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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逻辑的某种修改也随之而来，因为支撑诗语的关系类型与构成科学描述语言的类型的种种差异[23]。跳入任何试图把诗语形式化之人眼帘的第一个差异涉及“=”符号和真实性问题。它们是象征逻辑、数学和变异之智识抽象化的基础，而诗语是违背这些结构的。我们觉得，一种不背离诗语性质的形式化里是无法使用=号的（用格雷马斯［Greimas］的话说，恰恰因为组织其语素表现层面的种种相关应用和否定），而我们之所以使用它，那是因为现代数学（科学思想）没有提供其他思考体系。同样，真实性和逻辑矛盾问题在诗语里也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对于我们这些在学校里接受希腊抽象教育的人士而言，诗语通过某些似乎预设了（亚里士多德式）逻辑真实性并妄顾它们而发挥作用的关系建构自己的信息。那么两类解释显得“合情合理”：或者诗语（和所有可以称作“具体思想”的东西）是思想的原始阶段，无缘接受综合（莱维-布吕尔［Lévy-Bruhl］，皮亚杰［Piaget］），或者它们是正常逻辑的种种偏离现象。语言学的事实厌恶这两种解释。诗语很好地保留了等级结构和各种关系（多种形式的序列化和关联化），犹如在基本组合内部一组连接各种倒装形式和相互对应形式的成分一样（它构成“所有部分的整体”）。因此，似乎很难像皮亚杰那样区分某种具体逻辑（关系逻辑、儿童的逻辑）与某种言说逻辑（科学抽象的逻辑）。我们很难脱离语言而看到某种逻辑。关系逻辑是言说性的，它从言语的耦合和其原初运作中捕捉它，我们的文明把自己的各种结构充斥在常用语言或科学语言之中，它并没有消灭这些结构：它们残存于我们的语言世界（逻辑世界、科学世界）的内在性（取格雷马斯赋予该词的意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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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假设虚假与真实之间存在着无限数值（0≤x≤1）的多价逻辑学属于亚里士多德的双价逻辑学（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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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逻辑记载在某种不同的平面上。它依然受益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不是说它隶属于后者，而是说它僭越了后者并把它包含在内。由于诗的统一体相对于作为同类的另一统一体而建构，那么真实性（即1）的问题不能阻止它。诗作的复量跳过了1，它的逻辑空间大概是0—2，1仅仅潜在地存在。在一个真实性不是组织原则的领域里人们能够谈论逻辑吗？我们觉得是可以的，但有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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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布尔（G. Boole）之后，逻辑学作为科学已经不是哲学的一部分了，而是数学的一部分。因此，它趋向于表达精神上的运算程序而不关心意识形态的原则，但是提供所研究集中各种成分的耦合模式。与数学同化后的逻辑学，避开了通过与“预先确定之标准相比较而衡量”的义务（这是当今结构主义的缺点之一）：它拒绝作为某种“数理”（une ratio numérique）。沿着布尔开创的这条道路走下去，在我们看来，这意味着把逻辑学从某种由历史决定的并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相对真实性的原则中解放出来，并在辩证数学的基础上把它建构为种种关系的形式化。布尔把象征逻辑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与数学关联起来的举措，实现了第一次决裂，他没有把数学看做“量值”的科学，而是视为各种结合的形式化。这种路径源于他发现“逻辑理论与语言理论是密切相关的”，语言也被视为结合的网络。布尔的这些思考导致了第二次决裂：把逻辑的形式化与新数学和元数学关联起来。在书写文字中，诗的复量相对于另一复量建构为某种同类，这种书写文字的拓扑学维度的破碎场景的发现论证了上述路径。这样一种更接近布尔而远离弗雷格（Frege）的复量逻辑学与象征逻辑的关系，犹如新数学与代数的关系一样。作为介于象征逻辑与结构主义之间的方法论，它给出的一般公式可以使我们理解某部律条和某种对称性中的各种独特性，对称性即把持它们。“我们只能预测这样一种路径许诺给我们的各种乐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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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还有，在人们称作某种美学实践的构造中，“真正的”逻辑学同时处于隐性形态和被弗洛伊德从潜意识的痕迹中所捕捉到的某种“工作”所僭越的形态中。标示这种摇摆于斥力与僭越之间的工作，如果只能用真实的言语来表述的话，不啻于在某种只能与真假主导一切的区域（其行为方面）相切的区域里动手术一样。因此我们不妨说，这种“诗的逻辑”可以勾勒人们有意确立为某种可能的辩证性逻辑学的东西：真实性定位的形式否定和理论，在不同的符号学实践中，真实性以不同的方式，为形式主义提供了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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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辩证性逻辑学”的标记网络应用于艺术，行将破除某种幻觉，即“远见和投射性的”唯心主义的艺术概念（柏拉图，《菲勒波斯篇》［Philèbe］）。某种作为科学而建构起来的逻辑学用以理解“艺术”（但不把艺术压缩为传统科学路径那样的独白主义），将用这种艺术的结构揭示任何艺术都是某种应用科学的道理：即艺术家与其时代共同拥有（或稍后拥有，或先于其时代拥有）的应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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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符号能够尝试着解释各种语词的运作似乎是悖论性的。