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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建立在办公室语境基础上的隐喻，程序还利用动物和疾病隐喻。COMPUTER MOUSE（计算机鼠标）这个概念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该隐喻绝妙地把动物的外表和可能的活动都映射到跟踪球工具（它原先的名字）这一概念上，而实际上并没有解释它背后的抽象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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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解释的另一领域是计算机程序故障。在这一方面最早的隐喻可能是＋BUG＋（＋臭虫＋）隐喻，当程序出错时我们很自然地就会使用这个隐喻。更为复杂，也更为骇人的是＋VIRUS＋（＋病毒＋）隐喻，它跟＋WORM＋（＋蠕虫＋）一起加入了计算机词汇。就＋VIRUS＋而言，人们把计算机出现故障与在人或动物体内引起感染的神秘的而看不见的病毒扩散联系起来。尽管普通的语言使用者对这种叫病毒的生物知之不多，但是他们对它于人或动物的可恶的影响可能有丰富（哪怕是间接的）经验，而这个源概念被映射到计算机病毒这个目标概念上。这种结果和我们遇到的＋FAMILY＋（＋家族＋）隐喻（它构成了家族相似性原则的基础）相似。隐喻解释也许终究是模糊的，但是它似乎满足了一般计算机使用者的概念需求，因此对他们来说，这些隐喻不仅仅实现了解释功能，而且对计算机故障的概念化来说还是结构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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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计算机科学家会寻找更精确的解释，而遇到外行时，也会把＋VIRUS＋（＋病毒＋）隐喻当作有用的工具。因此对他们来说，计算机领域的＋VIRUS＋（＋病毒＋）隐喻和其他隐喻是注释性的，而不是像Boyd所说是结构性的。但是正如Kuhn（1993：538）所说的，在有的自然科学领域中，隐喻似乎不仅对通俗模型，而且对科学模型而言，也是结构性的。他的例证是物理学家Bohr提出的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的原子轨道模型。通过把原子核、电子的排列与太阳、行星之间的互动进行比较，换句话说，也就是利用＋THE ATOM IS A（MINIATURE）SOLAR SYSTEM＋（＋原子是（微型的）太阳系＋）这一隐喻，起码可以很方便地解释这一模型。图3.14更详细地显示了隐喻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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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解释为＋THE ATOM IS A（MINIATURE）SOLAR SYSTEM＋（＋原子是（微型的）太阳系＋）这一隐喻的原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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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行来说，这种情况可能类似于计算机科学中的＋VIRUS＋（＋病毒＋）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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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 SYSTEM＋（＋太阳系＋）隐喻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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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原子模型的通俗理论有重要作用，因此对非专家来说，它曾（也许仍然）既是解释性的又是结构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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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俗的解释相对照，Bohr对原子核和电子的科学定义借助了一些微小的带电的物质，它们被认为是在力学定律和电磁学原理之下相互作用。物理学家的任务是确定这些定律中的哪一个是适用的，并最终导致了量子理论的建立。但是，物理学家并不是非隐喻地工作；他们也利用了一个从根本上基于原子核、电子与小乒乓球或台球的类比的模型，因此这个模型看起来非常像图3.14呈现的那个模型。和外行的观点不同的是科学家不是把＋NUCLEUS AND ELECTRONS ARE PINGPONG BALLS＋（＋原子核和电子是乒乓球＋）这个质朴的隐喻用作对原子的一种解释。隐喻在这儿只是用作衡量原子核和电子特殊力学和电磁学表现的标准。就这个衡量功能而言，Kuhn的看法是，＋PINGPONG BALL＋（＋乒乓球＋）隐喻不仅是个解释的工具，而且对来个理论来说也是结构性的。根据Kuhn的说法，更近的关于复合原子和分子的数学描述仍然依靠这个整合了隐喻成分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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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隐喻的解释功能和结构功能在通俗的科学理论中可能被认为理所当然，然而，还有一些证据显示概念隐喻在更具理论性的科学方法中也可能具有结构功能。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当今核心的科学问题，如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是否不包含隐喻成分，或者直白地说，大爆炸理论是否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我们拥有的EXPLOSION（爆炸）这个心智概念(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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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off和Johnson（1999）是可能全心全意支持这种推测的两位认知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在他们雄心勃勃而发人深思的著作中，他们所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宣扬对许多传统哲学的隐喻解释，并描绘出代替这些传统哲学的“体现哲学”。对体现哲学来说，隐喻无疑是结构性的，隐喻和我们的基本经验一起，决定了我们的思维和哲学思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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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的概念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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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一个我们预料到会使用隐喻表达方式的领域，比科学，甚至哲学领域用得更多。确实，政治演讲是传统修辞学认可的种类之一，隐喻是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我们把Boyd关于解释性隐喻和结构性隐喻的区别从科学转移到政治时，要记住这种修辞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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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政治修辞的目的是说服，或者更直率地说，是操纵公众，所以，隐喻的解释能力常常不如隐喻的情感效果那么重要。为很多政治家所喜爱的那些隐喻确实把一个非常简单的解释和强烈的情感效果结合了起来。主要选择对象是与简单事件概念的隐喻联系，比如，WIND（风）这种自然力概念，这反映在大量的“wind-of-change”（变革的风）演讲中。另一个受欢迎的源概念是ILLNESS（疾病）；＋COUNTRY IS A PERSON THAT IS ILL＋（＋国家是一个病人＋）这个隐喻，自从在莎士比亚的《理查德二世》中Gaunt的演讲里使用过以后，就成了政治家的惯用隐喻。