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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皮人(北美印第安人部落)截然不同的时间观念被认为是最能证明思维多样性的神奇例证之一。沃尔夫写道,霍皮人的语言“没有任何词、语法形式、结构或表达方式用以直接指称我们所说的‘时间’,或过去、现在、将来”。他同样认为霍皮人的“总体概念和直觉中没有这样一种时间——一个平缓流动的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之中,宇宙万事万物都同速运行,从未来到现在再到过去”。根据沃尔夫的说法,霍皮人不会将事件看成时间上的一个点或一段可以计量的时间长度,比如说一天或两天。相反,他们注重的似乎是事件本身的变化和过程,以及对所述之事是已知事件、神话故事还是遥远推测的心理区别。霍皮人对“明确的时序、日期、日历以及年表”没有丝毫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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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应如何解释下面这句译自霍皮语的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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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indeed, the following day, quite early in the morning at the hour when people pray to the sun, around that time then he woke up the girl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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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第二天拂晓时,也就是人们向太阳祈祷的时候,他再次叫醒了这个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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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皮人或许并不像沃尔夫说得那样缺乏时间概念。人类学家埃克哈特·马洛特基(Ekkehart Malotki)对霍皮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上面这句话正是出自其报告。此外,他还指出,霍皮语中包含时态、时间隐喻、时间单位(如天、天数、时辰、昨天、明天、星期几、星期、月份、月相、四季和年)、计时方法以及诸如“古代”“很快”“长期”和“结束”等词语。霍皮人拥有一套精密复杂的计时系统,包括基于日出日落的太阳历、准确有序的祈祷时间、用来记录日期的绳子或木棍,以及利用日晷原理显示时间的各种工具。谁也不知道沃尔夫是如何得出自己的古怪结论的,但可以确信的是,极其有限的霍皮语样本、偏颇拙劣的分析方法,再加上对神秘主义的一向偏爱,是导致沃尔夫步入歧途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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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人类学中的各种不实传言,没有哪个比得上“爱斯基摩词语大骗局”(Great Eskimo Vocabulary Hoax)了。在有关语言与思想的讨论中,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忽略的例子。与人们的普遍看法相反,爱斯基摩语中有关“雪”的词语并不比英语多。爱斯基摩人根本不像某些书中所讲的那样,拥有数量繁多的有关“雪”的词语(有的说400个,有的说200个,有的说100个,有的说48个,有的说9个)。例如,有本字典中只收录了两个这样的词语。而即便将标准大幅度放宽,语言学家也只能找到大约几个。相比之下,英语也差不到哪儿去,如“snow”(雪)、“sleet”(雨夹雪)、“slush”(雪泥)、“blizzard”(暴风雪)、“avalanche”(雪崩)、“hail”(冰雹)、“hardpack”(压紧了的雪)、“powder”(粉末状的雪)、“flurry”(阵雪)和“dusting”(雪末)。此外,波士顿WBZ电视台的气象学家布鲁斯·施沃格勒(Bruce Schwoegler)还发明了一个词:“snizzling”(雪和毛毛雨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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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传言起自何处?显然它不是出自对爱斯基摩-阿留申语族(流行于西伯利亚与格陵兰岛之间)有着真正了解的学者之口。人类学家劳拉·马丁(Laura Martin)考察了这一传言的形成过程,它就像是一个都市传奇,在口耳相传间被不断夸大。1911年,鲍亚士偶然提到爱斯基摩人使用4个不相干的词根来代称“雪”。沃尔夫则将数字提高到7个,并暗示说还有更多类似的词语。他的文章被广泛转载,许多有关语言的教科书和通俗读物也纷纷引用他的观点。随之而来的是,在各种教材、文章以及关注奇闻异事的报纸专栏中,这个数字像滚雪球一样地膨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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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杰弗里·普勒姆(Geoffrey Pullum)在《爱斯基摩词语大骗局》(The Great Eskimo Vocabulary Hoax)一文中向普通公众介绍了马丁的文章,并解释了这一传言为何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爱斯基摩人拥有丰富词语的说法恰好契合了很多关于他们的种种传闻:打招呼时相互摩擦鼻子;把妻子借给陌生人;生吃海豹脂肪;把祖母扔去喂北极熊。”