论证这样一种经验的，乃是在我们的社会里，语词已经变成澄明、僵化、枷锁：它圈定、削减、终结。兰波、洛特雷阿蒙和超现实主义者之后，如果在某位作家那里，它还能混淆若干空间并吸引描述某种节奏的震颤，人们甚至会惊愕的。我们需要超越理性主义的禁条并鲜活地捕捉动作、肢体、魔术的生命，以期重新意识到，人所拥有的各种语言并不能把他局限于线性字面中，而允许他从空间中挖掘自己。有关话语的另一种立场继续如下：人们竭力（例如阿尔托［Artaud］）展现他对运动或色彩的融入。语言学质疑语词作为构成语言动态材料之种种关系的“死亡”。作为某种理性抽象和逻辑抽象的产品，语言学很难对作为穿越某种延伸空间之运动的语言的暴力敏感，在这种空间里，语言在其节奏的冲动中建立它的各种意指。我们需要某种数学的形式主义，以软化某种“独白式的”科学并揭示这些安排的骨骼、脉络，而语言的辩证法即实现于这些安排之中：不曾中断、有条不紊的置换的某种无限性。谁能知道呢，也许语言学成立的最好理由之一，就是把这些“意指”层和僵化的阐释层、先验观念层和已经成型的逻辑层面，从我们的语言中清理出去，并把它的空白秩序即反射性、及物性和非及物性、对称性和不对称性等还给我们。那么也许我们就能意识到有些语词并不“圈定”，因为意指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在动态中生成的，且诗语提供其无限性以期用种种新联结代替语言的陈旧化：用种种书写痉挛质疑其主体、它的宇宙形象和它在自身的位置。这种作为分解行为和震颤行为在空间中书写的言语，科学从数学的象征主义中发现了它的秩序。这种言语的某种隐喻性产品，人们可以把它引导到其源泉以便澄清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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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今，这些格式化只能捕捉到复量极有限的几个维度，而复量则视诗歌文本为社会、历史和性的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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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形式化仅反向地向我们归还思维的生产力；符号学家继书写者之后解释（观念化）某种共时性并找到某种整体板块式（语言、形体、社会属性）运作的“精神”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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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任何社会，科学方法（独白式的、认知论式的）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必要的，因为解释（“抽象”是列宁心中的某种“幻想”[25]，这个词用新近的用语可以注释为“延异”[26]）是社会性（交往）根本的不可或缺的量值。马克思写道：“在实际交往中，抽象也应该借用某种符号而被物化、象征化、现实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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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标示”是某种社会命令，它在“人文学科”里的选择问题（“某种符号”）则是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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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的拙见，面对抽象的言语象征化，形式化的抽象具有若干优点，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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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式化使以其他方式无法察觉的某种结构跃然纸上。数学“为它们作为其构成部分的常用语言投射了一缕光明”，W·V·奎因写道：“在每种情况里，截至当时仅仅偶然地或无意识地由常用语言的建构所完成的某种特别功能，现在被人为标记独有的表达力量明显地烘托出来（stands boldly forth）。犹如那些通用语汇的潜意识功能就这样被某种漫画（une caricature）所分离并变得意识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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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漫画”一词使我们想起了它的某种原初意义（希腊语：βχρσç，拉丁语：carrus，um，晚期拉丁语：carricare，意大利语：caricare），它蕴涵着“沉重”“重量”“承载”“负担”（在谈论命令时），但也蕴涵着“强力”“信用”“权威”“重力”等意思。公理化确实是某种负重、命令和强加在研究对象（诗语）之复杂流动性上面的某种权威。但是这种力量远未达到扭曲其对象形象的程度，因此我们不妨说它捕捉到了该客体（“它的各种怪相”）的力量线条，如果它把这些怪相一直扮演到底，那就犹如它自己在做怪相。我们可以把普鲁斯特的模仿视作“重负”，并谈论“漫画式的”肢体。在这个强有力的“漫画”系列里，复量的公理化是一种充满激情的、“夸张的”和“离心的”方法，它通过特征和细节选择的方法（去掉了漫画的贬义），更加酷肖它的对象，胜过某种言语描写（肖像素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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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停留于某种象征性符号实践的公理性形式化，不是某种封闭的体系；它因此而对所有的符号实践开放。如果它像任何表意方法一样具有意识形态性，那么浸透着它的意识形态是它唯一无法避免的，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构成了任何解释（任何量值和任何科学，亦即任何社会），而这是认识的意识形态（是某种差异的意识形态，这种差异趋向于接近它起初持有距离的东西）。