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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歌语言里，这个定理外延不同的诗节，它们等于一个囊括所有诗节的函数。由此产生了两个后果：（1）它设定诗歌语言的非因果性链接和信息在书中的膨胀；（2）它把重心放在这种文学的意义上，这种文学形式在最小的节段上建立它的信息：意指（φ）包含在语词、句子的连接方式中；让诗节承载诗歌信息的核心，不啻于意识到诗语的运作并在编码意指上下工夫。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诸如〈x1…，xn〉∈A. ≡. φ（x1…，xn）的ε级别（及其所有集A、B、C等），那么任何φ（x1…，xn）都没有实现。任何局限于仅设置一个φ（x1，…，xn）函数、而没有实现存在定理亦即没有建构等于φ的种种诗节的诗歌编码，都是某种失败的诗歌编码。这种情况解释了许多现象之一，即“存在主义”文学的失败（存在主义文学是自诩属于“表达真实”美学的诸多文学之一）可以毋庸置疑地从其形而上学风格和它对诗歌语言运行的完全无知中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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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特雷阿蒙是最早清醒地实践这种定理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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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刚刚提出的有关诗歌语言的所有意见结合在一起的选择公理所蕴涵的建构性概念，解释了在诗歌语言空间里建立某种矛盾的不可能性。这一发现与格德尔关于不可能用一体系里的格式化手段建立该体系的矛盾的发现很接近。我们权且把这两种发现的所有相似之处以及它们对诗歌语言产生的后果（例如，元语言是在诗歌语言体系里格式化的一种体系）搁置一旁，强调它们之间的不同。诗歌语言及其运行中的禁忌的独特性把诗歌语言变成了唯一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矛盾并非无意义，而是定义；否定发挥决定作用，而空集乃是一种具有特殊表意功能的链接方式。下述设置也许并不过分：诗歌语言的所有关系都可以用同时使用否定和应用两种方式的函数来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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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了对立（关联）的文学现象，诗歌语言就是某种并不寻求自我解决的不确定的形式主义。布尔巴基（Bourbaki）在沉思揭示集论之各种矛盾的可能性时，认为“人们所观察到的矛盾是人们置于集论基础的各种原则本身的固有矛盾”。把这种思考投放到某种语言背景上，我们就得到了下述思想，即在数学的基础层面（延伸地说，也在语言的结构层面），我们也发现了种种矛盾，它们不仅是内在的，而且是不可摧毁的、构成性的和不可修正的，因为“文本”是对立物的某种共存，是0≠0这类结论的某种演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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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意群书写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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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特雷阿蒙写道：“当我书写我的思想时，它躲不过我。这个行动使我回忆起了我随时忘却的力量。随着思绪的串联程度，我忆起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仅趋向于认识我的精神与虚无之间的矛盾。”书写文字与它改造为一切的虚无的串联，似乎是复量之意群耦合的规律之一。《道德经》有所谓“道冲”（第4章）[19]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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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意群语象出现在《马尔多罗之歌》的拓扑学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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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集：A∩B=Ø（A和B没有共同的成分）；（2）各种分离和S=A⊕B或者D=A∩B（和是由属于A或B的成分“或者”专属两者之一的成分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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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Ø形式似可应用于诸如larme-sang/眼泪—血，sang-cendre/血—烟灰（p.77），lampe-ange /灯—天使（p.141），vomissement-bonheur/呕吐—幸福（p.97），excrément-or/粪便—金子（p.125），plaisir et dégoût du corps/身体的欢快和厌恶（p.214），dignité-mépris/尊严—岐视（p.217），l’amour-bonheur et horreur/爱—幸福与恐怖（p.217），le rhinocéros et la mouche/犀牛与苍蝇（p.211），les baobabs comme épingles/像发卡一样的猴面包树（p.217）等二元对立成分之中。