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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来把这种多价的复量空间的关系形式化的程序是从若干同构的体系中借用来的，如集论和数学。人们还可以使用象征逻辑的形式化，尝试避免因其理性主义的编码而强加给诗歌语言的各种限制（0—1的间隔，主谓句子结构的原则等）。我们将因此而落脚于某种公理化，它在诗语中的应用要求给予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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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之前，有关复量网络形式化的可能性，我们想提及古代中国向我们提供的关键见证：《易经》。在《易经》的八卦和64别卦里，数学运算和语言意义的建构混淆在一起，以证明“语言的数量与它们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它们的根本性质的”（费·德·索绪尔）。在这部文本里只能由某种数学兼语言学方法全部揭示的众多价值里，我们仅提示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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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语言学家们似乎真正被置换和结合的种种问题牵动心扉，以至于许多数学家（Mikami）提醒人们注意，64别卦是由阳爻和阴爻配合而成的，它们与计算图示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把爻（音素）和运算（语素）看做先于所有能指的东西。同样，“秘算”处理语言结合的种种问题，而著名的“三才”方法应该是回答诸如“安排9个字母其中3个是a、3个是b、3个是c的方式有多少种？”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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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的“卦”不反馈到某种萦绕心头的念头（上帝、父亲、头领、性），而是反馈到作为差异之数学运算的语言的某种普遍的代数。从时空两极拿来的洛特雷阿蒙的文本和《易经》文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把索绪尔改变语词字母位置之举的意义扩展到某种更广的范围，后者触及了语言运行的本质。为这种书写文字增色的是一部当代文本，那就是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的《正剧》（Drame），其结构表格（连续段落和被中断的段落的交替组合一共构成了64个方格）和人称（我、你、他）的配置把《易经》澄明的数字化与欧洲言语的悲剧性冲动联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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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六、作为漫画的公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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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过去了。我寻找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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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特雷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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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理方法的真正历史始于19世纪，其特征是由某种实质性的（或直觉的）观念过渡到某种形式建构。这个阶段以伊尔贝有关数学基础的研究成果的问世而结束；在他的研究中，公理体系之形式建构的倾向达到了顶点并开创了当今这个阶段：公理方法作为形式化的新表意体系之建构方法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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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管这种方法的形式化程度如何，在现在这个阶段，它应该在某些定义的基础上继续建立。然而，当今的公理方法却是带着某些隐性的定义运行的：没有定义规则，而术语仅仅根据它所从属的（全部公理的）语境获得某种确定的意指。这样，因为一种公理理论的基础术语是由全部公理隐性定义的（不反馈到它们所外延的元素），那么公理体系就不描述某个客观的具体领域，而是描述一类抽象建构起来的领域。因此，研究的对象（科学理论，或我们这里的诗歌语言）变成由某种人为语言之象征构成的某种形式产物（按照确定规则进行的形式运算）。