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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无限小的数量视为有用的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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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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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意指的现代科学把承载着某种意义并可以在一结构中与其他成分结合、该结构一劳永逸地赋予它某种意指的实体，作为自己的基础成分。人们希望从语词中看到这个实体，而这就是索绪尔符号理论的起点。今天，结构语义学近乎专断地从一词素内部分离出种种义素，这些义素只是一些“理念”，没有任何物质支撑和其他立足的理由，只有统计担保的说话者的直觉（格雷马斯［Greimas］，佛梯耶［Fottier］）。分配式分析一边在保留语词作为实体的同时，通过考虑语词的语境关系同时也考虑句法而定义它的意义（哈利斯/Harris及其继承者：阿普瑞斯让/Apresjan就谈论“句法的意指”）。但是，在上述两种情况里，语词能指的完整性没有受到置疑：语言意指的任何理论都没有攻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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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三种相当不同的尝试似乎在分解这种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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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尝试是布拉格音位学派（音素学派）的尝试，它超越语词的完整性和表达力[12]，甚至把声音也分解了[13]，在语词的音响表面只保留了语言中具有区分功能的对立性特征。音位（音素）得以被定义为“语词物象上的语音标记”或者如下：“语言的音位不是声音，而仅仅是汇集在一起的音响特征”（布卢姆菲尔德［Bloomfield］，黑体字为我们所加）。显然，音位学研究没有建立在某种能指理论的基础上，且在它们所处的实践层面，也不瞄准某种意指理论。然而，语词的雾化和语言调查确定以语言中分离出来的音响能指为对象，可以让我们预见到，关于象征运作的某种思想是从那里找到它的起点的。事实上，雅各布森（Jakobson）所建立的音位（音素）与印度语法学家们所谓的“sphota”、而我们定义为音位概念的再界定因素（第二层面的界定因素）[14]之间的关系，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的。遗憾的是，音位学的膨胀损害了它的理论深化。人们可以观察到，尤其是在结构主义里，观察到某些音位学原则在意指方面的照搬，这种照搬的先验理念是，意指是独立单位的某种对偶式组合。这种方法从如此构成的场域中排除了作为发展的意指问题，同时也排除了它的再界定问题，并导致了种种“部分”组成某种“整体”的统计性质的和机械性质的意指观：这种观念如今支配着结构语义学并使它在文本面前变得很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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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配有关意指之言语的实证主义之外，我们对意指的最早认识归功于某种极有分量的贡献，这就是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贡献。拉康试图“展示能指是如何实际进入所指的，亦即以何种形式进入所指，这种形式因为不是非物质化的，就提出了它在现实中的地位问题”[15]，拉康把字母定义为“具体言语向语言借鉴的物质支撑”，定义为“能指的基本上被区域化的结构”[16]。拉康重新激活了弗洛伊德关于梦的思想（《释梦》［Traumdeutung］），把它激活为字谜和象形文字，他不仅强调能指对意义的“预期”作用，而且全新地界定了表意手段与意义的关系，它们的关系是一种扶持关系（insistance）而非具化关系（consistance）[17]。躲避在能指下面的所指的这种不断提升的结点可能是以字母形式出现的表意文字，或以表意文字形式出现的字母，意即众多表意手段散落在文本之中[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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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的《易位构词法》（Anagrammes）一书应该置于通过被行动中突出的某种意义所摧毁的某种能指而探寻意指的这些理论之中。似乎在否定他自己的符号理论一样，索绪尔发现了他以为是某个首领或神的名字在文本中的播撒[19]。能指的这种作用我们称之为“复量”，它一劳永逸地打碎了语言客体的封闭性，并使它向着我们开始时提到的这种双重背景开放，这就是基因文本的生产。如今，人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索绪尔错误地把专有名词当作复量化的核心而赋予它特殊地位。然而他正是通过这一“错误”而发现了似乎调节任何文本书写的某种律条，我们可以把这个律条定义如下：某种具体的表意功能通过给定之文本能指的全体而膨胀，后者排除作为意指基础单位的符号和语词。复量主义把某种具化为一个或若干个字母（或音素，在这里，它们是区分标记而非表达）的最低表意功能确立为起点。这种功能发展为某种文本节段，对后者而言，句子不是某种界限。在这样一种视野里，不再有“产出”也不再有“表意链条”，因为没有并列出现的种种“单位”。