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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斯基摩词语大骗局的故事将在我的书中专门出现——这本书的名字暂定为《人类学百年乌龙史》（One Hundred Years of Anthropological Malpractice）。多年来，我一直在收集人类学的各种专业错误。人类学上的所有经典案例都有悖事实，但却被当作学术常识反复出现在教科书中。例如，萨摩亚人的性自由，并因此较少出现犯罪和压抑现象；阿拉佩什人的性别倒置，男性身上表现出“温顺”的气质（事实上，阿拉佩什男子都是凶残的猎头者）；处于“石器时代”，具有母系氏族特征的塔萨代人（这是菲律宾文化部长一手编织的骗局，他让周边的村民装扮成母系氏族的“原语人”）；霍皮人的时间观念与我们有着本质的差异；以及与我们这里完全不同的各种异域文化，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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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比起只懂得一般常识的普通人，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使人类学家更容易相信任何荒诞不经的事情（许多教科书把小说《唐璜》——我的最爱——当作客观事实）。换句话说，他们被自己的“专业知识”蒙蔽了双眼。就像原教旨主义迫使你接受神迹一样，成为一名合格的人类学家的信念会迫使你相信地球上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一切奇闻异事。事实上，这些无根游谈是所有受过专门训练的社会科学家的标准配置，这给它们造成了不可消弭的障碍，使他们无法均衡、理智地推断各种心理和社会现象。我估计这本书会让我永远找不到饭碗，所以我不急于把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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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人的性自由”是指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在1983年投下的一颗重磅炸弹。他揭露出米德的经典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所描述的内容并不属实（米德犯错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米德的调查对象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喜欢开她的玩笑）。而另一位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Donald E. Brown）在他的新作《人类共性》（Human Universals）中也提出了详尽的指控。布朗接受过传统人类学的标准训练，但他发现，在人类学家所记录的异国他乡的奇风异俗背后，存在着一系列清晰但又抽象的共相，例如等级、礼貌和幽默。事实上，如果没有一套丰富的“共同假设”作为基础，人类学家根本无法理解或者融入其他的族群，这个共同假设也就是丹·斯珀伯所说的“元文化”（metaculture）。托比和柯斯玛依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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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鱼儿感知不到水的存在一样，人类学家也是在人类共有的元文化中游来游去，从一种文化游向另一种文化。元文化弥漫于他们的每个想法之中，但他们却察觉不到它的存在……当人类学家接触其他文化时，人类经验上的差异让他们想起自己文化中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同样，生物学家和人工智能研究者也是“人类学家”，他们所穿越的地带拥有更为奇特的心智表现，远远超过任何一位人种学者曾经涉足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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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的启发下，布朗试图描绘出普遍的人性。他详细地审核了人种学的各种文献档案，希望找到潜藏于所有文化之下的普遍的行为模式。他对那些被人种学家歪曲的奇风异俗持怀疑的态度，也不轻信那些证据薄弱的普遍性观点。布朗的调查结果令人吃惊，他根本没有发现各种文化之间的任意性差异，反而可以无比详尽地描述出普遍人性的各项内容。在他的发现中，有些内容几乎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因此我在这里把它们全部罗列出来。根据布朗的调查，普遍人性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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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口才；说闲话；撒谎；误解；言语幽默；戏谑；诗性和修辞性的语言形式；叙事和故事；隐喻；重言迭句、三秒一顿的诗歌；有关天、月、季、年、过去、现在、未来、身体部位、心理状态（情绪、感觉、思想）、行为倾向、植物、动物、天气、工具、空间、运动、速度、位置、空间维度、物理性质、赠予、借出、有影响的事物和人、数目（至少有“一”“二”和“两个以上”）、专有名称、财产的单词；父母之别；亲属概念，例如母亲、父亲、儿子、女儿以及年龄顺序；二分法，包括男和女、黑和白、自然和文化、好和坏；计量；逻辑关系，包括“非”“与”“相同”“等效”“逆”“一般与特殊”“部分与整体”；揣度（根据可察觉的线索推断不在场或看不见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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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语言的声音交流，例如哭喊和尖叫；从行为推知意图；识别面部表情，例如快乐、悲伤、愤怒、恐惧、惊讶、厌恶和鄙视；用微笑来打招呼，表示友好；哭泣；眉目传情；面部表情的伪装、修饰和模仿；表达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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