的目的显然被偏移了：符号学家的任务将是试图从某种不确定性中读出确定性，并揭示出某种可能源自诗歌语言之秩序体系的连接方式的意指。描述诗歌语言的表意运行情况，不啻于描述某种潜在不确定性中的各种联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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