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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逆向思维虽然有点儿突兀，但却很有帮助，它将关键期的问题完全翻转了过来。我们的问题不再是“为什么学习能力会消失”，而是“什么时候需要这种学习能力”。我们前面已提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越早越好。这样，人们在有生之年就可以尽可能多地享受语言带来的好处。现在请注意一点，学习一门语言与使用一门语言正好相反，它是一种一辈子只需使用一次的技能。一旦儿童从大人口中提取到足够多的语言信息，进一步的学习能力（除了词语以外）就变得多余了。这就好比你用借来的软盘驱动器给自己的电脑装载软件，或者用别人的转录机将自己收藏的唱片转录成磁带，一旦事情做完，你就可以将它们还给别人。同理，一旦儿童掌握了语言，语言习得系统就变得多余了。如果维持这套系统需要耗费不小的成本，那就应该将它完全卸载。事实上，维持这套系统的成本确实很高。从新陈代谢的角度来说，大脑就像是一头猪，它要消耗身体1/5的氧气，以及同等比例的卡路里和磷脂质。养尊处优但又毫无用处的神经组织是最应该被扔进回收站里的。全球唯一的计算机进化语言学家詹姆斯·赫福德（James Hurford）曾经将这一假设输入模拟人类进化的计算机程序，结果发现幼儿的语言习得关键期的消失是一个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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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语言习得关键期会给成人学习第二门语言带来一定的好处，但它的消失可能已经进化成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而它的背后是一个更大的事实：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物体会变得越来越虚弱，生物学家将其称之为“衰老”。常识告诉我们，人体就像机器一样，总有一天会磨损报废，但这其实又是产品的比喻所导致的误解。生物体是一个可以自动补偿、自身修复的系统。从生理上看，我们的身体没有理由不长生不老，就像实验室里用来进行研究的癌细胞一样。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真的可以永远活着。我们每一天都有可能遭遇各种不幸：坠落悬崖、身染恶疾、意外触电或者被人谋杀。迟早有一天，一道闪电、一颗子弹或者别的什么会夺走你的生命。关键的问题是，在这场“死亡抽奖”的游戏中，我们的“中奖”概率每天都一样，还是我们玩得越久，概率就越高？衰老现象告诉我们：这个概率是会变的。老年人可能会因为一次摔跤或者流感而送命，但他的孙子却可以轻松地存活下来。现代进化生物学探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既然自然选择在生物体的每个生命阶段都会发挥作用，为什么还会出现衰老现象呢？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不能每一天都保持同样的活力呢？那样我们就能无止境地重塑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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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威廉姆斯和P.B.梅达沃（P. B. Medawar）给出了巧妙的回答。在设计生物体的过程中，大自然一定面临着无数次取舍，它必须权衡每种特征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所存在的不同利弊。某些材料既坚固又轻便，但却磨损得很快；另一些材料虽然比较重，但却经久耐用。某些生化过程可以提供极为有用的物质，但却会在体内留下越来越多的污染。当生物体进入消耗和磨损日益加剧的晚年时，一套代谢能力旺盛的细胞修复机制也许最能派上用场。在面对这些两难问题时，大自然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通常而言，它会偏向于对年轻生物体更为有利的选项，而不会选择将利弊平均分配给生命的各个阶段。这种选择的偏向源自死亡本身的不对称性。如果一个人在40岁时死于雷击，那么大自然也就没有必要担心他50岁或60岁的生活，但却要考虑他20岁或30岁的人生。因此，任何一种为40岁之后而设计（以40岁之前的利益为代价）的身体特征都将是一种浪费。这个道理适用于任何年龄阶段的意外死亡。一个残酷的数学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年轻人总是比老年人有更大的存活概率。因此，那些有利于年轻生物体而有损于老年生物体的基因就会获得青睐，并会在进化过程中逐渐积累。无论拥有怎样的身体系统，最终的结果都是整体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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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语言习得或许也和其他身体机能一样。异国旅游者和留学生在外语上的笨拙表现，很可能就是我们婴儿时期的语言天赋所付出的代价，这就像晚年的衰老正是早年的活力所付出的代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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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个词合在一起就是“statutory rape”，即法定强奸罪，特指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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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罗塞塔石碑：1799年在埃及尼罗河口罗塞塔发现的一块石板，由上至下共刻有同一段诏书的三种语言版本，分别是埃及象形文、埃及草书与古希腊文。其中埃及象形文和埃及草书是已经失传的语言，而古希腊文则是现代人可以阅读的语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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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 [:170523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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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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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家在左脑发现了语言运作的痕迹。在所有由脑损伤引发的语言障碍中，损伤部位位于左侧大脑外侧裂周区的病例占到98%，因此，我们可以称这一区域是人类的“语言器官”。