这一现象极具讽刺意味,源自鲍亚士学派的语言相对论本来是为了证明无文字的民族和欧洲文明人一样,拥有同样复杂精密的文化。但是,这些意在培养宽容精神的域外故事却完全变了味,它们恰恰迎合了人们狭隘的民族心理,将不同于本民族的文化风俗看成荒诞不经的怪异行为。正如普勒姆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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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传播得言之凿凿,谎言被精心地编造。而在这众多令人沮丧的状况中,有一点颇值得玩味:客观来讲,就算在某种北极语言中真的存在大量描述不同类型的雪的词根,也不应引起什么关于心智研究的兴趣,这只是一个稀松平常、不值一提的事实而已。养马的人用很多不同的词来描述马的品种、个头和年龄;植物学家用很多不同的词来描述树叶的形状;室内装潢设计师用很多不同的词来描述淡紫色的色调差异;印刷工人用很多不同的词来描述不同的字体。这些都是多么自然而然的事情。……为什么没人去写些关于印刷工人的东西呢?这不是和我们在那些差劲的语言学课本中读到的有关爱斯基摩人的瞎话差不多么?随手翻开一本……就能看到作者认真地说:“显而易见,在爱斯基摩文化中……雪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以至于将这个相当于英语中一词一义的概念,切割成许多截然不同的层次……”试想一下,如果他这么写:“显而易见,在印刷工人的文化中……字体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以至于将这个相当于非印刷行业中一词一义的概念,切割成许多截然不同的层次……”即使描述的是真的,也无聊透顶。只有与浮冰之上的传奇猎人们那些乱伦杂交、生吃鲸脂的传说联系起来时,这种平庸的东西才会变得格外惹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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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类学中的这些奇闻异事不值得相信,那么科学家所进行的对照研究又如何呢?近35年来的心理学实验证明了一个结果,那就是没有结果。大多数实验都是为了验证“温和版”的沃尔夫假说,即语言可能会影响人们的记忆或概念。其中一些实验的确证明了这一点,但这并不奇怪。在某个典型的实验中,被试必须记住各种色块,以便回答测试中的多项选择题。一些测试表明,如果被试所用的语言中存在有关某种颜色的现成名称,他们就能更好地记住这个色块。不过,即便是那些没有名称的颜色,被试在记忆方面也还是表现得相当不错的。因此,这个实验并不能证明人们是完全依靠语言标签来记住颜色的,它只能说明被试通过两种方法来记住这些色块:一种是非语言的视觉记忆,一种是语言记忆,这两种方式各有优劣。在另一类实验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将三个色块中的任意两个放在一起,结果显示,被试常常将其所用语言中名称相同的色块放在一起。这也不足为怪,我们可以想象出被试的心理活动:“这人究竟想要我把哪两个色块放在一起呢?他没有给我任何提示,这些色块又非常类似。对了,这两个色块应该都属于‘绿色’,而那一个色块属于‘蓝色’,这似乎是个恰当的分类标准。”就这些实验来看,从技术层面上讲,语言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但那又怎样?它既不能证明不同的语言会导致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也不能证明“无以名之”的东西就一定“无法想象”,更不能证明我们是依靠“有着绝对约束力”的本族语言来切分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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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影响思维”的问题上,唯一引人注目的发现来自于语言学家、斯沃斯莫尔学院院长阿尔弗雷德·布卢姆(Alfred Bloom)的著作《语言对思维构成的作用》(The Linguistic Shaping of Thought)。布卢姆指出,英语语法给其使用者提供了一种虚拟语气结构,例如:“If John were to go to the hospital, he would meet Mary”(如果约翰去了医院,他就能碰到玛丽)。这种虚拟语气用来描述一种 “反事实的”(counterfactual)情形,即说话者知道事件本身并未发生,但却假设其存在。熟悉意第绪语的人还能举出一个更好的例子:“Az di bobe volt gehat beytsim volt zi geven mayn zeyde”(如果我祖母有睾丸的话,她就是我的祖父了),这句话常被用来讽刺那些喜欢说“如果”之人。相比之下,汉语就缺乏虚拟语气以及其他直接表示反事实的语法结构,因此表达起来颇为曲折,例如:“如果约翰去了医院——但他其实没去——但如果他去了,他就会碰到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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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认知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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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卢姆写了一些以反事实前提为脉络线索的小故事,然后把它们分别拿给中美两国的学生看。其中一个故事的梗概是:“比尔是一位生活于18世纪的欧洲哲学家。在当时,西方与中国已有所接触,但很少有中国的哲学著作被翻译过来,而比尔又不懂中文。不过,如果他懂中文的话,他就会发现B,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将会是C。