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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对生物器官的两种相似性做了区分。一种是“同功”（analogous），它指的是一些器官虽然具有类似的功能，但却分别源自进化之树的不同分枝，因此这些器官从本质上说并非“同一器官”。教科书上经常拿鸟类的翅膀和蜜蜂的翅膀来做例子。它们都是飞行器官，而且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因为任何一种飞行器官都必须采用类似的构造。但是，它们是各自独立进化而来的，除了满足飞行的功能外，没有其他共同之处。而另一种“同源”（homologous）器官则相反，也许它们在功能上有所差别，但都源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因此具有某种共同的结构，以表明它们是“同一器官”。例如蝙蝠的翅膀、马的前腿、海豹的鳍状肢、鼹鼠的爪子以及人类的手，它们虽然功能千差万别，但却都是由哺乳动物始祖的前肢进化而来的，因此它们共同拥有一些“非功能性”特征，例如相同的骨骼数量和相同的连接方式。要区分同功与同源，生物学家通常会考察器官的整体结构，并着眼于其中最没有实用价值的特征，因为实用的特征很可能是由不同的分枝进化而来的，分类学家将这种具有迷惑性的现象称为“趋同进化”（convergent evolution）。我们之所以推断蝙蝠的翅膀其实是手，是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它的腕部构造，并数出其中的手指关节。而且，如果大自然真的想打造出一对翅膀的话，它完全可以采用其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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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便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人类语言是否与当今动物界中的某个器官具有“同源性”，即在生物学上属于“同一器官”呢？要明确这一点，仅仅依靠语序排列的相似性是毫无意义的，特别是这种相似性出现于和人类相隔遥远、且并无渊源关系的某段分枝上（比如说鸟类）。就关系而言，灵长类动物和我们最为接近，但那些猩猩训练者及其支持者却弄错了规则。假设他们最终实现了梦想，一些黑猩猩真的学会了手语，并可以自发地用它来组词造句、传情达意、描绘事物，这是否能说明人类的语言能力是由猩猩学习手语的能力进化而来的呢？显然不能，这就像海鸥的翅膀并非是从蚊子的翅膀进化而来一样。如果黑猩猩的符号系统和人类语言有什么相似之处，那也不是源自某个共同祖先的遗产。黑猩猩的符号系统出自科学家的精心设计，实验中的黑猩猩之所以去学习它，是因为这套系统可以给它们带来眼前的利益。要检验二者的同源性，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标志性特征，这种特征既出现在猿类的符号系统中，也出现在人类的语言中，而且，这些特征对于交流而言并非不可或缺，因此它可以出现两次，一次出现在人类的进化历程中，一次出现在心理学家训练猩猩的实验室里。我们可以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寻找这些特征，看看猿类是否像人类一样有着标准的学习进程，从咿呀学语，到独词句阶段，再到双词句阶段，再到语法爆炸阶段。我们也可以检视语法的发展过程，看看猿类是否会发明或者偏爱词类范畴、屈折变化、X-杠句法、词根词干、改变句中助动词的位置以形成问句，以及人类普遍语法所拥有的其他特征。这些特征并不抽象，我们很容易就能识别出来。例如，当语言学家第一次接触美国手语或者克里奥尔语时，就能立刻识别出这些特征。此外，我们还可以借助神经解剖学，检查猿类的左脑外侧裂周区的功能部位，看看是否语法位于较前的区域，而词语位于靠后的区域。自19世纪以来，这一系列检查都已成为生物学的常规手段，但却从来没有人将其应用于黑猩猩的“手语”研究，虽然我们大致也能猜到最终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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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 从0到1，语言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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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语言是在人类与黑猩猩分道扬镳之后才开始出现的，这个假说有多少合理性呢？菲利普·利伯曼（Philip Lieberman）认为没有多少。这位科学家坚信，语言的进化只表现为声道构造和语音控制的逐步改良，而非语法模块的生成。他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告诉我们，进化表现为一种小规模的渐进式积累，以加强某个特定模块的现有功能，因此从逻辑上说，‘新’模块是不可能进化出来的。”目前看来，这个观点和事实完全不符。人类是从某种单细胞祖先进化而来的，这个单细胞祖先没有手、没有脚、没有心脏、没有眼睛，也没有肝脏。