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我与他人、责任、自愿行为与非自愿行为、意图、私人内心世界、心理状态正常与否的认识；移情；性诱惑；强烈的性嫉妒；童年的恐惧，特别是对刺耳噪音的恐惧，以及一岁之后对陌生人的恐惧；怕蛇；俄狄浦斯情结（对母亲的占有欲）；面貌识别；装饰身体、打理头发；性吸引力，预示对方健康与否，例如年轻女性；讲卫生；舞蹈；音乐；戏剧；表演，包括打斗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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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并依赖各种工具，其中许多工具都经久耐用，并饰以各自的文化图案，包括刀具、捣具、容器、绳子、杠杆、长矛；用火烹调食物和作其他用途；药物，用于治疗和养生；居所；装饰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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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断奶模式和断奶时间；群居，有领地概念和民族身份意识；以母亲和孩子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家庭，通常为亲生母亲和一个或多个男人；制度化的婚姻，即公开认可的与某位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进行交配的权力；由长辈亲属对儿童进行社会化教育（包括大小便训练）；儿童模仿长辈；区分近亲与远亲，对近亲更为重视；避免母子乱伦；对性话题极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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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指定（依据血缘、年龄和性别）或追逐而获得的地位和威望；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基于性别和年龄的劳动分工；主要由女性照顾小孩；男性更具攻击性和暴力倾向；承认男女之间的先天差异；男性支配公共政治；交换劳动、物品和服务；礼尚往来，包括复仇；馈赠；社会推理；结盟；政府，即对公共事务具有约束力的集体决策；领袖，几乎都是非独裁的，也许非常短暂；法律、权利和义务，包括禁止暴力、强奸和谋杀的法律；惩罚；冲突，通常遭受谴责。强奸；要求对过错进行补偿；调解；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财产；继承财产；是非观；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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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节；好客；宴会；昼出夜伏；不同程度的性保守；通常在隐秘处交媾；喜欢甜食；食物禁忌；对排泄物进行隐秘处理；超自然的信仰；通过法术来维持和延长生命、吸引异性；福祸理论；对疾病和死亡进行解释；医疗；仪式，包括成人礼；哀悼死者；做梦，并解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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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不是一张关于人类本能或先天心理倾向的清单，它罗列的是普遍人性和人类生存条件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我还要补充一句，它也不是一张描述人类宿命的列表，一种对人类可能性的界定，或者一份人类欲求指南。如果要对100年前的普遍人性进行描述，我们也可以把“没有冰激凌、口服避孕药、电影、摇滚乐、女性投票权和有关语言本能的书”囊括进去，但这并不会阻碍这些新事物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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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都喜欢用黄油面包蘸咖啡一样，布朗列举的普遍人性打破了我们对人性的先入为主的看法。正如前文所说，这对双胞胎的发现并不能证明他们都有一个“奶油面包蘸咖啡”的基因。同理，普遍人性的发现也并不表示人类普遍拥有“训练大小便”的本能。毫无疑问，普遍心智与普遍人性一定存在着某种形式上的关系，就像X-杠理论与普遍词序的关系一样。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种普遍心智理论的研究重点都应该是人类大脑，而不是人们热衷于学习或模仿榜样的普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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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 “相似度”归纳，人类天生的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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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排除了人类学对“人性无限差异”的假设，现在再来看看心理学中有关“无限习得能力”的认定。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一个普遍、通用的学习机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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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教育”（explicit pedagogy）——即有意识地言传身教——是一种通用的学习方式，但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种学习其实并不重要。很少有人会相信“从来没有人教过孩子什么是普遍语法，但他们却都能谨遵不误，因此它一定是先天的”这种说法。人们普遍认为，大多数的学习都发生在课堂之外，是从具体的事例中归纳出一般的结论。儿童从身边的榜样中归纳出各种生活道理，或者依据自身行为所换来的奖惩后果来进行归纳。归纳的力量来自于相似性。如果一个孩子只会一字不改地重复父母的句子，他将被看成孤独症患者，而不是强大的学习者。