一旦比尔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他就会去研究D。”然后,布卢姆要求这些学生回答故事中的“B”“C”“D”是否真实发生过。结果,98%的美国学生给出了正确的答案:没有发生。而回答正确的中国学生只有7%。布卢姆认为,汉语的语法特征使得其使用者无法轻易分辨出想象中的虚假世界。不过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对意第绪语的使用者进行过反向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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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卢姆认为东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偏执、现实,缺乏想象,但认知心理学家特里·欧(Terry Au)、高野阳太郎(Yohtaro Takano)和刘丽莎(Lisa Liu)对此并不认同。他们分别指出了布卢姆的实验中存在的严重缺陷。首先,布卢姆的故事是用生硬的中文写成的;其次,如果细加研读的话,其中的一些科学故事本身就包含了多重含义。相较于美国学生,中国学生接受了更多科学训练,因此他们能够察觉出连布卢姆本人都未能发现的多重含义。当这些因素被排除后,中美学生之间的差异也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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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 语言不是思维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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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不小心就会高估语言的能力,不过这也情有可原。语言从嘴里说出,或被写在纸上,他人能够随意倾听和阅读,而我们的思想却深居于头脑之中。要知道他人心中所想,或与别人一起探讨思维的本质,我们就必须使用语言,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也难怪有许多评论家离开了语言就不会思考,不过,这或许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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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认知心理学家,我敢于向各位宣布这样一个事实:常识性的看法是正确的(即思维不同于语言),而语言决定论虽然流传甚广,却是无稽之谈。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认清这一事实:第一,已有大批实验打破了语言的屏障,发掘出多种非语言的思维方式;第二,有关思维机制的科学理论已能相当精确地阐明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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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见识了一个非语言思维的例子:福特先生,一位智力正常的失语症患者(不过有人可能会争辩说,福特先生的思维能力是在他中风之前依靠语言的框架搭建好了的)。我们还看到一些缺乏语言能力的聋哑儿童能够很快地发明一种手语。不过,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一些被学者偶然发现的成年聋哑人,他们完全不懂任何形式的语言,不会手语,不会写字,不会读唇,也不会说话。例如,苏珊·夏勒(Susan Schaller)在其新书《无语之人》(A Man Without Words)中讲述了一位27岁的非法移民伊尔德方索(Ildefonso)的故事。夏勒在洛杉矶担任手语翻译时认识了这位来自墨西哥农村的年轻人,他的眼神机灵无比,透露出确凿无疑的智慧与好奇心,而夏勒则成了他的志愿老师和朋友。伊尔德方索很快就显示出对数字透彻理解的能力:他在三分钟内学会了笔算加法,并毫无困难地理解了两位数的十进制原则。此外,在伊尔德方索身上还发生了一次类似于“海伦·凯勒”的奇妙经历。当时,夏勒试图教会他“猫”字的手语动作,这让他突然领悟到万物皆有名字,从此他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要求夏勒把所有熟悉之物的名字都教给他。很快,伊尔德方索就能向夏勒倾诉自己的人生经历:幼时的他是如何央求贫穷的父母送他上学,他在美国各州采摘的各类庄稼以及他如何躲避移民局的官员。他向夏勒介绍了其他一些被社会遗忘的“无语之人”。尽管他们被隔离于语言世界之外,但却表现出许多抽象思维的能力,比如修锁、玩牌、管理财务以及通过哑剧表演的方式相互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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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尔德方索及其同类人的精神世界,我们的了解只能停留在印象层面,因为从人道主义出发,一旦我们发现这些人的存在,第一要务就是要教会他们使用语言,而不是研究他们在缺乏语言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思考。不过,科学家找到了其他一些“无语”生命进行实验研究,旨在揭示他们如何思考空间、时间、物体、数目、比例、因果和范畴等抽象问题,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报告。不妨让我为大家介绍三个绝佳的例证:第一个是婴儿,他们还不会说话,因此无法用语言思考;第二个是猴子,它们无法掌握语言,所以也不能用语言思考;第三个是某些艺术家和科学家,他们表示只有摆脱语言的束缚才能进行更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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