残忍的孩子形象、童年和丑陋、阴阳人、爱的幸福与恐惧等形象加入了这种形式。如果人们以为诸如larme-sang一组词拥有“液体”“材料”的共同义素，而二元词组的诗学功能是由所有成分并不共同拥有的分离和构成的，那么上述形象就可以同时用S=A⊕B来描绘。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两个意群的共同峰值仅仅是它们的音素，而分离和由其他所有相异的峰值会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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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马尔多罗之歌》里，空集的“规律”就调节着语句、诗段和题材的关联。每个句子与前一句子关联在一起，作为一个不再属于自己的成分。没有任何逻辑因果关系组织这种连接。我们甚至无缘谈论否定，因为其实质仅仅是一些属于不同等级的成分。由此得出由一些“空集”组成的一个悖论性链条，这些空集回返它们自身，（通过某种交际规律）令人想起了某种阿贝尔指环：已经提到并纳入空集的某义素集重新出现，以便（通过组合性、分配性和交际性）以加法和乘法的形式进入另一个集内（一如“le vert luisant”，p.46）。这种连接没有任何界限，除了“这页纸的范围”（p.219）。唯有与“音素表面”相关（p.90）的某种逻辑可以结束一首歌（结束0≠0的某种连接）。作为审查的笑声以与理性主义的审查同样的身份被驳斥：讽喻（“笑得像公鸡一样”）和伏尔泰（“伟大的伏尔泰的堕落”）是同类敌人。任何让人想起、喻示或迫使人们进入逻辑言语单一统一体而窒息二元对立的东西，都想等同于某种“愚蠢的上帝”并缺乏谦虚（这个语词出自洛特雷阿蒙）。因此，“狂笑与恸哭同时。倘若您不能用双眼哭泣，那么就用嘴巴哭吧。假如这还不行的话，那就尿吧……”（p.233）突出义素的插入再次构成空集的某种连接，在这种链接中书写文字的“敬畏”得以实现：它拒绝编制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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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诗节就这样被毁灭，对偶诗句构成种种表意的0，而结构为由种种表意0构成的某种链条的文本，不仅质疑它与之对话的编码体系（浪漫主义、人道主义），也质疑它自身的文本构成。于是人们发现，这种空洞不是一无所有，而复量也没有经历“虚无”：沉静被两种对立的因素所回避。作为无意义的零在复量网络中并不存在。0是2，2是1：换言之，作为未分的1和作为虚无的0被排除出复量，后者的最小单位既是整体（虚空），也是2（二元对立）。让我们更贴近地考察复量的这种“数字化”现象，它既不是1也不是0，而是2和整体。统一体是空集，不区分数字段落，1是0，但它意味着：它主导复量的全部空间，它的存在在于聚合，但是复量拒绝赋予它某种价值（一个稳定的意义）。这种“统一”不是A和B的某种综合；但是它相当于1，因为它是整体，然而同时它又不能区别于2，因为所有鲜明对比、既对立又合为一体的义素都吸纳在它身上。任何统一和对偶的、二元对立的集，如果我们想给它以某种空间的表达，它便重新处于体积的三维空间。在洛特雷阿蒙那里，复量的数字游戏是通过偶数（2）和奇数（1、3）进行的。这种情况不是从无限制性向限制性或从不确定性向确定性的过渡，而是从对称性向核心、从无等级化向等级化的过渡。在分离量和空集的数字游戏中，复量变化在禁忌与僭越之间明显起来：节段呈互相分离状（A⊕B=S），被差异化，然而在这种差异之上，诗语生产了种种统一体，后者把各种差异改造为非排他性的二元对立。复量是1不以单位运作、而作为整体运作的唯一语言空间，因为它是双重性质的。如何阐释这个数字编码呢？书写文字拒绝建立为体系；因为是双重性质的，它在否认某事物时也在自我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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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在提出某种形式——他自身的体系的形式时背离了辩证法。洛特雷阿蒙的复量书写通过把自身建构为空集和分离量既避免了“形式”（取“确定”的意义）的陷阱，又避免了“沉默不语”的陷阱（马雅可夫斯基甚至被静默所诱惑：“这个题材的名称……”in“De‘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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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阅读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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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量值（阅读量值）可以从两个子量值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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