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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类学中的这些奇闻异事不值得相信，那么科学家所进行的对照研究又如何呢？近35年来的心理学实验证明了一个结果，那就是没有结果。大多数实验都是为了验证“温和版”的沃尔夫假说，即语言可能会影响人们的记忆或概念。其中一些实验的确证明了这一点，但这并不奇怪。在某个典型的实验中，被试必须记住各种色块，以便回答测试中的多项选择题。一些测试表明，如果被试所用的语言中存在有关某种颜色的现成名称，他们就能更好地记住这个色块。不过，即便是那些没有名称的颜色，被试在记忆方面也还是表现得相当不错的。因此，这个实验并不能证明人们是完全依靠语言标签来记住颜色的，它只能说明被试通过两种方法来记住这些色块：一种是非语言的视觉记忆，一种是语言记忆，这两种方式各有优劣。在另一类实验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将三个色块中的任意两个放在一起，结果显示，被试常常将其所用语言中名称相同的色块放在一起。这也不足为怪，我们可以想象出被试的心理活动：“这人究竟想要我把哪两个色块放在一起呢？他没有给我任何提示，这些色块又非常类似。对了，这两个色块应该都属于‘绿色’，而那一个色块属于‘蓝色’，这似乎是个恰当的分类标准。”就这些实验来看，从技术层面上讲，语言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但那又怎样？它既不能证明不同的语言会导致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也不能证明“无以名之”的东西就一定“无法想象”，更不能证明我们是依靠“有着绝对约束力”的本族语言来切分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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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影响思维”的问题上，唯一引人注目的发现来自于语言学家、斯沃斯莫尔学院院长阿尔弗雷德·布卢姆（Alfred Bloom）的著作《语言对思维构成的作用》（The Linguistic Shaping of Thought）。布卢姆指出，英语语法给其使用者提供了一种虚拟语气结构，例如：“If John were to go to the hospital, he would meet Mary”（如果约翰去了医院，他就能碰到玛丽）。这种虚拟语气用来描述一种 “反事实的”（counterfactual）情形，即说话者知道事件本身并未发生，但却假设其存在。熟悉意第绪语的人还能举出一个更好的例子：“Az di bobe volt gehat beytsim volt zi geven mayn zeyde”（如果我祖母有睾丸的话，她就是我的祖父了），这句话常被用来讽刺那些喜欢说“如果”之人。相比之下，汉语就缺乏虚拟语气以及其他直接表示反事实的语法结构，因此表达起来颇为曲折，例如：“如果约翰去了医院——但他其实没去——但如果他去了，他就会碰到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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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认知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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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卢姆写了一些以反事实前提为脉络线索的小故事，然后把它们分别拿给中美两国的学生看。其中一个故事的梗概是：“比尔是一位生活于18世纪的欧洲哲学家。在当时，西方与中国已有所接触，但很少有中国的哲学著作被翻译过来，而比尔又不懂中文。不过，如果他懂中文的话，他就会发现B，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将会是C。一旦比尔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他就会去研究D。”然后，布卢姆要求这些学生回答故事中的“B”“C”“D”是否真实发生过。结果，98%的美国学生给出了正确的答案：没有发生。而回答正确的中国学生只有7%。布卢姆认为，汉语的语法特征使得其使用者无法轻易分辨出想象中的虚假世界。不过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对意第绪语的使用者进行过反向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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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卢姆认为东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偏执、现实，缺乏想象，但认知心理学家特里·欧（Terry Au）、高野阳太郎（Yohtaro Takano）和刘丽莎（Lisa Liu）对此并不认同。他们分别指出了布卢姆的实验中存在的严重缺陷。首先，布卢姆的故事是用生硬的中文写成的；其次，如果细加研读的话，其中的一些科学故事本身就包含了多重含义。相较于美国学生，中国学生接受了更多科学训练，因此他们能够察觉出连布卢姆本人都未能发现的多重含义。