就其留给符号学家选择自己对象的“自由”和根据自己的历史定位而把握其取舍的“自由”的范围内，它还是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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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对元数学和数学逻辑方面当今的新发现，加上现代诗语的各种结构，符号学碰到了两种不可分割的方法即（科学的、独白性的）量值方法和（质疑性的、对话性的）复量方法所落脚的两个关键点，就此而言，它在某种全面的革命进程中，占据着某种关键性的意识形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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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任何科学一样，这种复量科学也不可能向我们昭示其对象的全部复杂性，涉及文学复量时其能量更逊一筹。我们也不认同这样的幻想，即一种抽象的一般结构能够给予某具体化的书写某种全面的诠释。然而，在某种抽象层面捕捉复量逻辑的努力，是超越心理主义或庸俗社会学的唯一方法，心理主义或庸俗社会学仅从诗语中看到了某种表达或某种反映，因而排除了它的各种独特性。那么向符号学家提出的问题就是在沉默和某种富有前途的形式化中做出选择，努力把自己建构为复量（作为解构和作为箴言的复量），愈来愈成为与诗语复量同构的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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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史忠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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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Barthes，“Introduction à l’analyse structurale du récit，”in Communications，8，1966：son modèle dynamique de la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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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J. Greimas，“E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e l’interprétation du récit mythique，”Ibid.：sa thèse de l’intégration de la culture naturelle dans le my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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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种彰显符号触摸特征的功能通过自身深化了符号与客体基本的二元对立”，R. Jakobson，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Ed. de Minuit，p.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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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ubliées partiellement par J. Starobinski in Mercure de France，février 1964. Cf. également，depuis，Tel Quel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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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V. Vinogradov，K Postroeniïu teorii poetitbeskovo jazika（Pour la construction d’une théorie du langage poétique）Poetika，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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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V. Jirmunski，Vedenile v metriku，Teoriia stixa（Introduction à la métrique，théorie du vers），Leningrad，1925; B. Tomachevski，Ritm prozy. O stixe（le Rythme de la prose. Sur le vers），Leningrad，1929，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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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 Jakobson，Structure of Language in its mathematical aspects，in Proceedings of Symposia in Applied mathematics，vol. XII，1961，pp.24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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