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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柏拉图的这篇对话，对两种类型的表意时间的朦胧感觉似乎勾画出来了：一种是话语类型；另一种是陈述文的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逻辑类型，第二种类型，柏拉图不知道该把它放在何处，只能把它放在“理不清的最高程度”的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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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话语外”、这种“逻辑外”在所谓的艺术陈述文中得以客体化。柏拉图正是从“景观”“塑造”“形象”中寻找这种否定类型的实现；当这种否定不再是在某种判断举措（例如话语举措）中、而是在表意生产的昭示举措中，这种同时把正与反、话语以为存在和话语以为不存在的东西会合在一起的举措中，肯定被否定的东西时，它不遵循话语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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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谓的某种真正的形象，某种相似物，虽然并非真正不存在，但却不存在。”瑟埃忒托斯说：“这样一种纠缠很可能是非存在与存在之间的纠缠，而这种情况以某种完全令人迷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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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是因为正与反、真实与非真实的这种令人迷惘的纠缠（话语逻辑显然无法把这种纠缠思考为其他形态，只能理解为某种反常），诗歌语言（这种反话语）被视为由柏拉图的各种设置所主导的某种体系里的异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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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更切近地考察诗的所指是如何成为“非存在与存在纠缠在一起、且以某种完全令人迷惘的方式”纠缠在一起的这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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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诗语的非个性的具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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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诗歌语言或者指示某种特别的东西（具体的和个性的），或者指示一般的东西。换言之，非诗歌语言的所指根据语境，或者是某种特别类型（具体的和个性的类型），或者是某种普遍类型。例如，在一篇关于一个房间的非诗歌陈述文里，可以指称或者一个具体的房间（一个具体的客体，位于空间的某个地方），或者作为某种居室的一般概念。然而，当波德莱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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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是香水瓶，有金丝的绸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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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以快感的家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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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石像，油画，熏了香的衣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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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曳着豪华的皱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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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间如温室般暖和的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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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又危险又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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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棺里面正在枯萎的花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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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白的眼，无思无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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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杀的女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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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之所指既不是具体的，也不是一般的，且语境本身更多地混淆了这种区分而非使它简易化。在这种词义里，诗的所指是暧昧的。它采用各种最具体的所指，把它们具化为可能的所指（赋予它们越来越特别的和出人意料的形容语），同时可以说把它们提升到了一个普遍性的层面，后者超越了概念言语的普遍性[13]。波德莱尔诗作的节选建构了一个意指“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种所指比在话语里更具体，也比在话语里更一般、更可以触摸到和更抽象。我们似乎觉得，从这个陈述文出发，我们可以再现某个客体，然而对文本的总的阅读说服我们，这是一部一般化程度很高的文本，任何个性化都被湮没其中了。我们不妨这样说，即诗语的所指享有某种双重定位：它既是（即同时而非相继）具体的，也是一般的。它把具体和一般环扣在某种非综合性的应用里，并因这种做法而抛弃了个性化：它是某种非个性化的、连接一般的具体。似乎诗语所指的统一性集中在这一点上，它不通过个性，而是通过分化（同时拥有具体性和一般性），重新连接到整体。因而在这个层面我们发现，诗语的所指远未排斥两个相互对立的项（类型，远未设置具体与一般相pk，A与B相pk），而是把它们囊括在某种双重性中，囊括在某种非综合性的会合中（AQB，用逻辑格式可以这样表示）。这样一种具体的但并非个性的所指，话语并不宽容它，柏拉图就曾再一次揭示了具体与非个性对于逻各斯的这种不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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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难道不应该拒绝认同他在说话吗，人在这种情况下，同时又真的不谈论任何个人的事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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