当这些因素被排除后，中美学生之间的差异也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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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 语言不是思维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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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不小心就会高估语言的能力，不过这也情有可原。语言从嘴里说出，或被写在纸上，他人能够随意倾听和阅读，而我们的思想却深居于头脑之中。要知道他人心中所想，或与别人一起探讨思维的本质，我们就必须使用语言，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也难怪有许多评论家离开了语言就不会思考，不过，这或许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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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认知心理学家，我敢于向各位宣布这样一个事实：常识性的看法是正确的（即思维不同于语言），而语言决定论虽然流传甚广，却是无稽之谈。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认清这一事实：第一，已有大批实验打破了语言的屏障，发掘出多种非语言的思维方式；第二，有关思维机制的科学理论已能相当精确地阐明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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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见识了一个非语言思维的例子：福特先生，一位智力正常的失语症患者（不过有人可能会争辩说，福特先生的思维能力是在他中风之前依靠语言的框架搭建好了的）。我们还看到一些缺乏语言能力的聋哑儿童能够很快地发明一种手语。不过，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一些被学者偶然发现的成年聋哑人，他们完全不懂任何形式的语言，不会手语，不会写字，不会读唇，也不会说话。例如，苏珊·夏勒（Susan Schaller）在其新书《无语之人》（A Man Without Words）中讲述了一位27岁的非法移民伊尔德方索（Ildefonso）的故事。夏勒在洛杉矶担任手语翻译时认识了这位来自墨西哥农村的年轻人，他的眼神机灵无比，透露出确凿无疑的智慧与好奇心，而夏勒则成了他的志愿老师和朋友。伊尔德方索很快就显示出对数字透彻理解的能力：他在三分钟内学会了笔算加法，并毫无困难地理解了两位数的十进制原则。此外，在伊尔德方索身上还发生了一次类似于“海伦·凯勒”的奇妙经历。当时，夏勒试图教会他“猫”字的手语动作，这让他突然领悟到万物皆有名字，从此他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要求夏勒把所有熟悉之物的名字都教给他。很快，伊尔德方索就能向夏勒倾诉自己的人生经历：幼时的他是如何央求贫穷的父母送他上学，他在美国各州采摘的各类庄稼以及他如何躲避移民局的官员。他向夏勒介绍了其他一些被社会遗忘的“无语之人”。尽管他们被隔离于语言世界之外，但却表现出许多抽象思维的能力，比如修锁、玩牌、管理财务以及通过哑剧表演的方式相互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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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尔德方索及其同类人的精神世界，我们的了解只能停留在印象层面，因为从人道主义出发，一旦我们发现这些人的存在，第一要务就是要教会他们使用语言，而不是研究他们在缺乏语言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思考。不过，科学家找到了其他一些“无语”生命进行实验研究，旨在揭示他们如何思考空间、时间、物体、数目、比例、因果和范畴等抽象问题，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报告。不妨让我为大家介绍三个绝佳的例证：第一个是婴儿，他们还不会说话，因此无法用语言思考；第二个是猴子，它们无法掌握语言，所以也不能用语言思考；第三个是某些艺术家和科学家，他们表示只有摆脱语言的束缚才能进行更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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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心理学家凯伦·韦恩（Karen Wynn）最近指出，5个月大的婴儿已经懂得简单的心算。她采用的是婴儿知觉研究中的一种常用方法：拿一些东西给婴儿看，时间一久，婴儿就会对它们失去兴趣，并把头转向别处；而如果把场景稍作改变，婴儿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别，并重新产生兴趣。通过这种方法，科学家发现出生仅5天的婴儿对数目就已非常敏感了。在某个实验中，研究人员让一名婴儿观看某个物体，直到他丧失兴趣，然后再用一块幕布把这个物体挡住。当研究人员把幕布移走之后，如果这个物体和刚才一模一样，婴儿在看了一下之后就会再度失去兴趣。