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作为模糊回忆的陌生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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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作为引语的陌生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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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特雷阿蒙写道：“当人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教会我说话时，仅仅读了某人写在一页纸上的只言片语，我自己就可以把我的思维线索传达给别人了。”（p.120）他的《马尔多罗之歌》和他的《诗集》是对其他书写文字的解读：他的传达是与另一书写文字的交际。对话（第二人称在《马尔多罗之歌》中很普遍）并非发生在主体与信息的接受者、作家与读者之间，而是发生在书写的行为之间，书写者与阅读者为同一人，对书写者而言，后者同时又是另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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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嘲弄”对象的陌生文本或者作为模糊回忆（大洋般的波德莱尔？月亮、儿童、掘墓人缪塞？拉马丁？鹈鹕缪塞？以及《马尔多罗之歌》里脱节的浪漫主义的整个编码），或者作为引语（陌生文本在《诗集》里一字一句地被接用并分解），被诗语的复量所吸收。人们可以借助形式逻辑的方法，把复量空间里引语和模糊回忆的改造情况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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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复量是对另一书写文字的某种摧毁，书写变成了某种摧毁行为和自毁行为。这一现象作为题材是清晰可见的，甚至在大洋形象的案例（歌1）中得到明确地宣示。作家的第一个举措具化为否定大洋的浪漫主义形象是人的理想化。他的第二个举措是否定作为符号的形象本身，是解体固定意义。继人之后，复量摧毁了名称（“这种东西有个名称。它的名字叫大洋！你给他们带来的恐惧如此之大，他们对你毕恭毕敬……”［p.59］）。洛特雷阿蒙之所以向“令人着迷和波涛汹涌”的大洋致意，那是因为在诗人看来，它是某种否定性的起伏不定的网络的隐喻，这种否定性网络达到了各种可能的否定的极致，即书的隐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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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建构和解构在《诗集》里更加明显。诗在拒绝成为体系时，否定并自我否定。它以中断的、决裂的空间和气势汹汹的质疑形态，作为种种并列的箴言而存在，人们只有把它们当作道德（1）和复制品（0），才可以勉为其难地阅读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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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一文本之否定的肯定，发现了作为双重性质的复量统一体的一个新的维度，并揭示了洛特雷阿蒙文本的某种新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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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使用的各种否定语词用一种命题代替了所阅读的各种文本的暧昧性，在这个命题里，否定与肯定区别鲜明，分割清晰且互不兼容；从前者向后者之过渡的细微区别被遮蔽了，而取代某种辩证性综合（帕斯卡尔、沃韦纳格［Vauvenargues］）的是，洛特雷阿蒙建构了一个整体，后者至少是两个整体。例如：“我书写我的毫无头绪的思想，也许并非出于某种无意图的混淆；这是真正的秩序，而它永远以混乱标示我的客体。我过分抬举了我的主体，我之所以有条不紊地对待他，因为我想展示他无缘于有条有理。”（帕斯卡尔）而洛特雷阿蒙说：“我有条不紊地书写我的思想，出于某种绝不含糊的意图。倘若这些思想是正确的，第一个到来的思想便是其他思想的后果。这是真正的秩序。它以书法上的混乱标示着我的客体。假如我不能颇有条理地对待我的主体，将会使他颜面尽失。我想展现的是，他有思绪有条有理这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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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句子概括了洛特雷阿蒙的反思性生产力的规律。由“书法混乱”所建立起来的秩序（这个扎根于文本之中的异乎寻常的语词难道不应该理解为复量在破碎空间建构的动力吗？），这是某种箴言、某种道德的书写（“书写的目的在于置于某种更高的道德”，p.372），某种明确的1的书写，然而后者存在的前提是其反面相对于它是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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