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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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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既源于遗传，也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受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的启发，人们将会找到潜藏于所有文化下的普遍行为模式。按“相似度”进行归纳，是人类天生就有的一种学习能力。尽管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我们拥有相同的心智结构，语言是洞悉人性的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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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 在本书的开篇，我曾问你为什么应该相信语言本能的存在。到这里，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说服你。现在我要问的是：为什么你会关心这个问题。当然，拥有语言是人类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对语言的好奇也是人之常情。但对人类来说，拥有一双从行走中解放出来的手其实更加重要，可是你恐怕不会有耐心把一本介绍人类双手的书全部读完。人们对语言更加好奇，而且充满热情，原因很简单：语言是心智中最容易被触摸到的部分。人们想要了解语言，因为他们希望由此洞悉人类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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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 语言本能离不开遗传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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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连锁”关系激发了语言的研究，使得语言学界的各种晦涩难懂的理论分歧更加令人玩味，也引得其他领域的学者投来关注的目光。哲学家、实验心理语言学家杰瑞·福多尔致力于探讨“句法剖析究竟是一个封闭的心智模块，还是与一般智力混为一体”的问题。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对这场争论如此关心时，他的回答比其他人要诚实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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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问：“你看，你为什么对模块如此关心？你已经取得了终身教席，你为什么不搭上飞机，环游世界？”这是一个十分合理的问题，我也经常问我自己。……大致来说，“认知决定感知”的说法属于科学哲学的观点（而且二者在历史上也确切存在联系）。这个观点认为，一个人的观察结果完全取决于他所采用的理论。在人类学上，这种说法表现为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完全取决于他的文化环境；在社会学上，这种说法表现为一个人的知识水平，特别是科学知识，完全取决于他的阶级地位；在语言学上，这种说法表现为一个人的思想完全取决于他所使用的句法（例如沃尔夫假说）。所有这些观点都隐含了一种相对主义的整体论：由于认知决定感知、理论决定观察、文化决定价值、阶级决定科学、语言决定思想，因此针对科学理论、伦理价值和形而上的世界观等任何问题的理性批评，都只能在对话者所共享的某个假定框架内进行（这个框架的形成往往与地理、历史或社会等偶然因素有关），你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批评这个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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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我讨厌相对主义。我讨厌相对主义超过其他任何东西。更重要的是，我认为相对主义很可能是错的。简言之，它忽视了人性的固定结构（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新奇的观点，相反，人性的可塑性一直是相对主义所秉持的信条，比如说约翰·杜威……）。在认知心理学的传统中，主张人性拥有固定结构的观点表现为坚持认知机制的异质性和认知架构的严格性，正是这种异质性和严格性使它们具有了封闭性的特点。如果真的存在官能和模块，那么就并非一切都相互影响、一切都可以塑造。无论这个“全体”是什么，它都至少不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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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多尔看来，句子感知模块是人类心智的一个代表性的固定结构，它负责逐字逐句地传递说话者心中的想法，而不被听者的偏见或期待干扰。无论何时何地，这个模块都可以让人们在“何为正义”“何为真实”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就仿佛它们是客观的实体，而不像口味、习俗和自我利益那样因人而异。这样说或许有些夸张，但没有人能够否认其中的关联。现代知识领域弥漫着相对主义的思想，一味否定普遍人性的存在，然而语言本能的存在，无论它表现为哪一种形式，都对这种否定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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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标准社会科学模式，它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一直统治着知识界。这种模式是两个观点混合杂糅的结果，一个来自人类学，一个来自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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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动物完全受制于生物特性不同，人类的行为是由文化决定的。文化是一套自主控制的符号体系和价值体系，它可以摆脱生理的制约，表现出任意、无限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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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类婴儿出生时只拥有一些反射反应和学习能力。学习是一种通用机制，它适用于所有知识领域。儿童是通过听从教导、接受奖惩以及效仿榜样的方式来学习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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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社会科学模式不仅是学术界从事人类研究的理论基础，它还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普世价值，是任何一个文明人都应该持有的立场。它的对立面，也就是有时被称作“生物决定论”的思想，被认为是依据社会、政治、经济的严格等级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它成为近几个世纪所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的罪魁祸首，例如奴隶制、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种姓制度、强制绝育、性别歧视和种族大屠杀。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和心理学家约翰·华生是标准社会科学模式的两位著名奠基人，他们显然意识到了这种科学模式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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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的天性是那样柔韧，那样具有可塑性，可以精确、有差别地应答周围多变的文化环境刺激……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富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我们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全部潜能的多样性，因此我们需要缔造一个具有较少专断性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人类的每一种天赋都会得到一个恰当的位置。（米德：《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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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一个由我支配的特殊环境，让我在这个环境里养育他们。我可担保，任意选择一个，不论他的才能、嗜好、倾向、能力、天资以及祖先种族，我都可以按照我的意愿把他训练成为任何一种人物——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人，甚至乞丐或强盗。（华生：《行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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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社会科学模式至少在知识阶层的话语体系中取得了全面胜利，无论是温文尔雅的学术交流，还是受人尊敬的新闻报道，任何有关人类行为的概括都小心翼翼地采用了标准社会科学模式的专门用语，以便将说话者和历史上令人反感的遗传论者（从中世纪的国王到电视角色阿奇尔·邦克[1]）区别开来。这些讨论都是以“我们的社会”开头，即便讨论者根本没有考察过其他的社会，接着又说“使我们社会化”，虽然他们并没有关注儿童经历，最后他们得出结论，“作为……角色”，而根本不管“角色”的比喻是否恰当——即随意分派给演员的扮演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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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闻杂志告诉我们，“钟摆如今又摆了回来”。在他们的描述中，一些身为和平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父母却养育出一个3岁就会玩枪的男孩，或者一个4岁就迷恋上芭比娃娃的女儿，他们由此提醒读者不能忽视遗传因素，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先天与后天交互作用的结果，二者不可分离，就像长方形的长和宽，它们共同决定了长方形的面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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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遗传-环境”（或者“先天-后天”“先验-经验”“天赋-习得” “生物-文化”）这种空洞无谓的二分法来解释我们对语言本能的认识，我会倍感失望。这种二分法其实是一堆毫无益处的废话，总是强调纠缠不清的互动关系。它就像是一个科学钟摆，在两个观点之间摆来摆去。我认为，对语言本能的了解，为我们探索人类心智和人性打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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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去掉套在心智问题上的思维框架，这个框架不属于科学范畴，而更像是神奇的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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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框架中，有关遗传、环境抑或二者的互动关系导致人类行为的“争论”完全是无的放矢。我们看不到生物体的存在，只看到没有感知者的环境，没有行为者的行为。这就像童话中的爱丽丝看见柴郡猫渐渐消失了，但它的咧嘴微笑却留了下来，这让她十分惊讶：“哎哟，我常常看见没有笑容的猫，可是还从没见过没有猫的笑容呢。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稀奇的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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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个框架也过于简单，但它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