因此从逻辑上说，眼睛和肝脏也是不可能进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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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的错误在于，虽然自然选择表现为一种以增强功能为目的的渐进式积累，但这种增强并不一定是针对现有模块。它也可以以原有生理结构的某个并不明显的特征为基础，缓慢地建立一个新的模块，或者在现有诸多模块的角落、夹缝中建立一个新的模块，生物学家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理查德·勒沃汀（Richard Lewontin）将其称之为“拱肩”（spandrel）现象。这原本是一个建筑学术语，指的是两个拱门之间的空间。眼睛就是一个新模块的例子，在动物进化史上，它大约重复出现过40多次。它可能始于一个没有眼睛的生物，这个生物的某块皮肤上的细胞对光敏感。这块皮肤可能逐渐凹陷下去，形成一个球形，只在前方留有一个洞口，并长出一层半透明的物质盖住洞口等，这其中的每一步变化都让这个生物能够更好地辨别外界事物。此外还有大象的鼻子，它也是一个原本没有、后来才逐渐产生的模块。象鼻是一个全新的器官，但同源性证据表明，它是从蹄兔和大象的某个已经灭绝的共同祖先进化而来的，这种原始动物的鼻孔和上唇的部分肌肉出现了融合，然后再经过一系列极端的变化与改进，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象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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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也可能是以同样的方式进化而来的，它将灵长类动物原本没有用来口头交流的大脑回路进行翻修改造，并添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进去。神经解剖学家阿尔·加拉布尔达（Al Galaburda）和泰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在猴子的大脑中发现了某些区域，这些区域在所处位置、神经分布以及细胞成分方面与人类的语言区域非常接近。例如，这些区域中也包含了类似韦尼克区和布洛卡区的结构，而且有一束纤维将它们连在一起，就和人类一样。这些区域并不负责猴子的叫声，也不负责它们的手势。猴子似乎是使用类似韦尼克区的区域以及相邻部位来识别声音序列，并将自己的声音与其他猴子的叫声区别开来。类似布洛卡区的区域负责控制脸部、嘴唇、舌头和喉部的肌肉，而这一类似区域的各个分区则负责接收来自大脑各个部位的信息输入，包括听觉、口舌咽喉的触觉。此外，这些区域也是所有感觉信息的交汇之地。没有人知道猴子（以及猴子和人类的共同祖先）的大脑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但是，这种安排却给了进化提供了一些可供操作的余地，由此建造出人类的语言回路。或许它正是利用了这些区域的特点——即声音、听觉以及其他信号的交汇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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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域也可能已经形成了全新的回路。神经科学家在利用电极为大脑皮质绘制功能图时，偶尔会发现一些变异的猴子。相比于一般的猴子，这些猴子的大脑中拥有一个额外的视图区。所谓视图区，就是大脑上的一块邮票大小的区域，它有点儿像一个内置的图形缓冲区，将外部世界的轮廓和动作记录在一个扭曲的图片上。一系列的基因变化复制下大脑的某个图式或者回路，重新设定它的输入与输出，并调整、校正其内部连接，就能制造出一个崭新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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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控制神经连接的基因发生改变时，大脑才可以重新布线。这就导致了另一个错误的论断，即认为黑猩猩的手势一定类似于人类的语言。这个论断以一个发现为基础的：黑猩猩与人类的DNA有着98%~99%的相似度。这一说法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且被不断地添油加醋，就像人们认为爱斯基摩人拥有400个与雪有关的单词一样，在最近一期连环漫画《Zippy退魔骚动》中，这个数值上升到99.9%。这种论断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们和黑猩猩一定有着99%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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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遗传学家却被这种推理吓坏了，他们在公布这个研究结果的同时，就已经在着手扑灭这种论调。胚胎的构造有着十分怪异的风格，基因上的微小变化都会对生物体的最终成型带来巨大影响。1%的差异其实并不小，就DNA的信息含量而言，它相当于10兆字节的信息。这足以容纳普遍语法，而且还能腾出许多空间装载将人类和黑猩猩区别开来的其他设备。事实上，1%的DNA差异并不是指1%的人类基因和1%的黑猩猩基因存在不同，从理论上说，它可以指100%的人类基因和100%的黑猩猩基因存在差异，而每个基因的差异为1%。