反之，字母成了现象文本给予基因文本的“物质支撑”，或者更上一层楼，成了表意程序的聚焦（“能指的结构基本上被局部化”），成了无限生产得以凸显的表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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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从这一点开始，我们想把我们关于《数论》的言语放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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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生产的能指通过穿越和僭越语词和句子、符号和结构而把表意的某种无限性安排[20]为书写单位或语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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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意的无限性”意味着已经记录的或未来的语言结合的所有可能性，诸如不同语言和不同表意实践已经使用的或还将使用的表意手段的无限资源。在这种词义里，“无限”不是一种剥夺性的、否定性的概念（而它在希腊哲学和现代哲学里则是这样的概念，见a-peiron和a-leteia），因为它不是某种缺失，而它什么也不缺少（亚里士多德说：“无限就是永远缺点什么的东西”）。由于这一事实，它在现象文本中物质性地如雨后春笋般成为自己繁殖的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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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意的无限性从中得到凸显的“书写单位或语音单位”，是现象文本中分离出来的最小的表意集。一个“集”要构成，可以拆散语词或者不遵守它的边界，或者囊括两个词素，或者把另一词素破碎为音素，目的在于把它带向某种不确定的意义系，某种不确定的、但却永远可以从不同文本和文化中找到的成义过程。这种表意集呈现为某种“单位”，指示某种不确定性，它更多的是某种显而易见的多元性，因为它被局部化和具体化。在我们思考的这种场域里，我们称作某种“表意集”的东西，不再现某种“本质”或某种所指，而标示着表意无限性的某种多元性的和偶然性的分配。出于这种理由，我们说这种最小表意集拥有某种数字功能，并与象征体系中被指示为“数”的东西相同化。文本没有在符号层面通过反馈到参照物或所指而构成相关物，而是把玩能指的数字功能，它的不同的集都属于数字范畴。这种能指，文本的能指，乃是囊括一切的某种抽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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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同化要求做下述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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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数都被视为结点，那里标示着差异化的、非均质化的无限量。数是科学和神秘的诞生点，是它们的差异点，但有时也是它们的聚合点（毕达哥拉斯、新柏拉图主义、犹太教神秘哲学）。数作为无限中的切口，“聚焦到点上”的某种无限，乃是最早的组织运动，亦即最早的去除标记和排列运动。这种运动与单纯的“表意”不同，我们不妨这样说，它涵盖更广泛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表意”可以被理解并安放在它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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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义分析就这样进入符号的内部，发现了表示无限量的抽象数，后者安排某具体数（书写符号集和义素集），然后赋予它某种参照系或某种参照义并把它变成符号。标记、结点、安排、指示/指代等，这些就是抽象数的功能。棍棒、切口、绳结、贝壳、果核等，这些就是最初的数（公元前4000年，玛雅人用绳结和绳束来计数）。整理棍棒（公元前3000年，在玛雅人那里，或10个棍棒等于一捆，或20个棍棒等于一捆）已经是对无限量的排列和数字化体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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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数就不代表也不意味什么东西。除了模仿（模拟和艺术）和“理念”之外，因而也除了从其形而上学意义上拿来的意指和真实以外，数没有外部，也没有内部。它并非由它之外的其他事物引发、生产、造成。作为展现为有限量之无限，数是指代性质的，它的功能就是指示多元性，把它分而解之（塔拉愚玛拉人计数时一边计数一边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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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的演进中，数的概念承受了多重变化（负数、虚拟数、有理数、无理数、伽卢瓦［Galois］的同构群、库默［Kummer］和狄德金［Dedekind］的理想数等[21]），其认识论的澄清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22]。然而我们还要说明的是，我们对数的两个观念很感兴趣，它们对我们现在继续进行的一般思考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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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借助主体建构的某种问题性的启示来观照数。数与共相放在同一方面“取决于我们的思想”[23]，但同时又代表着具体的事物[24]。作为非常理想的和主观性的建构，它们将是延续（la durée）的种种方式，条件是延续是主体确定性（有限性）的符号[25]。对延续有意识的主体，因而也对自身的界限有意识，排列它并因此而到达数字的科学。数作为数学序列里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中间单位[26]，它使衡量成为可能，统一了方法并建立了代数几何，在那里，整体由所有部分的添加来衡量。