过去数十年的例子是前劳动党领袖Neil Kinnock的演讲，他喜欢把＋ILLNESS＋（＋疾病＋）隐喻和＋PART/WHOLE＋（＋部分/整体＋）转喻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结合奇怪地适合很多欧洲国家现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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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lments in a country gradually stain the whole country．（国家的小毛病逐渐影响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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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limbs are severely damaged the whole body is disabled．If regions are left to rot the whole country is weakened．（如果肢体严重损坏，整个身体就残废了。如果某些地区任其腐败，整个国家就被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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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mployment is a contagious disease．It doesn’t stop at the borders of economic regions．It infects the whole economic body.（失业是传染病。它不会在经济区的边界上止步。它传染整个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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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no ..．vaccine to inoculate the country against the spread of shut down.（没有……疫苗给国家接种，以阻止倒闭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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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收集了这些例子的Wilson（1990：128以次）所正确主张的那样，我们也许不会受到这些隐喻中的孤立的例子的特别影响，但是如果它们多次重复，我们最终会接受它们的寓意。用认知术语来说，这意味着政治受众和民众通常确实易于屈从＋ILLNESS＋（＋疾病＋）这类强有力的隐喻，过些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些隐喻当成他们概念框架中结构性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当他们面对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时候。换句话说，就像计算机用户一样，普通投票人常常满足于那种以丰富却相当模糊的隐喻为基础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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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专家”，即政治家会怎么样呢？他们是否也相信他们自己的隐喻？是否像科学中的定理那样，严格区分解释性的隐喻和基于非隐喻的事实分析之上的理论？这个问题肯定不会有一个唯一的答案。如果冷冰冰的精明的宣传家并不只是一个虚构（没什么理由假设他是），那么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为构造民众思想而设计的政治隐喻并不一定为它们的创造者所共有，在创造者的思维中也不充当结构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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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可以假设有很多政治家（还有行政官员和政治新闻记者）的思维事实上受到他们自己的或其他人的隐喻影响。这个问题的经典研究是Lakoff（1992）关于用来证明1991年海湾战争正当的一些隐喻的分析(19)。他所发现的特别有趣同时也是高度危险的是：不仅外行的想法，而且专家们的论证也是由一套他称之为“专家隐喻”的概念隐喻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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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系统的核心是最先由普鲁士将军Clausewitz创造的＋WAR IS POLITICS PURSUED BY OTHER MEANS＋（＋战争是以其他手段继续的政治＋）这一隐喻以及与此紧密联系的隐喻＋POLITICS IS BUSINESS＋（＋政治是生意＋）。只要看看这些隐喻就很清楚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把概念WAR（战争）降低到两个非常正常，基本上无害的人类活动，即政治和商业的层次上。战争像政治一样，是一个阐明立场、寻找盟友、控制对手、取信于民的事；这也再次预设了兜售某人的思想、讨价还价、供货等概念以及做生意的其他方面。在更专业的层次上，＋POLITICS＋（＋政治＋）隐喻和＋BUSINESS＋（＋生意＋）隐喻熔合成＋WAR IS A COST/BENEFIT ANALYSIS＋（＋战争是成本/利润分析＋）这一隐喻，它引入了会计学和审慎的经济估算概念。这样创造出来的正常、无害和负责的印象被这些隐喻之外的很多其他隐喻进一步增强。他们的目的之一就是把强制执行经济制裁之类的问题行为转化为无罪的公平交易，把战争的风险转化为一场可由数学概率计算和博弈论控制的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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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这些方便的隐喻，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官看不到，或者不想看到这些隐喻背后隐藏了什么：痛苦与死亡的现实，对伤者健康的长期影响，对老兵们的心理影响，环境影响，更不用提战争的道德方面了。另一个隐喻，表面上看来也是无害的，却同样很危险：即＋THE STATE IS A（SINGLE）PERSON＋（＋国家是个（单个的）人＋）这一隐喻。它展开了PERSON（人）（或HUMAN BEING（人类））这一内涵丰富的源概念：他健康，强壮，有家，有邻居，有朋友和敌人。这个隐喻掩盖了国家的内部差异，种族和宗教团体，政党和大企业所起的作用；换句话说，它使下面这种主张是正当的，即总是有高于一切的统一的国家利益，而对这种利益的追求常常以牺牲弱势的少数人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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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Lakoff试图把握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不同的世界观，拓宽了他的政治导向的认知分析的范围，（Lakoff 2002，2004）。他从STRICT FATHER（严父）和NURTURANT PARENT（慈父）这两个不同的家庭认知模型着手，收集了成组的隐喻来解释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道德观，他发现这种道德观在保守派和自由派对重要的政治问题所采取的立场中得到了反映。结果，STRICT FATHER（严父）模型产生了诸如＋MORALITY IS STRENGTH＋（＋道德是力量＋），＋MORAL AUTHORITY IS PARENTAL AUTHORITY＋（＋道德权威就是父母的权威＋），＋MORAL ACTION IS A MOVEMENT ALONG PERMISSIBLE PATHS＋（＋道德行为是沿着容许的道路的活动＋）这类的隐喻，而NURTURANT PARENT（慈父）模型则得到了诸如＋MORALITY IS EMPATHY＋（道德是体谅），＋MORALITY IS HAPPINESS＋（＋道德是幸福＋）和＋MORALITY IS FAIR DISTRIBUTION＋（＋道德是公平的分配＋）等隐喻的支持。尽管Lakoff强调他隐喻分析的客观性，但上述选择清楚地显示出他的偏爱所在，以及他对过去十年美国保守主义兴起的关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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