但是，如果研究人员暗中把物体的数目增加两个或三个，那么等幕布移走之后，婴儿会颇感惊讶，注视的时间也会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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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恩的实验中，婴儿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放在台上的橡胶米老鼠，时间一长，他们的眼睛就开始四处乱转。接着，一块幕布将米老鼠挡住，婴儿可以看见一只手从幕后伸出，将另一个米老鼠玩具放进了幕后。结果，当幕布移走后，如果幕后有两个米老鼠（这是婴儿事先没有见过的场景），婴儿只会稍微看一看；但如果幕后只有一个米老鼠，婴儿就会大吃一惊，尽管这个场景与他们之前感到无聊的场景一模一样。韦恩还对另外一组婴儿进行了测试，不过这一次婴儿首先看到的是两个米老鼠，然后幕布出现，婴儿可以看到一只手伸入幕后，拿掉了其中一个米老鼠。结果当幕布移走之后，如果台子上只剩下一个米老鼠，婴儿并不会表现出多大的兴趣；但如果仍存在两个米老鼠，他们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这两个米老鼠上。可见，这些婴儿一定记住了幕后有多少个米老鼠，然后根据增加或拿走的数量来进行加减。如果最终的结果与自己的预期不符，他们就会仔细观察现场，仿佛在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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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猴是一种有着稳定家族结构的动物。灵长类动物学家多萝西·切尼（Dorothy Cheney）和罗伯特·赛法思（Robert Seyfarth）发现，草原猴的各个家族之间存在着像“蒙特鸠与贾布列家族”这样互为世仇的对立关系。他们在肯尼亚观察到一个典型的例子。一只小猴子被另一只小猴子摔倒在地，尖叫不已。20分钟后，“受害者”的姐姐走到“施暴者”的姐姐跟前，突然毫无缘由地咬了一下它的尾巴。从理论上说，如果这位“复仇者”要找出正确的报复对象，它必须完成以下的推理：A（受害者）与B（自己）的关系等于C（罪犯）与X的关系，其中的关系就是“姐姐”（或者仅仅是“亲属”而已，毕竟公园里的草原猴数量不多，不一定非得是“姐姐”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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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猴子真的知道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吗？更有意思的是，它们能理解其他猴子也存在着和自己一样的亲属关系（如姐弟关系）吗？为了证实这一点，切尼和赛法思在一片树丛背后藏匿了一个喇叭，然后播放一只两岁幼猴的叫声。结果，这一带的母猴都把目光投向一只幼猴的母亲，而录音带里的叫声正是录自它的孩子。实验证明，草原猴不但能根据叫声识别出幼猴的身份，而且还知道它的母亲是谁。除了草原猴外，长尾猕猴也展现出了类似的能力。维雷娜·达泽（Verena Dasser）曾将一群长尾猕猴“请”到实验室旁边的一个围栏里，并向它们播放三张幻灯片：中间一张是一只母猴，旁边一张是它的孩子，而另一边一张则是一只与它的孩子年龄相同、性别也相同的幼猴，但没有血缘关系。此外，每张幻灯片的下方都有一个按钮。经过一定的训练之后，猴子们学会了按动母猴孩子下方的按钮。接下来达泽对这些猴子进行了测试，这一次的幻灯片上出现的是另一只母猴，两边分别是它自己的孩子和另一只没有血缘关系的幼猴。结果，90%以上的猴子选择了这只母猴的孩子。在另一项测试中，达泽给这些猴子看了两张幻灯片，每张幻灯片上都是两只猴子，且其中有一张幻灯片中的两只猴子是母女关系。经过一定的训练，猴子学会了按动“母女”那张幻灯片的按钮。接下来，达泽让这些猴子观看其他猴子的幻灯片，结果发现，实验中的猴子总是选择“母子”关系的幻灯片，无论其中母猴的孩子是公还是母，是老还是少。此外，在判定两只猴子的亲属关系时，它们似乎不仅仅依赖外表的相似度，或者这两只猴子在一起生活的绝对时间，而是基于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微妙因素。这让极力想要弄清动物之间的亲属关系及其表现方式的切尼和赛法思不禁感叹：猴子才是出色的灵长类动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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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从事创作的人都强调，当灵感爆发时，他们的思维不再依靠语言，而是表现为一幅幅“心象”（mental image）。英国诗人萨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则写道：当时只觉异象纷呈，文思泉涌，恍如梦境。他立即将浮现于脑海中的前40行诗写到纸上，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名篇《忽必烈汗》（Kubla Khan）。然而，一阵意外的敲门声打碎了他心中纷呈的异象，也让这首诗作戛然而止。以琼·狄迪恩（Joan Didion）为代表的许多当代小说家也表示，他们的创作并非始于有关人物或情节的具体概念，而是始于脑海中一幅幅鲜活生动的画面，正是这些画面决定了他们的遣词造句。现代雕塑家詹姆斯·苏尔兹（James Surls）喜欢躺在沙发上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构思作品。他习惯于在大脑中摆弄他的雕塑：把一只手臂接上，再把另一只手臂拿下。一个个画面在他的脑海中翻滚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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