至于空间和无限，由于已经被排除出主体并因而也与数无缘，被逐出知性而留给想象，它们被归诸神性，那是主体及其科学不可或缺的支撑和必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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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丧失权利使笛卡尔的思考成为可能，即能指和/或其超越主体运行权的丧失。于是，数字被压缩为某种符号，条件是“事物”与“理念”之间的某种二元对立得到肯定，后者代表前者：理性主义导致了某种“唯物主义”，前提是整体以神为支撑。当然，这种数字“符号”的参照系是括起来的，它的价值被尽量缩小，以至于把它压缩为某种“姿态”而非符号本身，其实质是不具体引述某事物，而是以外在身份喻示。这样，这种笛卡尔的“数字”的意识形态背景和意群规律就重温了符号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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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人们就理解了这种数字符号因为创立了确定性、它是如何创立时间的，如同黑格尔的符号和索绪尔的符号在延续中体验时间一样。数字符号作为把无限空间聚合为延续——主体眼中的确定性——的场域，不啻于确立了时间，因而能够圈定可以度量的某种节奏。它本来是主观性的和临时性的，忘却了这些特点而呈现为表面上必然的结构性：在某整体的范围内，各个部分以线性方式和可调换的方式分布，分析改造为综合，反之亦然。代数几何可以这样来建构，但是空间的分析亦即莱布尼茨通过拒绝笛卡尔而建立的解析几何却不能等。因此我们可以说，结构原则的萌芽是由笛卡尔赋予的，而数字参与了这些结构原则。乔姆斯基可以把他看做一个先驱者：其实，乔姆斯基“生成”了陈述文的说话者主体，该主体与笛卡尔的数字式主体同为一人，笛卡尔的数字式主体为了生存，需要以上帝的名讳把空间和无限置于自身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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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莱布尼茨的微分计算恢复了被取消权利的能指的无限性。他的无限小量把数的无限标志的功能重新赋予它[27]，而无限标志的功能构成这种象征元的独特性，并把它变成在科学标记中实现能指所活动的整个空间的标志。无限性隐约显现在认识“主体”的书写文字中并颠覆了后者的基础，直至无视他。象征程序不再是从整体的各个部分中对整体的某种测定。无限标志服从过渡和继续规律：任何东西不等于任何东西，且任何吻合其实都遮蔽着某种无限小的距离。因而它不构成结构，而确立通过近似运算的种种函数、种种关系。这样标记的数（π）与可能表达它的关系集之间的某种差距从来不曾填补而永远存在。统一性因而被敲碎。作为统一镜鉴的数字符号被粉碎了，且标记超越它而介入。由此产生并相当于14世纪唯名论者的无限小合成类的微分，不是一个可以添加到其他单位中共同形成整体的单位，而是无限量在封闭陈述文里的滑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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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滑动让我们面对莱布尼茨著名的继续论：这里的实质不是要填补靠近界限的所有阶段，而仅仅提出了某种过渡原则[28]。因此，人们不再展示点与点相互连接（度量）的某种延续，而展示某种指示、分解、分析的空间：几何学不再是代数几何，而成了解析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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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把单位组合成某种整体的是，无限能指安置种种微分。笛卡尔的视野远离而去，主体不再是限制能指的某种有限因素，而仅仅是永无限制的能指的一个时刻、一个位置[29]。认识也不再是某种整体化，而是某种进取、穷尽的程序，通过这种程序，无限接近某种永远落空的期限。行动中的无限因而无法到达它的全盛状态，而是全盛中缺少某种东西，正是作为否定无限的界限本身缺失着，这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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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等到20世纪的柯西（Cauchy）和阿贝尔（Abel）等人，界限、聚合等概念才从理论上论证了莱布尼茨的微分概念。如今，康托尔（Cantor）的超限数（le trans-fini）和集论与无限一起活动。然而，我们这里的兴趣点是，缝合基因文本和现象文本的能指的结构性工作，这个兴趣点首先呼唤莱布尼茨的思考，因为是它通过某种有限的标记体系，挽回了无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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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布尼茨微分概念的启示下，我们上文所谓的能指的数字功能变得更加清晰了。倘若文本的能指是某种囊括性质的抽象数，那么实现它并记录无限抽象数的书写成分或语音成分就可以称作表意微分。与直至现在所考察的所有义素性质不同（所有义素都代表某种语义），本质上变化的、比任何最小固定义素都更小的表意微分，是某种符义分析的无限标记。它的行动区域从语词—符号延伸到无限能指的行动。正是在那里，文本空间，种种关系和过渡的空间而非由部分构成的整体发挥着作用；人们无法用某种有条不紊的描述穷尽这种空间，但是它的和谐由“过渡中的某种同样思维的常态”所保证。换言之，成义过程的空间被设想为通过落实表意微分原则而复层决定的某种认识对象，而不是某种结构化的空间。表意微分将以这种方式成为让基因文本进入现象文本、并把表意空间带向语言中的陈述线条的场域。表意微分与符号仅咫尺之遥，但永远保持着它与符号的距离，它在无限表意中将愈来愈远离符号，同时又装出接近符号终极意义的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