DNA是一套离散组合代码，因此基因中1%的DNA差异可以被看成是100%的差异，就像改变每个字节中的一个字位，或者改变每个单词中的一个字母，都会使原有文本发生100%的改变，而非10%或20%的变化一样。对于DNA来说，即便只是替换某个单一氨基酸，都会极大地改变蛋白质的形状，从而使它的功能发生彻底的变化。许多致命的遗传疾病就是这样产生的。遗传相似性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绘制出进化的谱系图（例如究竟大猩猩是从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中分化出去的，还是人类是从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共同祖先中分化出去的），或许我们也可以通过“分子时钟”来确定分化的年代。但是，这些数据无法帮助我们了解生物体的大脑和身体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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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已有400万年的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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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新的回路能够对知觉与行为产生某种影响的条件下，我们祖先的大脑才有可能进行重新布线。人类的语言是如何迈出第一步的，至今还是个谜。不过，这并没有阻止19世纪的哲学家做出一些臆想式的推测，例如有人认为语言起源于对动物叫声的模仿，或者用特定的声音来模拟它们所代表的物体，语言学家因此轻蔑地将这两种推测称为“汪汪说”（bow-wow theory）和“叮咚说”（ding-dong theory）。手语常常被人认为是一种中介形式的语言，但随后科学家发现它其实和口语一样复杂。而且，手语似乎也依赖于布洛卡区和韦尼克区，它们分别与大脑皮质的发声区和听觉区靠得很近。负责抽象运算的大脑区域通常都位于处理输入和输出信息的中心地带，就此而言，语言似乎是更为基础的东西。如果一定要让我找出语言的某种中介形式，我可能会考虑多萝西·切尼和罗伯特·赛法思研究的草原猴所发出的警报声。这些警报有着不同的种类：老鹰来了是一种警报，蛇来了是一种警报，豹子来了又是另一种警报。或许像这样“半指示性”的叫声是受到大脑皮质的自主控制，并通过组合的方式制造出来，以应对复杂的情况，而且，针对这些组合叫声的分析能力可以适用于每个叫声的组成部分。不过我必须承认，这个观点和“叮咚说”一样，并没有多少证据，或者和莉莉·汤普琳认为人类说出的第一个句子是“好一个毛茸茸的背！”（What a hairy back！）一样，显得滑稽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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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不清楚的是，在黑猩猩与人类的共同祖先的世系表中，原始语言是在哪个阶段进化出来的，以及它是以怎样的速度发展为现代的语言本能的。许多考古学家试图根据一些历史遗迹来推测我们已经消失的祖先所具有的语言能力，例如他们所用过的石器或住过的洞穴，但这就像一则笑话所说的：一个醉汉在路灯下寻找钥匙，别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路灯下比较亮。人们普遍认为，精细的工艺反映了复杂的心智，而这必然是得益于复杂的语言，而且，工具制作上的地域差异也是文化传递的一个表现，它依赖于一代又一代的沟通交流，而交流的工具或许就是语言。但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以人类祖先的历史遗迹作为调查对象，会严重低估语言的产生时间。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些以采集狩猎为生的部落，他们拥有复杂的语言和精细的工艺，但他们的篮子、衣服、婴儿背带、飞镖、帐篷、陷阱、弓箭、毒矛都不是用石头做的。当这些部落消亡后，他们的工具很快就会分解腐烂，未来的考古学家也就无从推测出他们的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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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语言的第一缕痕迹很可能在阿法南方古猿（也就是著名的“露西”化石）身上就已经出现了，这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人类最早祖先，距今大约400万年。当然，语言的出现还可能更早一些，只不过我们还没有找到介于人类与黑猩猩的分离时代（500万~700万年前）和阿法南方古猿时代之间的化石。时代越后，我们用来证明语言已经存在的实物证据就越多。生活在200万~250万年前的能人在洞穴里留下了一堆堆石器，这些洞穴很可能是他们集体聚居或屠宰猎物的地方。无论哪种情况，这都表明他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合作意识和工艺技术。值得庆幸的是，能人也为我们留下了他们的头骨化石，这些头骨化石可以让我们看到大脑褶皱在颅内印下的浅痕。科学家发现，能人的布洛卡区所留下的浅痕大而明显，已经肉眼可及，缘上回和角回的痕迹也是如此（参见结语的大脑语言区域图）。