孩子归纳出的句子和父母的句子非常相似，但并非完全一致。同样，如果一个孩子看见一条狂吠的德国牧羊犬张口咬人，他会对此做出归纳：狂吠的杜宾犬或其他相貌类似的狗也会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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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相似度是假设的通用学习机制的主要动力，但问题就在这里，用逻辑学家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的话来说，相似性是“一个冒牌货、骗子、庸医”。相似度的麻烦在于，它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就像我们试图解释的，它不是客观的存在。古德曼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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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以摆放在机场登机口的行李箱为例：旁观者可能会注意它的形状、大小、颜色、材质甚至品牌，而飞行员关注的是它的重量，旅客留心的是它的目的地和拥有者。因此，哪些行李看上去更为相似，不仅取决于行李本身的特征，还取决于由谁来进行比较，以及什么时候进行比较。或者假设我们有三个杯子，前两杯装的都是无色液体，第三杯装的是鲜红的液体。我可能会认为比起第三杯来，前两杯更加相似。但万一第一杯装的是水，第三杯装的是添加了植物染料的水，第二杯装的是盐酸——而我此时正好口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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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相似感”一定是天生就有的。这是一个没有太多争议的观点，因为它的逻辑非常简单。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实验中，如果一只鸽子因为啄了红色的圆形按钮而获得奖赏，它就会更多地去啄红色的椭圆形按钮或粉红色的圆形按钮，而较少去啄蓝色的正方形按钮。这种“刺激泛化”是自发产生的，并非训练的结果。它需要一套天生的“相似度空间”（similarity space），否则动物要么将一切都归纳进去，要么将一切都排除在外。这些主观的刺激空间是学习的必要条件，所以它们本身无法完全通过学习来获得。因此就像逻辑学家奎因所说，即便是行为主义者也都在“开心地使用着”先天相似度的决定机制——他的同事斯金纳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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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语言习得来说，天生的相似度空间是什么呢？是怎样一种机制让孩子从父母的句子中归纳出符合英语规则的“相似”句子呢？显然，像“红色比蓝色更接近粉红色”或“圆形比三角形更接近椭圆形”这样的原则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一定是某种心理计算使得“John likes fish”与“Mary eats apples”更为接近，而与“John might fish”貌合神离，否则孩子就会说出“John might apples”这样的句子。也一定是它使得“The dog seems sleepy”与“The men seem happy”关系密切，而与“The dog seems sleeping”界限分明，这样孩子才能避开错误的陷阱。也就是说，对孩子的归纳进行指导的“相似度”一定是某种分析能力，可以把语言分解为名词、动词和短语，并由学习机制所自带的普遍语法负责计算处理。如果没有这种心理计算，以便对句子的相似度进行界定，孩子就根本无法进行正确地归纳。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哪两个句子是“相似”的，除了一模一样的句子；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世界上的任何两个句子都有“相似”的地方。正因如此，我们才说学习的可塑性必须以心智的先天限制为基础。这句话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在探讨语言习得问题的第8章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完美的例子：孩子之所以能够归纳出数量无限的潜在句子，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套既定的心理范畴去分析父母说出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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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如果要从例子中学习语法，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受普遍语法规范的相似度空间。从例子中学习词义也是一样，就像奎因的“gavagai难题”，学习者根本无从知晓“gavagai”是指“兔子”“跳跃的兔子”还是“兔子的各个组成部分”。那么其他方面的学习又是如何呢？我们来看奎因是如何为“归纳法的耻辱”进行圆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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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们对其他的归纳更为担心，这些归纳所面对的不是他人的言语行为，而是无情的客观世界。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我们的（心理）性质划分与他人应该有吻合的一面，毕竟我们同属人类。因此，在……词义的学习中，归纳法的普遍可信度是一个预设的事实。然而，将归纳法作为探索自然真理的可靠手段，则几乎等同于假定我们的性质划分和宇宙的性质划分可以完全匹配……（但是）为什么我们天生的性质划分能跟自然界中功能相关的分类吻合得这么好，以至于我们的归纳能够成功呢？为什么我们主观的性质划分会在自然中有一种特殊的立足点，并且对于未来拥有一种发言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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