有些基因似乎会对处理语法的神经回路产生特定影响，这为语法基因的存在提供了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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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 真的存在“语法基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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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认为，学习语法的能力是由基因决定的。”——这并不是刊登在某份花边小报上的新闻，而是美联社在1992年发布的一则消息。消息的依据是美国最大的科学联合会的一份年会报告，那份报告概述了特定型语言障碍的家族性特征，它的主要证据就是我们在第1章提到的遗传特征异常明显的K氏家族。不过，专栏作家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James J. Kilpatrick）和艾尔玛·邦贝克（Erma Bombeck）对此深表怀疑。基尔帕特里克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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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语法好，基因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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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研究人员在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年会上发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你准备好了吗？我可要说了哟：遗传生物学家已经发现了语法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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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有报道称，麻省理工学院的史蒂芬·平克和麦吉尔大学的默娜·高普尼克已经解决了一个困扰英语教师多年的问题。有些学生虽然不太愿学，但仍然能掌握语法；而有些学生尽管接受相同的教育，却只能说出“Susie invited her and I to the party”这样的句子。这其实都是遗传在作怪，而我们完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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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相信，某个显性基因控制着语法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孩子说出“them marbles is mine”这样的句子，他并不一定是个笨蛋。他的头脑其实完全正常，只是染色体有些缺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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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难以置信！过不了多久，研究者或许就会分离出控制拼写的基因、讲究卫生的基因、阅读书本的基因、调小音量的基因、关掉电视的基因、讲求礼貌的基因、料理家务的基因、完成作业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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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贝克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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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很差？都怪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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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道称，有的小孩学不会语法，是因为他们缺少一个显性基因。对此，我觉得不必大惊小怪……我先生曾经在高中教过英语，他班上就有37名缺乏“语法基因”的学生。你想想这个比例有多高。他们对语法一窍不通，把逗号当作一幅岩画，把主语补足语当作是对朋友靓丽发型的赞美之辞，把悬垂分词看成与他们无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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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问，班上的这些年轻人今天都去了哪里呢？他们都成了著名的体育明星、摇滚歌星和电视名嘴。这些人个个身家百万，但嘴里吐出的都是“郁闷”“极端”和“了不起”等单词，而他们还觉得这就是完整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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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年会之后，紧随而来的专栏文章、三手报道、评论漫画以及电台节目让我很快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截稿期限的压力下，新闻记者是如何将一个科学上的发现生吞活剥、使之成为一场闹剧的。在这里我要澄清以下事实：这个具有先天语言障碍的家族是高普尼克发现的，新闻记者将本属于高普尼克的功劳慷慨地分给了我一半。但事实上我只是研讨会的主持人，我所做的工作只是把高普尼克介绍给听众。此外，高普尼克并没有发现语法基因，而只是根据家族成员所表现的共同症状，推测他们的某个基因可能存在缺陷。也许这个基因会干扰语法的学习，但这并不代表它能够控制语法的学习。这就像拆掉汽车打火线汽车就不能发动，但却并不代表汽车是受打火线操控一样。而且，患者受到干扰的只是日常的语言交流能力，而非学习书面文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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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记者了解事实真相，许多人还是会像两位专栏作家一样持怀疑态度。真的会有一个牵涉到语法能力的基因吗？这个观点动摇了人们根深蒂固的认识：大脑是一个通用的学习设备，在接触外界环境之前，它是一块白板，空无一物。如果语法基因真的存在，它会做些什么呢？难道真的会像乔姆斯基所暗示的那样，创造出一个语法器官吗？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同样荒唐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