此外，能人左脑位置的这些区域显得更大一些。不过，我们不清楚能人是不是利用这些区域来控制语言的。我们上面说过，即便是猴子的大脑中也拥有类似于布洛卡区的区域。直立人大约是在50万~150万年前从非洲迁徙到亚欧大陆的（一直抵达中国和印尼）， 他们已经懂得用火，而且一路上都在使用造型匀称、做工精良的石斧。我们可以推测，这种成就一定得益于某种形式的语言，虽然我们还无法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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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智人大约出现于20万年前，并在10万年前走出非洲大陆。他们的头骨已经和我们的非常相似，工具也愈发精致、复杂，并带有显著的地域特征。我们很难相信他们没有语言，因为他们的生理构造与我们完全一致，而所有的现代人都拥有语言。这一基本事实颠覆了大多数杂志文章和课堂教材所给出的数字，它们将语言的起源时间定在3万年前，即旧石器晚期的克鲁马努人绘制洞穴壁画、雕刻精美石器的时代。然而，人类的主要分支在此之前就早已分化出去，他们所有的后代都拥有同样的语言能力。因此，语言本能很可能远在石器时代晚期之前就已经形成。其实，考古学家大多对心理语言学一窍不通，他们是用错误的逻辑来推定语言的起源时间，他们希望在艺术、宗教、装饰器具和语言中找到某种统一的“符号”能力。但是，你只要看看第1章中的丹妮丝、克里斯蒂尔等低能的语言天才，以及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3岁小孩的表现，就知道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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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为语言起源找到另一个精巧的物证。新生婴儿的喉头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位于较高的位置，与鼻腔的后部相连，这可以使空气直接经由鼻子进入肺部，而不必经过口腔和咽喉。等到3个月大的时候，婴儿的喉头会降到咽喉的较低位置，这给了舌头来回移动的空间，从而可以任意改变两个谐振腔的形状，以便发出各种可能的元音。但是，这种变化是要付出代价的。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指出：“我们吞咽的每一粒米和每一滴水都必须经过气管的开口，冒着落入肺部的危险，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奇怪的事。”在海姆利克氏急救法（Heimlich maneuver）出现之前，食物哽噎一直是美国意外死亡的第六大原因，每年都要夺去6 000人的性命。此外，喉头位于咽喉深部，虽然可以使舌头靠后发出各种元音，但却会给呼吸和咀嚼带来一定的障碍。可以想见，为了满足沟通的需要，我们必须付出这些生理上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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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伯曼和他的同事试图以头骨化石为基础，推测喉头和相关肌肉的分布位置，以此复原人类祖先的声道构造。他们认为，现代智人之前的所有人种，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拥有的都是类似一般哺乳动物的呼吸道，它们空间狭小，无法发出太多的元音。利伯曼表示，在现代智人出现之前，语言一定是无比幼稚的。但是，许多学者认为尼安德特人已经拥有比较复杂的语言，因此利伯曼的观点依然存在争议。而且，一种只拥有少量元音的语言也能很好地表达意思，[10]因此我们不能妄下结论，认为发不出太多元音的人类祖先一定缺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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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语言本能的进化时间和进化方式，但还没有谈及背后的原因。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花费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证明他的自然选择理论不但可以解释身体的进化，也同样可以解释本能的进化。面对世界上各种复杂的生物特性，自然选择是唯一科学合理的解释。因此，如果语言和其他本能一样，那么它的进化就很可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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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认为，如果将带有争议的“语言器官理论”移植到进化论的坚实土壤之上，这对乔姆斯基来说将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的确，他在某些文章中也暗示了这种关联。