这种情况因下述原因而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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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各自的理论或诗歌语言）之语言的某种象征化：用意指严谨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某种人为语言的象征代替自然语言的符号和表达方式（具有多义性并经常标示准确的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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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形式化：把这种人为语言建构为形式运算，形式化之外将其意指抽象化；某种清晰的差异化确立于人为语言与它所描述的参照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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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用于数学的公理方法在展现其优点的同时[21]，也展现了它的局限性[22]。应用于诗语时，它将避免截至现在它无法解决的某些困难（这些困难尤其与真实的无穷性概念相关）。我们再次发现，语言实际上是唯一的真实的无穷体（亦即由相互严格区分之语言行为构成的某种无穷整体）。这种观念自然被理想化了：如果我们全部阅读了整个完整的自然整体，才可能与某种真实的无穷性打交道。倘若涉及文学语言时，对于我们的意识本身而言，这是不可能的。把由无穷思想主导的数学（更具体地说，把集论）应用于作家心目中的语言这种潜在的无穷性，有助于把诗语的无穷性观念带回编码之任意使用者的意识，因为公理方法的作用就是赋予所分析的客观领域之各种元素的联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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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们可以反驳说，公理方法的极端形式化通过集论手段严格描述诗歌编码成分之间的关系的同时，把其每种成分的意指、把文学的“语义学”弃置一旁。我们还可以分享这样的意见，即语言成分的语义学（包括文学语义学），就是这些成分在语言组织中的各种关系，因而它是可以数学化的。然而，在研究的现状下，我们需要使用经典的语义分析（分割为语义场、语素分析和语素的分配分析）作为起点（作为隐性的定义），作为功能方式的某种象征化和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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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两种理论（语义学与数学）的联姻导致其一即语义学逻辑的压缩，而有益于另一种学理即数学。信息提供者的主观判断继续发挥着某种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诗语的公理化仍然可以构成象征逻辑的某种分支，使它跳出三段论和主谓语句所提的种种问题的范围（言语真实性的问题因而就被搁置起来了），以期囊括其他的思维方式。对于文学文本的分析，公理方法具有捕捉语言冲力、从诗歌信息场捕捉力量线条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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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数学概念的使用显然仅仅是隐喻性的，原因是，在常用语言/诗语之关系一方与有限性/无限性之关系的另一方之间，可以建立起某种类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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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逻辑的某种修改也随之而来，因为支撑诗语的关系类型与构成科学描述语言的类型的种种差异[23]。跳入任何试图把诗语形式化之人眼帘的第一个差异涉及“=”符号和真实性问题。它们是象征逻辑、数学和变异之智识抽象化的基础，而诗语是违背这些结构的。我们觉得，一种不背离诗语性质的形式化里是无法使用=号的（用格雷马斯［Greimas］的话说，恰恰因为组织其语素表现层面的种种相关应用和否定），而我们之所以使用它，那是因为现代数学（科学思想）没有提供其他思考体系。同样，真实性和逻辑矛盾问题在诗语里也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对于我们这些在学校里接受希腊抽象教育的人士而言，诗语通过某些似乎预设了（亚里士多德式）逻辑真实性并妄顾它们而发挥作用的关系建构自己的信息。那么两类解释显得“合情合理”：或者诗语（和所有可以称作“具体思想”的东西）是思想的原始阶段，无缘接受综合（莱维-布吕尔［Lévy-Bruhl］，皮亚杰［Piaget］），或者它们是正常逻辑的种种偏离现象。语言学的事实厌恶这两种解释。诗语很好地保留了等级结构和各种关系（多种形式的序列化和关联化），犹如在基本组合内部一组连接各种倒装形式和相互对应形式的成分一样（它构成“所有部分的整体”）。因此，似乎很难像皮亚杰那样区分某种具体逻辑（关系逻辑、儿童的逻辑）与某种言说逻辑（科学抽象的逻辑）。我们很难脱离语言而看到某种逻辑。关系逻辑是言说性的，它从言语的耦合和其原初运作中捕捉它，我们的文明把自己的各种结构充斥在常用语言或科学语言之中，它并没有消灭这些结构：它们残存于我们的语言世界（逻辑世界、科学世界）的内在性（取格雷马斯赋予该词的意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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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假设虚假与真实之间存在着无限数值（0≤x≤1）的多价逻辑学属于亚里士多德的双价逻辑学（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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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逻辑记载在某种不同的平面上。