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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谓的某种真正的形象，某种相似物，虽然并非真正不存在，但却不存在。”瑟埃忒托斯说：“这样一种纠缠很可能是非存在与存在之间的纠缠，而这种情况以某种完全令人迷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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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是因为正与反、真实与非真实的这种令人迷惘的纠缠（话语逻辑显然无法把这种纠缠思考为其他形态，只能理解为某种反常），诗歌语言（这种反话语）被视为由柏拉图的各种设置所主导的某种体系里的异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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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更切近地考察诗的所指是如何成为“非存在与存在纠缠在一起、且以某种完全令人迷惘的方式”纠缠在一起的这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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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诗语的非个性的具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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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诗歌语言或者指示某种特别的东西（具体的和个性的），或者指示一般的东西。换言之，非诗歌语言的所指根据语境，或者是某种特别类型（具体的和个性的类型），或者是某种普遍类型。例如，在一篇关于一个房间的非诗歌陈述文里，可以指称或者一个具体的房间（一个具体的客体，位于空间的某个地方），或者作为某种居室的一般概念。然而，当波德莱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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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是香水瓶，有金丝的绸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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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以快感的家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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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石像，油画，熏了香的衣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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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曳着豪华的皱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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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间如温室般暖和的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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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又危险又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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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棺里面正在枯萎的花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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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白的眼，无思无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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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杀的女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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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之所指既不是具体的，也不是一般的，且语境本身更多地混淆了这种区分而非使它简易化。在这种词义里，诗的所指是暧昧的。它采用各种最具体的所指，把它们具化为可能的所指（赋予它们越来越特别的和出人意料的形容语），同时可以说把它们提升到了一个普遍性的层面，后者超越了概念言语的普遍性[13]。波德莱尔诗作的节选建构了一个意指“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种所指比在话语里更具体，也比在话语里更一般、更可以触摸到和更抽象。我们似乎觉得，从这个陈述文出发，我们可以再现某个客体，然而对文本的总的阅读说服我们，这是一部一般化程度很高的文本，任何个性化都被湮没其中了。我们不妨这样说，即诗语的所指享有某种双重定位：它既是（即同时而非相继）具体的，也是一般的。它把具体和一般环扣在某种非综合性的应用里，并因这种做法而抛弃了个性化：它是某种非个性化的、连接一般的具体。似乎诗语所指的统一性集中在这一点上，它不通过个性，而是通过分化（同时拥有具体性和一般性），重新连接到整体。因而在这个层面我们发现，诗语的所指远未排斥两个相互对立的项（类型，远未设置具体与一般相pk，A与B相pk），而是把它们囊括在某种双重性中，囊括在某种非综合性的会合中（AQB，用逻辑格式可以这样表示）。这样一种具体的但并非个性的所指，话语并不宽容它，柏拉图就曾再一次揭示了具体与非个性对于逻各斯的这种不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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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难道不应该拒绝认同他在说话吗，人在这种情况下，同时又真的不谈论任何个人的事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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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诗语的参照系与非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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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触及诗语的所指与参照系的关系时，A与B两个相互排斥的项（AQB）的同样的非综合性会合也可以看出来。诗语的所指同时反馈和不反馈到一个参照系那里；它存在和不存在，它同时既是某种是又是某种非是。诗语在第一运动中似乎指示是，亦即话语（逻辑）指示的存在（在波德莱尔那里，cf. supra，p.252：雪花、点缀着金丝的布片、家具、大理石、画作、芳香的裙子等）；然而，所有这些“自诩”反馈到具体参照物的所指，突然融入了话语（逻辑）指示为不存在的语词，例如由无生命力的物体所激发着的修饰语（“硕大的家具”“垂死的花束”），或者把系列相异的义素组织聚会在其中之一身上（在用“玻璃棺”代替“瓷瓶”的案例中，义素“结束”是把鲜花枯萎的瓷瓶与人死灯灭的玻璃棺结合在一起的义素之一）。在非诗歌话语中，花束并没有枯萎，家具也并非体积庞大。但是它们在诗中却枯萎和庞大了，诗以这种方式肯定某种非存在的存在，并实现诗语所指的双义性。隐喻、换喻和所有比喻形式都处于由这种双重语义结构所圈定的空间。事实上，即使诗语的所指仅采纳了肯定形式，我们也不以为它仅仅是肯定式的，而这恰恰就是我们的文化称之曰某种诗语的东西。这种肯定是第二等级上的（“有一些硕大的家具”）：它与话语逻辑传授给我们的某种否定（“没有硕大的家具”）不期而至。不同于构成意指和判断之否定方法所固有的Aufhebung，处于诗语所指作品中的否定把逻辑规范、这种规范的否定（“没有硕大的家具，这并不是真的”）和对这种否定的肯定会聚在同一表意步骤里，而不是把这些阶段异化在某种三部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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