但是，面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乔姆斯基更多的时候是持怀疑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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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先天的心智结构发展归结为“自然选择”一点儿都不会错，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一说法并没有实质内容，无非是相信对这些现象自有自然主义的解释……在研究大脑心智进化时，我们无法猜测：一个符合人类特有的物质肌体条件的生物，除了产生生成语法以外，还有没有可能产生什么别的东西。可以认为根本没有，或者极少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谈论语言能力的进化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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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语言进化）今天能不能获得解决呢？事实上，我们对这些事物的了解还微乎其微。进化论在许多问题上都非常有发言权，但在这类性质的问题上也说不上话。寻找答案的地方也许不是在自然选择理论而是在分子生物学中，在对地球上生物条件下什么种类的物质系统，最终由于物理原理的缘故，能够发展及其原因的研究中。肯定不能认定每种特性都是明确选择的。拿语言这样的系统来说，要想想象出生产它们的选择过程还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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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语言器官拥有的是另一种进化方式，而这种方式与我们已知的适应于其他器官的进化方式完全不同？许多心理学家对这种无法自圆其说的观点不以为然，他们对乔姆斯基的这些论断大加挞伐，并讥讽他是一个“隐秘的创造论者”。这些人显然错了，不过我认为乔姆斯基也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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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内在逻辑。进化和自然选择并不是一回事，进化指的是物种种群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变化的原因就是达尔文所说的“有饰变的代传”（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这种观点早在达尔文所处的时代就已经深入人心，只不过当时的人们对进化的方式有着不同的解释，而这些解释现在都被证明是不可靠的。例如，拉马克（Lamarck）认为，生物体后天所获得的性状变化可以遗传给后代，而某些内在的冲动和欲望会迫使生物体朝着日趋复杂的方向发展，直至人类的产生。相对于前人而言，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的贡献在于发现了进化的独特原因：自然选择。自然选择拥有三大特点——繁殖、变异和遗传，它们可以解释任何生物的进化过程。繁殖是指某个物体可以自我复制，而它的复制品也能自我复制。变异是指这种复制并不完美，时常会出现一些错误。这些错误会让这个物体出现某些性状，导致它的复制速度快于或者慢于其他物体。遗传是指由错误而产生的性状会在此后的复制过程中重复出现，因此这一性状会在世系的传承中一直保存下来。从数学上看，自然选择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任何可以增进复制的性状都会在世代的延续中更为广泛地传播开来。因此，这一物体的各种性状看上去似乎都是为了有效繁殖而产生出来的，包括一些确实是由此而生的性状，例如从外界环境中收集能源和物质，并保护它们不被竞争者夺去的能力。这种能够自我复制的物体就是我们所说的“生物”，它们以这种方式逐步积累的可以增进复制的性状被称为“适应”（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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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里，许多人都会为自己发现了进化论的致命漏洞而沾沾自喜。“瞧！这是一种循环论证。它的逻辑是：因为有些性状可以导致有效的复制，所以这些性状导致了有效的复制。自然选择就是‘适者生存’，而所谓的‘适者’就是‘生存者’。” 事实绝非如此！自然选择的理论意义在于，它联结的是两个相互独立、截然不同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外观设计”，它指的是，面对某种装置，一位工程师能够观察并推测出它的部件结构，以及这种部件结构所能实现的特定功能。例如，让一位光学工程师观察某种未知物种的眼球，这位工程师可以立即告诉你，这个眼球是专为摄取外界图像而设计的。它的结构就像一台照相机，拥有透明的镜头、可收缩的快门等多个部件。而且，这台成像装置并不是一个用来装点门面的古董摆设，而是寻找食物、寻求配偶以及逃避敌人的有效工具。确立了第一个概念之后，自然选择理论再用第二个概念解释这种设计的成因：生物体祖先的繁殖成功率。让我们梳理一下这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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