它依然受益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不是说它隶属于后者，而是说它僭越了后者并把它包含在内。由于诗的统一体相对于作为同类的另一统一体而建构，那么真实性（即1）的问题不能阻止它。诗作的复量跳过了1，它的逻辑空间大概是0—2，1仅仅潜在地存在。在一个真实性不是组织原则的领域里人们能够谈论逻辑吗？我们觉得是可以的，但有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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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布尔（G. Boole）之后，逻辑学作为科学已经不是哲学的一部分了，而是数学的一部分。因此，它趋向于表达精神上的运算程序而不关心意识形态的原则，但是提供所研究集中各种成分的耦合模式。与数学同化后的逻辑学，避开了通过与“预先确定之标准相比较而衡量”的义务（这是当今结构主义的缺点之一）：它拒绝作为某种“数理”（une ratio numérique）。沿着布尔开创的这条道路走下去，在我们看来，这意味着把逻辑学从某种由历史决定的并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相对真实性的原则中解放出来，并在辩证数学的基础上把它建构为种种关系的形式化。布尔把象征逻辑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与数学关联起来的举措，实现了第一次决裂，他没有把数学看做“量值”的科学，而是视为各种结合的形式化。这种路径源于他发现“逻辑理论与语言理论是密切相关的”，语言也被视为结合的网络。布尔的这些思考导致了第二次决裂：把逻辑的形式化与新数学和元数学关联起来。在书写文字中，诗的复量相对于另一复量建构为某种同类，这种书写文字的拓扑学维度的破碎场景的发现论证了上述路径。这样一种更接近布尔而远离弗雷格（Frege）的复量逻辑学与象征逻辑的关系，犹如新数学与代数的关系一样。作为介于象征逻辑与结构主义之间的方法论，它给出的一般公式可以使我们理解某部律条和某种对称性中的各种独特性，对称性即把持它们。“我们只能预测这样一种路径许诺给我们的各种乐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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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还有，在人们称作某种美学实践的构造中，“真正的”逻辑学同时处于隐性形态和被弗洛伊德从潜意识的痕迹中所捕捉到的某种“工作”所僭越的形态中。标示这种摇摆于斥力与僭越之间的工作，如果只能用真实的言语来表述的话，不啻于在某种只能与真假主导一切的区域（其行为方面）相切的区域里动手术一样。因此我们不妨说，这种“诗的逻辑”可以勾勒人们有意确立为某种可能的辩证性逻辑学的东西：真实性定位的形式否定和理论，在不同的符号学实践中，真实性以不同的方式，为形式主义提供了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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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辩证性逻辑学”的标记网络应用于艺术，行将破除某种幻觉，即“远见和投射性的”唯心主义的艺术概念（柏拉图，《菲勒波斯篇》［Philèbe］）。某种作为科学而建构起来的逻辑学用以理解“艺术”（但不把艺术压缩为传统科学路径那样的独白主义），将用这种艺术的结构揭示任何艺术都是某种应用科学的道理：即艺术家与其时代共同拥有（或稍后拥有，或先于其时代拥有）的应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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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符号能够尝试着解释各种语词的运作似乎是悖论性的。论证这样一种经验的，乃是在我们的社会里，语词已经变成澄明、僵化、枷锁：它圈定、削减、终结。兰波、洛特雷阿蒙和超现实主义者之后，如果在某位作家那里，它还能混淆若干空间并吸引描述某种节奏的震颤，人们甚至会惊愕的。我们需要超越理性主义的禁条并鲜活地捕捉动作、肢体、魔术的生命，以期重新意识到，人所拥有的各种语言并不能把他局限于线性字面中，而允许他从空间中挖掘自己。有关话语的另一种立场继续如下：人们竭力（例如阿尔托［Artaud］）展现他对运动或色彩的融入。语言学质疑语词作为构成语言动态材料之种种关系的“死亡”。作为某种理性抽象和逻辑抽象的产品，语言学很难对作为穿越某种延伸空间之运动的语言的暴力敏感，在这种空间里，语言在其节奏的冲动中建立它的各种意指。我们需要某种数学的形式主义，以软化某种“独白式的”科学并揭示这些安排的骨骼、脉络，而语言的辩证法即实现于这些安排之中：不曾中断、有条不紊的置换的某种无限性。谁能知道呢，也许语言学成立的最好理由之一，就是把这些“意指”层和僵化的阐释层、先验观念层和已经成型的逻辑层面，从我们的语言中清理出去，并把它的空白秩序即反射性、及物性和非及物性、对称性和不对称性等还给我们。那么也许我们就能意识到有些语词并不“圈定”，因为意指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在动态中生成的，且诗语提供其无限性以期用种种新联结代替语言的陈旧化：用种种书写痉挛质疑其主体、它的宇宙形象和它在自身的位置。这种作为分解行为和震颤行为在空间中书写的言语，科学从数学的象征主义中发现了它的秩序。这种言语的某种隐喻性产品，人们可以把它引导到其源泉以便澄清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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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今，这些格式化只能捕捉到复量极有限的几个维度，而复量则视诗歌文本为社会、历史和性的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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